王小忠

1

甘南藏族自治州是中国十个藏族自治州之一，位于甘肃省西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沿与黄土高原西部过渡地段，是汉、藏文化的交汇地带，是黄河、长江的水源涵养区和补给区。南与四川阿坝州相连，西南与青海黄南州、果洛州接壤，东部和北部与陇南市、定西市、临夏州毗邻，总面积4.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73万多。南部为重峦叠嶂的迭岷山地，东部为连绵起伏的丘陵山区，西部为广袤无垠的平坦草原，最高海拔4920米，最低海拔1172米，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000米以上。常年气温较低，年平均气温只有4摄氏度，且天气多变，经常风雨骤至，昼夜温差大，日照强烈。

由于地缘关系，我的村庄一直处在农区与牧区的交汇地带，因为脱离了纯牧业的生活方式，转入农业耕种之后，显得愈加贫瘠了。广阔无垠的大草原，优良的天然牧场，都不见了，那种巨大的生存空间和相应产生的高原游牧文化似乎成了遥远的传说，剩下来的只有适宜于高海拔地带的简单生活了，而千百年来积累的丰厚而实用的高原生存经验，也似乎变得可有可无。在这样的时代里，我的兄弟们守着几亩薄田，谈论着人生无常，叙述着命途多舛，艰难地过着各自的日子。无病无灾，按理说也算是种幸福吧，可是，大家都不情愿被地域束缚，也不情愿被命运捆绑，于是在这片半农半牧的土地上拼命挣扎着。

这片贫瘠的土地养育着成千上万的民众，可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下，大家拼命挣扎的同时，渐渐迷失了道路。田地荒芜了，人心在经济大潮里日益涣散，似乎失去了道德的约束，沿着我们无法预料的方向发展。拜年、礼俗、兄弟、亲情，乃至故乡，渐渐成为记忆中的名词，没有了情感，失去了温暖。这么多年来，我苟活于人世，乡村和我像一对情人，匆匆相聚，便又匆匆而别。而兄弟们体内那股相同的热血，有一天会不会变得冰冷？我一直在估摸，大家在奔赴另一个世界的途中，会不会热情地谈论此生作为兄弟的骄傲？抑或是因为此生作为兄弟，内心才布满了仇恨？

百年前，我的村庄就完全脱离了游牧生活，生活方式亦由畜牧业转变为农业，加之外来人口的迁移与融合，使这片土地原有的游牧文化在不断丧失，渐而多出了形同城市的文明，以及在文明掩盖下的难以说清的复杂与颓败。几亩田地，不同姓别的来自天南海北的人群，共同构成了现在的村庄。祖辈们以及我和我的兄弟们都生于斯、长于斯。大哥、二弟、三弟、我，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在这片土地上已成鲜为人知的故事。多少年以后，我不知道村庄会有怎样的变化，也不知道我们兄弟间的恩恩怨怨又将被演绎成怎样的传说，但我一直坚信，“兄弟”一定是个温暖的词。那么，就请允许我先从“温暖”这个词开始。

2

三弟来电话的时候，我还在睡觉。我知道三弟不是个清闲人，没有事情一般不给我来电话。电话里三弟嗫嚅着，不肯说出原因。挂了电话，我直接给父亲打了过去。父亲倒很利索，说三弟要借钱。

听父亲这么一说，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我那沉默寡言，刚强了几十年，而且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开过口的三弟，竟然开口向我借钱，一时间，我陷入了惶恐与沉思之中。之后，涌上心头的便是一种莫名的疼痛和巨大的悲凉——不是因为钱。与钱无关，而是为我那三个在这个狂躁的时代里各奔东西、几乎形同陌路的骨肉兄弟，还因为我那日渐变得丑陋、陌生的乡下老家，以及面目日渐模糊、遥远的村庄。

三弟成家比我早，他成家那年，我刚分配到乡下一所中学教书。当时手头十分拮据，帮不上忙不说，就连那份人情都无法实现。如今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一面拉扯家庭，一面侍候老人，不容易。尽管我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比起他所做的一切就不足为道了。

三弟的心很“野”，巴不得一夜变成“地主”。

我们的出生恰好赶上土地下放，或多或少都分到了几亩土地和不多的牛羊。土地对农区而言，自然是存活的根本，因而地少地多也成了衡量一个家庭贫富的标准。正因如此，那些年漫山遍野都是开荒的人。等三弟有力量开荒的时候，河道附近的荒滩早已变成了农田，就连山梁上也所剩无几。

我们兄妹好几个，父亲和母亲还似乎嫌不够。尽管如此，家里依然没有再添人口。而三弟并没有消停下来，初春时分，他总是扛着农具从一个山头跑到另一个山头。荒滩开垦出来的田地当年是不能下种的，因墒情不足，且杂草众多，隔年才可以勉强种些燕麦之类的饲料。那时候父亲基本赋闲在家，但他对家里的一切仍旧不放心。吃罢晚饭，父亲总要盘问三弟许多关于田地的事儿，我们几个算是成了闲汉。大哥和二弟从小就看不起种田，当然，他们内心的想法是不敢让父亲知道的。关于田地的事，父亲从来不问我，奇怪的是他对大哥和二弟也不闻不问。大哥和二弟常年在外，我想他们对家里田地的事情也是一无所知吧。他俩的责任就是清明过后动身，冬至前后回来，然后将挣来的钱全都交给父亲。

一个家毕竟容不下不同的几个外姓人。这话是父亲说的。他说这话给我们听，目的再清楚不过——那就是兄弟们必须分家。就在我等待分配那年，父亲给我们兄弟四人开了个家长会，结果是大哥和二弟必须出去，三弟留在家中。至于我，父亲始终没有考虑，分田地和牛羊也没有我。我当时笑着问父亲，父亲想了一下，说你是公家的人，已经不属于这个家了。

看起来父亲在分家这件事上似乎没有偏袒任何人，就连三弟开垦出来的荒地都做到了平均分配。实际上父亲还是怀有私心的，或许父亲早就看出大哥在田地上不抱前途，所以分给大哥的田地多半在偏远的山洼处。相对大哥和二弟来说，三弟的田地不但在附近，而且平整得多。然而谁也不会想到，正是那几亩山洼处的田地，后来给大哥帶来了无限的惊喜。

三弟的婚姻父亲没有过多操心，毕竟老了，当然也是大哥能耐了许多。一年之后，大哥和二弟将部分田地归还给三弟。表面上看他们二人好像真的吃不了苦，实际上是不愿意种，与其荒废，还不如让三弟去劳作。三弟是能吃苦，可一年下来，所有的收成根本抵不上大哥和二弟的一小半。三弟曾经动过不种田的念头，无奈拗不过父亲的固执。话说回来，一个庄稼人不种庄稼难免心里会发慌，何况父亲经常唠叨满山挖野菜的那段岁月。三弟和父亲最亲，也住得最久，大概是在行为和思想上早被父亲挂在嘴边的苦难日子浸透了，只有每个柜子满满的，他的心里才会踏实。也正是这个原因，大哥和二弟出门的时候从不会考虑三弟。

大哥和二弟相对村里其他人而言，是跑得最远、见过世面最多的人了。也好，从现在的发展情况来看，他们确实比其他人提前迈出了一步。三弟结婚那年，大哥已经开始自己包工了。二弟跟着大哥，村里人也给他安上了小工头的名号。结婚之后的三弟依旧放不下那些田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的日子。我不富有，也不贫困，就那样安于喜好，平平淡淡。遗憾的是三弟的婚事我始终没有帮上忙，如今还是一块心病。

人生的确不能预料，我在乡下教书的日子刚刚安稳，突然之间却被调到离家很远的城里去。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内心充满了无法言说的感觉——高兴？担忧？失落？不情愿？或是其他……从乡下到城市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然而摆在我面前的远远不是想象的那般美好。还好，家里的一切不需操心，有三弟在，恐怕大哥和二弟也像亲戚一样了。

大哥和二弟在村里有绝对的权威，他们已经成了有钱人，且村里人挣钱的门路几乎都是他们开辟的。清明一过，一把种子撒到田地里，全村年轻人几乎一夜间就走光了。田地交给自然，人已经无心去打理。因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自古以来靠天吃饭，谁敢保证天道是否顺利？谁也无法阻止收割前后的那场冰雹。于是，在外挣钱成了大家对田地极为失望之后的另一种生活道路。那时候外出打工的农民总是被人骗，天南海北，工头是哪儿人都不知道，谈何讨债？于是，大哥的身边自然而然多出了本村的人。

去年春节期间，我早早就回家了。村里一年一个变化，而年味比起小时候却减了不少。我们兄弟坐在一起，也似乎少了当年的亲近。三弟表现更为突出，没坐一陣就借口走人了。我的意识中已经感觉到某种细微的变化，到底是什么东西阻隔着我们？大哥说起他的工程队，也没有了往年的那种劲头，只是叹气。他们对我的境况基本不问，大概源于父亲当年留下的那句话。我从此真和这个家没有关系了吗？

那天晚上，从大哥家出来之后，我和父亲唠叨了许久。父亲的话总是令人深思，然而父亲的固执却始终没有改变，他视田地为珍宝，实际上的确如此，我们何尝真正离开过田地呢！

我们将兄弟间的微妙关系一直隐瞒着父亲，可父亲偏偏给我说起相关话题。大概考虑其他因素，他说起来总是遮遮掩掩、结结巴巴的。父亲说，没钱的时候大家都是一家人，富裕了就成死对头。其实父亲早就发觉了兄弟间的罅隙，只是没有挑明而已。实际上，这样的事实已经屡见不鲜。但我想，这样的事情不会轮到我们兄弟之间的。相比富人，我们还很穷，何况三弟还死守着那几亩田地。

父亲说，大哥和二弟想不到一块，他们已经分开干了。还说二弟算是大哥一手带起来的，不应该那样。至于三弟，父亲没有多说。我想，父亲并不是有意袒护，而是他从三弟身上看到了作为一个农民的本分——守住田地。

人与人交往最好不要沾钱，兄弟之间尤为重要。其实这几年我一直想说，就是说不出口。兄弟之间一旦反目成仇，那种仇恨可能更久远、更可怕。从父亲的口中，我听出大哥与二弟之间的某种不和。还好，事情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糟糕。三弟虽然早已死心，但我也看得出，他这两年的心思并没有完全沉浸在田地上，应该有所变化。平心而论，那几亩田地能勉强解决温饱。解决了温饱问题，原则上来说也算能过一辈子。可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栖居着张着大口的野心十足的一头“豹子”，仅仅解决温饱是无法豢养那头“豹子”的。大家都是为豢养这只畜牲而想方设法，你死我活地拼命，何错之有？我们只是不希望这只畜牲从体内跑出来。

那夜，父亲的话让我难受了很久。春节过完之后我就离开了。离开前，我们兄弟四人玩了整夜的牌，无论牌技与输赢，大家都很开心。但有一件事，在我心里依旧是一个疙瘩。玩牌期间，他们各自掏出一包烟，互不相让，也不越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没有给家里打过电话，然而“兄弟”这个原本十分温暖的词却在我的心里渐渐起了些变化——隔阂？冷漠？甚至仇视？我想不出结果，也找不到原因，我只是坚信最初的那滴血永远是温热的，它不会随光阴的流逝而日渐冰凉。

3

三弟借钱是有他的难处，他不打算种庄稼了，要全部种药材，要买新的农具。三弟种庄稼越来越少这我知道，但所有田地都种药材，是不是有点冒失？

父亲坐在屋檐下，看起来气色好多了，但他的话依然很少。三弟永远不会清闲，心永远那么“野”，他要将成片成片的田地种当归和柴胡。柴胡头年播种，第二年才收。为了不让田地荒芜，三弟在种有柴胡的地里又种了一茬燕麦。当归的育苗更是艰辛，要逐棵栽种，还要覆盖地膜。来来去去奔波于田地之间，看上去，三弟十分苍老。

村里大多数人不种庄稼，原因只有一个——不划算。出门在外，最不济也要比种庄稼强。村里人都这么说，难怪三弟动了心思。说实话，我对他将所有田地都种药材的想法是不赞成的。实际上种药材还是靠天，如果该年缺雨水，或是遇到干旱，结果还不一样？何况种药材的成本和种庄稼的成本不能相提并论。种药材需要大量劳力，劳力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雇人。按照每人每天一百算，十几亩田地是笔不小的开支。鉴于这种情况，新的农具适时出现了。父亲说，村里人几乎都买全了。

三弟遇到难处了，可他知道我的境况，又不好意思开口，大哥境况早已不如当年，他更不愿向大哥借钱，而又不能不买那些东西。给我打电话，他的确是鼓足了勇气的，但终究还是没说钱的事儿。

大哥的工程队越来越不景气，大概是城乡建设基本到了尽头，而那些开发区还轮不到他前去承包。愁肠百结之中，大哥决定解散工程队，开始去谋新的事业。二弟抽身早，如今在村里新建了温棚养牛，情况也不是太好。实际上，村里的每个人都在筹谋各自的生意，因而多出了好几个老板，大哥带头致富的身份也正在悄无声息之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我上学的费用并没有缺少三弟那一份，这次无论如何都要还个人情。帮三弟从县城买回小型播种机后，我就返回城里了。在家的那几天我是村里最大的闲汉，和我同龄的都在忙着顾养家庭，都没有闲下来和我聊天的时间。我想，祖国大江南北大抵如此吧。不过的确是遇到了好年景，村庄邻近公路，邻近公路的村庄都要进行风貌改造，所以这个初春村里许多人留了下来。风貌改造工程是政府大力投入的一项面对农村的惠民工程，而据我了解到的却是挑人捡户，并不是一刀切。也有人说，没必要再修破房子，过几年国家让农民全部上楼；还有人说，过几年这里要修铁路，一亩田要赔好几万，坐等发财算了。全部上楼吃什么？等着发财？还没有修到蜘蛛那样躺着吃食的命。老人们对没有争取到改造项目或借口逃避下苦者这样批评。我不知怎样去说，因为从头到尾我对这件事情并没有实质性的了解。

三弟的药材在秋天未到之前彻底要了他的命，不是长势不好，而是药材的价格跌得厉害，三弟只好认命。他自我安慰说，按村里种药材的面积而言，不算最多，在种和挖及拔的投入上，也算最少的。可三弟并没有死心，他的那股犟劲不亚于父亲。第二年他继续种了大量药材。当然也有将所有田地种了大蒜和洋芋的人。这一年不错，柴胡持平，当归却是天价。一时间所有田地得到前所未有的珍惜，有人甚至花大价钱租用别人田地，用来点播当归。我在这件事情上一面为三弟高兴，一面又有某种难以言清的担忧。随当归价格的疯长，当归苗子更是水涨船高。处于利益的驱动，很多人都不在乎苗子价格的高低。当归主产甘肃东南部，以岷县产量多，质量最好。我见过三弟一把一把捆扎起来晾晒在屋檐下的当归，都很小，药性肯定是不能和岷县的相比。换句话说，不值那个价。如果说值，那也是鼓吹起来的。但我不能就此劝说三弟，让他少种。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倒也无话可说，一旦错误，肯定要遭到不少抱怨。再说了，田地上的事情三弟从来也不会听我的指指点点。果然不出所料，这次三弟彻底低下了头。当归的价格一跌再跌，甚至无人问津。三弟在电话里依然不肯透露关于他种药材而血本无归的事实。

父亲说，药材的价格一年不如一年，可收药材的贩子像赶集一样堆在村口。我不敢拿主意，也判断不出其间有着什么样的关联。三弟还是没有稳住，实际上村里大多数人都一样，便宜处理了药材。谁曾想到，立冬之后，干透了的当归一下又恢复到令人吃惊的天价。任何事情都一样，厄运和机会永远同行，就种药材而言，更是无法把握的事情。因为大家都在那儿盲目种植，对市场的行情和需求谁都没有去探究过。药材贩子的出没，使村里人对药材产生了仇恨。甚至有人对田地开始怀疑，说这方土地不愿养人。尽管如此，药材贩子从来就没有彻底消失，开春买苗子，来年收根子。大家都习以为常了，想种的人种，不想种谁也不能把你怎么样。来来回回折腾，种药材没有种出几户富人，倒是大片大片田地被荒废了不少。

大哥在新的事业上栽了不少跟头，二弟的温棚养牛也是一日不如一日，三弟看着堆在墙角处的播种机，似乎连说话的心思都没有了。没有守住田地，就等于没有守住自己的福分。守不住田地，就失去了作为农民的本分。这是父亲的话。可怎样才算守住田地呢？我也陷入茫然之中。

兄弟之间还是那样，尽管心照不宣，但是还是不愿开口明说。这个冬日，我在家住的时日长，见到和听到的几乎一样，一家人围坐一起的日子越来越少，相互提防或是躲避倒成了家常便饭。做子女的依然不顾老人的感受，也不按他们的心思去经营家庭，更做不到自我心安。人和人相处的根基已经东摇西摆，大家的心里唯有对富裕的渴求，已经看不到农村留给我们意识之中的那种和睦与平静了。

好久没有回家，失去了家乡的任何消息，我有些坐立不安。这天我给三弟打电话，他说他们都在内蒙古。三弟的回答令我吃惊不小，一向无法割舍田地的他怎么也会做出如此鲁莽的决定呢？必须要按期回家了，哪怕再忙。父亲依然舍不下田地，他不忍心让田地荒芜，便和母亲挑拣了些附近的田地，种上洋芋和油菜。其实他们二老并没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只是我们心里过意不去，最终那几亩田地从播种到收割都雇了人。我在心底做了本账，如果将所有工钱合计起来，已经远远超出了田地里的收成。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人人都这么想，那田地由谁种？粮食来自何处？我再次想起父亲的話——作为农民的本分，还是要守住田地的。

这一年村里几乎没有了人影子，偶尔见到的也就是几个小孩子和老人。一直到冬至过后，村里才热闹起来。三弟很显然感觉到了，出门在外拿回来的的确要比种地多。作为农民，如果说种地让人心安稳的话，那么让人心安稳的就不仅仅是种地了。从外地打工回来的大多数年轻人，无论精神上还是生活上，都要比种地的洒脱。我不是刻意强调打工有多好，事实确实如此。守住田地，却换不回洒脱。出门在外，却又丢失了作为农民的本分。然而这样的矛盾在我的村庄是根本无法调和的，看来在崇尚金钱的年代里，农民的本分将要被追求富裕的雄心彻底抛弃了。

村庄已经荒芜好几年了，田地的荒芜更是令人心疼。从土地下放到群力求富，从挖树垦荒到如今的满山凄凉，我们到底寻找怎样的生活方式呢？土地从来不亏欠我们，也不挑三拣四，而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做出了这么多选择，是对，还是错？哪一条才是我们走下去又能见到希望的路呢？

打工潮再度兴起，可大哥已经丢弃了他最初的职业，想从头再来，却十分艰难。二弟的事业虽然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可那么多债负于身，一时也无力回天。三弟慢慢缓了过来，他的观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可他突然羡慕起我来，说这辈子没有读书算是白活了。言下之意，已将所有希望寄托于两个孩子身上。

我的家族在整个村庄来说不算太大，但也不小。家族的兄弟们坐在一起的日子相对更少，就算在一起，也没有小时候的那种亲切。攀比、嫉妒，甚至仇视，各种情感集合在一起，难以说清。同辈的都已成家，有的当爷爷了。小一辈的正值少年，然而读书的却少。除了打工，大家对田地越来越陌生。但他们对更小的一辈又开始寄予厚望，想方设法从村里的学校转到县城学校读书。孩子们小，在县城无人管教，加上从小在村里生活，散漫的习性不是说改就能改掉的，因此这样那样的问题层出不穷。这年冬天，家族兄弟们都聚全了，大家说起打工，说起田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所有看法归根结底都在钱上，都在梦想着一夜暴富。可就算成为富翁，他们的愿望还是很小。买辆车，重新盖房子，住到城市如此等等。更多是对外地老板的倾慕，没有一个人对田地持有感情，从头至尾唯一感兴趣的似乎只有钱。这样的意识下，希望会在哪儿呢？

4

村里的风气彻底变坏是从打工开始的。这是我感受最强烈的变化，也是自以为判断最准确的。清明一过，年轻人或带妻女，或单身一人，远走他乡。外面世界的辽阔使他们发现了自我内心的狭小和封闭，他们一出去，再回来之后，总会把自己弄成阔少爷的样子。我听到或目睹的已经不少了，但有件事情终究还是落在家族里一个堂哥身上。事情已经发生快两年了，尽管大家不论语言和物质上都给予了安慰，然而我想，堂哥的心灵里怕是永远蒙上了一层阴影。

堂哥算是聪明人，七八年前就不怎么种田地了，村里人大肆种药材的时候，他并没有羡慕，因为他当时的生意特好。堂哥早年一直在牧区给人修房子，倒是有许多草原上的朋友，一来二去，也是沾了草原朋友众多的福气，于是就做起了皮毛生意。那几年乡间流行皮夹克，也流行大马靴，同时地方也建有好几个皮革加工厂，所以皮毛生意很不错。堂哥没有读过书，然而他对市场需求却有十分敏锐的把握。不到几年，算是有钱了。做生意来钱快，但他选择的生意短短几年就被别人抢走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不想做了。堂哥和村里其他人一样，哪怕一败涂地，也不会说出被时代或市场抛弃的话来。堂哥是生意人，有他的想法，他自然不会理会村里人说他游手好闲的那些闲话。

堂哥有两个儿子，媳妇老实本分，也颇有姿色，无论堂哥赔多赚少，她总是保持着既不萎靡也不张扬的姿态。这样的媳妇，当然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可事情往往始料不及，也无法防备。堂哥不做皮毛生意之后，就在县城开了一家小饭馆。堂哥媳妇的侄儿有厨艺，对堂哥来说，这样的便利条件则是如鱼得水。一方面减少另请大师傅的麻烦；另一方面，有媳妇侄儿的入股，便可免去外人使坏的担心。很短时间内，他小饭馆的生意就火爆起来了。就在这期间，堂哥的老婆出谋划策，决意赶走侄儿，独揽生意。生意场上人心不古最为平常，堂哥不但没有去想这样做是否会对饭馆带来不利，而是不停地夸赞媳妇有本事，于是便将饭馆所有经营权交到了媳妇手里。实际上，媳妇侄儿的离开并没有给饭馆带来多大的影响，可另外一件事的发生却让堂哥想不通。因此，堂哥一下从壮年的潇洒踏进了暮年的沧桑。

堂哥媳妇跟别人走了，男的是邻县人，也是堂哥饭馆里的常客。他们一来二去是怎样勾搭上的，他一点都不知道。堂哥是直性子，这件事情他并没有遮遮掩掩。堂哥回忆说，自媳妇侄儿离开后，购买东西的事情一直由她负责。他有那么一点警觉，可是怎么也想不到事情会沿那个方向发展。东窗事发是后半年，等他发现之后，媳妇已经卷走了所有积蓄，不知去向。当然，最初他也不确定，后来村里人说在新疆遇见过他们，这才确定男的果真是邻县那人。

折腾了一大圈子的堂哥算是彻底地鸡飞蛋打，村里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堂哥一家的议论。除了说笑，更多的则是警惕。堂哥为此没有回村，觉得丢人，还是有不为人知的秘密？我们谁也不大清楚。而堂哥常年只身在外漂泊，却成铁定的事实。可怜两个孩子，他们来回寄养于几个大伯家，几乎沦为孤儿了。

后来的事情更令人难以想象。不到两年，堂哥的媳妇被人始乱终弃。那段时间，堂哥是因为各种原因而始终没能再娶。在家族许多长辈的劝说和孩子们的乞求下，他们又和好了。只是堂哥彻底离开了村庄，田地荒芜了，老房子坍塌之后，庄窠便宜变卖给外姓人。后来我听说他们一家在外县租了一间小屋，靠打零工度日。原本想着抽空去看看他，可又打消了这个念头。那件事情对堂哥来说毕竟是不光彩的，一旦去了，谁知道是潸然泪下还是形同陌路？人生在世，众多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般美好。恰恰相反，许多美好的愿望常常会将我们逼到无法回头的地步，窘迫与尴尬往往也会给我们的回忆涂满难以抹去的阴影。

因为三弟不在家，我回家的次数渐渐多了起来，和村里老人聊天的机会也多了起来。如果你不在村里，或是不生在村里，怕是永远不会相信——荒诞离奇从来就不是书本上的夸张。乡村原有的那种宁静不知不觉中已消失殆尽，换之而来的便是无法说清的骚乱与背离。打工兴起，田地搁置，加上妻离子散的事件不断出现，人们对“门当户对”开始有所怀念。可在现实之中，门当户对似乎又是一个传说。我小时候就知道，老一辈给儿女找对象都是要仔细打问对方家庭的底细。那时候，村里相对贫困，娶媳妇是花不了太多钱的。可现在不同了，花这么多钱娶媳妇，一旦出了问题，对一个家庭来说，无异于“逼上梁山”。也正是这个原因，新媳妇一娶进门，稍作休整，便可出门打工。或者，养在家中，像宝贝一样侍候。不是每个家庭都有那么多钱，实际情况都差不多，都是在亲戚朋友处拼凑。如此背负重债的情况下，大家只能另谋出路了。

这年冬天，我在家小住了几日。冬天的村庄要比其他时节好，起码不荒凉，大街上总有人。大家一吃早饭就按部就班，在阳光最暖和的土窝窝里点一支烟，说东道西。因为父亲从不给我说这些，所以我对村庄突然之间感到十分陌生。就在这个土窝窝里，我听到了许多故事，某某在工地上带伤回家，获得巨额赔偿等等。他们的言谈之间，似乎对带伤回家者有无尽之羡慕。我不知他们心里怎么想，但我知道，所有一切都是为了钱。村庄难道真的沦落到如此“贫困”的地步了？

就在这个冬天，村里刚满十八岁的三个小伙子分别从外地带了媳妇回来，其中一个就是我的远房侄儿。村庄多年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因而那几个小伙子一下成了众说纷纭的焦点。

父亲来电话，让我必须回家一趟。不用想，必须要回去。因为那小伙子是家族里一个堂哥的儿子，要办宴席。宴席办得风光，全村老小吃吃喝喝好几天才消停下来。只是可惜，少了媳妇的娘家人。堂哥从办宴席开始到结尾，口里总是挂着这句话。我们谁都没说啥，各自随礼，一是给堂哥长精神，二是表达自己的一点儿心意。没掏一分钱，白白得来一媳妇，也算是积福不浅。村里也有人这么说，其实我并不那么想，看得出堂哥心里还是有疙瘩的，只是他不愿意说罢了。果然，春天刚来不久，问题就来了。堂哥的儿子让派出所带去问话，一家人愁得不吃不喝。虽然大哥的前景大大不如以前，但在各个渠道大哥还是有朋友的。三番五次，总算问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侄儿带来的媳妇是某县某村某人家的姑娘，说那姑娘在侄儿打工的那地方一所高職学校读书，让侄儿给骗来了，人家报了案。事情算是平息了下来，姑娘的前程也算是废了，所以那家人张口就向堂哥要五十万元。五十万元对堂哥来说，是天文数字。无奈生米已成熟饭，家族里所有兄弟们东拼西凑，最后以二十八万元草草打发了娘家人。中秋节一过，堂哥顺顺利利当上了爷爷，过往的不快也便随之化为云烟。然而新的问题又来了，侄儿媳妇死活不愿意和堂哥他们住一起。没有办法，堂哥只好在门外的草房里搭建起属于自己的另一个家。实际上堂哥大不了我太多，可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老迈得不像样子了。

后来我又听到其余俩小伙子的消息，一个的媳妇只住了几个月，生下孩子便不见了踪影。对于小伙子来说，就当一次寻欢作乐，可对于孩子而言却是莫大的伤害。另一个就更严重了。听起来，最初和堂哥家的事情有点像，先赔礼道歉，后拿彩礼办宴席。按理说也算圆满了一对新人，成就了一个家庭。然而事情的走向却让村人吃惊不小，媳妇又跟其他人走了，而娘家人却死缠烂打天天来要人。小伙子扬言要捅了拐走他媳妇的那人，可是那人在啥地方？按村里人的说法，人家是白的黑的都不知道，你去哪里捅？

现在看来，古人所说的门当户对不是没有道理的。家庭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基础是在一个家族一代一代沿袭或演化下来的，即便周围的环境有变化，但那种教养和沉淀下来的传统一时半刻难以改变。两个家庭如果有相近的生活习惯，对现实事物的看法相近，生活中才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才会有共同的快乐，才会保持更长久的彼此欣赏，也才会让婚姻保持持久的生命力。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从道理上来说，的确符合社会所处的现实环境。可是现在的情况却十分复杂，做父母的到底怎样去教育孩子，才不使他们在花花绿绿的大千世界里走样呢？

村里人在思想和观念上有了全新的认识，这种认识使许多婚姻出现了危机。带出去的妻女有许多不愿再回到乡村，青年小伙子也想用各种办法欺骗他人妻女，不论是出去的还是进来的，结局只有一个——竹篮打水一场空。漫山遍野的田地荒芜着，农具几乎都进了火炉，整个村庄不见一只牛羊，可大家依旧无法放弃对富裕的冥想。到底是什么让农村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彻底迈向崩溃的边缘呢？

我一直想得到答案，可一直没有找到准确的答案。

5

又一年冬天到了，在大哥的提议下，二弟和三弟的孩子也相继转到县城去读书。我们在县城租了一套房子，让父母去陪读。父母在县城住，我到村里去的少了。三弟再也没有外出打工，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二弟在养牛上连年受挫，于是不再考虑养殖生意。大哥的运气感觉上始终要比我们好，三弟在我跟前也叹息过命运的不公。还说半辈子和田地打交道，如今依然两手空空。言下之意，他是恨透了田地。说来也巧，谁曾想到当初分给大哥的那几亩山洼里的田地，却带来足以令他转机的资本。一条从县城通往另一县城的二级公路恰好经过，因此大哥拿到了一笔不菲的补偿。于是大哥便将目光放到村庄背后的红土山上。大哥想兴办砖厂，也想拉我入股，可我拒绝了。兄弟们一旦和金钱缠在一起，难免会有所擦伤。何况我想，既然有份工作，就没有必要跟着冒风险了。

大哥从找人入股、选地址、办手续，到修建厂房、购置机器、招技术员等足足花了一年多时间。更巧的是大哥建好砖厂后，就碰到乡村风貌改造工程。看来大哥真有远见，不过我不知道他是否提前得到相关消息。大哥毕竟在生意场上混了那么多年，各个领域熟人还是有的。砖厂建立起来后，村里年轻男女都去大哥那儿打工，他早年的威信似乎又重新找回来了。

就在大哥修建砖厂的那年夏天，家族里一位老人过世了。大哥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回家。偏偏不凑巧，那段时间我正在外地学习，无法按期参加老人葬礼。学习回来之后，我就回家了。去世的老人是本家三叔的父亲，生老病死是谁都无法改变的自然法则，况且老人年事已高。我在本家三叔那儿坐了一下午，三叔显得很疲惫，不怎么说话。三叔的三个儿子都比我小，但都不省心。或许也是这个原因，三叔总觉得任何事情都不如人，所以显得深沉而感伤。

三叔吞吞吐吐，说了不多几句话，大致意思是给老人的丧事办得不够光彩，怕是在村里落下了笑柄。我知道，三叔这几年过得不容易，三个儿子中两个还在打光棍儿，这不得不叫人犯愁。

那晚我住在大哥家，兄弟们都来了。有人要喝酒，有人要打牌，但都让大哥制止了，说老人百日都没过，村里人会笑话的。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大家显得极其无聊，坐了一阵便各自回家了。大哥很少给我说他的事，但这次说了很多。说到砖厂，也说到了村庄，最令他无奈的还是他的生意。大哥说，厂子不但欠账严重，而且来打工的村里人都不省心，哪怕是一颗螺丝都要想方设法拿回自己家去。我对大哥说，这样的事情如果睁只眼闭只眼的话，恐怕厂子办不长久。大哥说，二弟操心着，可不好处理。就算当场抓住，人家脸一红，笑笑就过了。大哥一边说，一边叹着气。我知道村里人心眼都小，可小事情更能洞见人心，何况人心早已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样善良了。为自己着想没有错，刻意觊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但有悖良心，而且还会伤了彼此的脸面，然而这一切似乎有无法更改的传统。很小的时候，我就听过某某某在集市上因偷了一包菜籽被人打得鼻口流血，奇怪的是得手者往往还会笑话没得手的人。没有必要去猜测他们的心理，我只是想，中国这么大，村庄多得无法数清，人人都这样吗？

大哥说自己事的同时，也说到了本家三叔。因为老人去世的时日不好（北方农村死人后，往往要请阴阳先生按死者生辰八字盘算出殡时间），所以在家整整停放了七天。七天时间在夏天来说是可怕的，就算不完全腐烂，怕也臭气冲天了。再说村庄现在有许多坏规矩，人死后全村人都来吃吃喝喝。仅仅吃喝也是不怕的，最近几年又捎带了烟和酒。大哥说，还好，老人殁在夏天，虽然日子不好，相对年根腊月人算是少了一大半。三叔本来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这下可好，一个老人彻底让他失去了活着的勇气。大哥还说，村里殁了人，原本做一锅烩菜也可了事，可现在不成，就算不上席，顿顿羊肉却不能少。大哥说着无心，可我听得直冒汗。同时我也在心里盘算了一下，所有一切少说也得七八万吧。办丧事已经完全成了衡量一个家庭是否有实力的标准，死人也成了活人活着的尊严，因為丧事的红火程度决定了这个家庭在整个村庄的地位与声誉。最可笑的是，办丧事的标准也变成了家人是否尽了孝道的参考。不但如此，丧事期间少了传统的礼仪，赌博却成了一大亮点。如果不是我目睹，我也不会相信。我一直想，城里人越来越简单，为何农村人偏偏越来越复杂？闭口开口一个字——钱，就算真有钱了，山坡上还会重新长出树木？

几十年前村里办丧事，那的确是一项很神圣、很隆重的集体活动。按照这个说法，现在根本就是演戏。当然，这台戏每个家庭都无法逃脱，关键看你怎么去演了。

高军是我同学，他初中毕业后就不念书了。原因很简单，他想挣钱。初三毕业前，他就组织过一次舞会，地点就在他家羊圈里。那年月迪斯科风靡大江南北，村里会跳的几个都是常年出门在外的。老人们看重的是田地，而对这些乱七八糟的折腾却看不上眼，因此会跳迪斯科的那些人也被冠上头等二杆子的名号。

高军就是因为在羊圈里跳迪斯科一事彻底和他父亲闹翻了。他父亲见他在羊圈里拉电线挂彩灯，就大骂，说第一课都不会，还想“第四课”。尽管如此，他父亲还是没能拦住。气受了，羊圈里踏得像石板一样的羊粪还得他亲自去挖。高军也是因为有了在自家羊圈办舞会的经验，接着就搭伙其他人，在每个庙会到来之前提前搭好帐篷，风风火火办起了舞会。钱是多少挣了点，然而却失去了人气。村里人人都咒骂他，说教坏了不少人。当然，高军也没有因为村里人的咒骂而停止，不过舞会不办了，他开始在庙会上放录像。白天是清一色武侠片，晚上是清一色生活片。我上高二那年，再也没见过高军的影子。有人说去大城市发展了，也有人说，因为到县城开录像厅，放了黄片子让公安局抓走了。村庄里离婚的年轻人多了，倾家荡产的多了，犯罪的多了。村里人把罪恶的源头揪了出来，说都是高军带坏的。当然这样说高军是没有道理的，但村里人就喜欢这样，任何事情都会怪罪到某个人身上，而从来看不到其他的不利因素带给村庄的伤害。

高军的家庭实际上和村里众多家庭一样——靠田地吃饭。高军不见影子以后，他父亲的日子很艰难。不过还好，高军父亲去世前的那年春天，高军开着一辆高档轿车，带着一个金丝鬈发的姑娘回来了。那年冬天，他父亲去世了。高军对他父亲确实是高抬深埋，好烟好酒，羊肉往饱里吃，出殡那天果真摆了十几桌宴席。

我是第一次见到在丧事上赌博的。那几天我恰好在父亲那儿，高军不但是同村的，而且还是同学，于是我就过去了。冬天村里人基本都齐，加上他办得红火，他家比年根腊月的集市还热闹。

本村殁了人，邻村人一般不会来。高军父亲去世那几天，邻村来了许多人。最后那一晚，就连邻县的人都来了，都是来赌博的。感觉上任何地方、任何事情都离不开老板。那次我就见了几个赌博老板。不是传说中的穷凶极恶，也不是想象中的猥琐小人，看上去倒是很大方，说话做事也显得很正派。输得没钱的事情，老板可以给你借。那几天，高家有好几个都参与其中，在输赢的喜怒哀乐中滚爬，早就忘记了停放在尸床上的亲人。

高军父亲出殡那天下午我返回县城了。没过多久，我陆陆续续听到有关高军给父亲办丧事的事情。村里人说，人家可是大孝子，看把老人抬得多光彩。甚至其他村的人也有如此说法，人家父亲命大，有个好儿子，等等。我就此想，高军不在的那几年他父亲差点都饿死了，那时候他的孝心在何处？当然我也想到了本家三叔的苦衷。人都没有了，为什么要在乎别人的种种看法？以至于一年之后，更可怕的消息传入我耳。事情起源于高军家，高军因为赌博，借高利贷者因到期而无力还款，让人家剁掉了两个手指头。

6

给儿子娶媳妇是老子的责任，也是义务，农村自古如此。然而在当下农村，娶媳妇确实越来越艰难了。娶媳妇难，送老人难，难就难在钱上。丢弃了田地，一直寻找新的生活出路的乡亲们，已经不知道哪条路才是有希望走下去的。

秦晖先生曾在《“乡村衰败”是什么造成的》一文中如此论述：“传统乡村、农业、农民陷入衰败，似乎是个难以阻遏的潮流。从整体趋势来看，相对于城市的繁荣，中国农村将会一直陷入相对衰败之中。其主因就是目前的城乡二元制度，它像一个巨大的抽水机，单向地把农村资源抽向城市。”我亲历或目睹村庄的种种变化，由此而感到，所有一切不仅仅是城市抽取农村资源那么简单。

前不久，大哥来电话说了一件令人汗颜的事儿。大哥说，程喜吊死在离砖厂不远的一棵树上。又说，他家老老小小在砖厂旁边支起毡房，整天哭闹。听完大哥的话后，我无言以对。选择砖厂附近哭丧，无非是想引起四路八乡人的关注。除此之外，还误导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和大哥的砖厂有关。事情最后还果真让大哥端了屎盆子。程喜家人的意思是，为什么不到别的地方上吊？为什么哪儿要栽一棵树？大哥被他们闹得像无头苍蝇一样，政府介入也不管用。他们每天清晨点桑烟诅咒，不但如此，还在砖厂门口指桑骂槐。最后，大哥只好赔给程喜家埋葬费。当时村庄里的声音各有不同，有的说大哥人太好，有的说，这件事是因为牵扯到村庄的风貌改造。大哥兴办砖厂是在村庄风貌改造前起步的，被人误解情有可原，可证据呢？事后很长一段时间，大哥才坦然地说，算是干了一桩善事吧。我想，这样的事情摊在谁头上谁倒霉。

都不愿意寻找根源，总喜欢将责任推脱到别人那里，这样的习惯大概由来已久。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告诉我们，原罪是在誘惑的条件下闯入人类世界的。那条试探夏娃的蛇，无疑是狡猾的撒旦化身，它恶意地歪曲神的话，使人类产生了贪求物质享受的欲望，催生了损人利己的极端念想，人类最后只能承受罪恶带来的痛苦。奇怪的是夏娃从来就没有去反思，反而辩称是撒旦怂恿她这么做的。她没有面对责任，而是推卸。如果我们将这个故事圈定在道德的范畴内，我们有资格留在天堂吗？不，我们必须承受道德的惩罚。上帝造人，仅仅是给予我们行为和意识的自由，而如何发展，如何成就，如何认识善与恶，则是我们后天习成的，与神无关。魔鬼虽然给我们诱惑，做与不做却由自己。难道上帝按自己的意志，真将人类引入了歧途？由此，我也想到流行于职场的一则笑话，是说一小职员与领导同乘电梯，电梯内有三人，领导突然放了个屁，这时那个小职员从尴尬的笑容中挤出一句——不是我。次日他被解聘，找领导理论，得到的答复就是屁大点儿事都不懂得承担，要你何用？这样的故事何尝不在我们身边时刻发生？哑然失笑的同时，又是何其悲凉！

为什么要别人替你承担？后来我明白，因为那些人都是没有责任的人。也只有一个没有责任的人，才会把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这是传统吗？我想，村庄里没有人会认真去读《圣经》的，而那种惯于推卸的因子却继承了下来。类似的事情不是在大哥身上就戛然而止，而是接二连三出现。邻村马河一小伙将摩托车骑到马路边的沙堆上，当场毙命，亲属趁执法人员不在场，就将死者抬到政府楼前质问——马路边上的沙堆为何不及时清理？如果没有那堆沙，我家孩子不会出事。更为离谱的是另一村农民牵牛进城，办事情时将牛拴在电杆上，办完事回来发现牛死了，于是闹到电力公司……

会哭的孩子总是有奶吃。这也是我无意间听到村里老人如是说。这是怎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呢？或者说，靠欺骗和推脱就能更好地过一生？他们到底是寻求怎样的生活道路？这条不断更新和不断延伸的道路上，我看到了秩序的混乱，也看到了价值观的彻底覆灭。那么，剩下的还有什么呢！

大哥的厂子自那件事情发生后，的确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兄弟们都虎视眈眈，要找那家人讨个说法。还好，大哥并不是那种不谙世事的人。他说，钱都赔给人家了，善事已经做了，就没必要再去招惹麻烦。

一年之后，大哥的儿子顺利考上了四川大学。以前人们都说这一带土头硬，不会出人才，而大侄子的努力确实打破了几代人的传统说法。不久，新的理论又出现了，那就是县城教得好，村里老师都是混工资的。对此说法，我不敢有任何评判。总之，由三三两两送孩子到县城读书发展成为大规模进军。一时间，村里学校只剩十几个学生。都没有考虑实际情况，只是看大潮，随大流。我一直坚信，孩子的身边没有家人看管，迟早会出问题的。还有，孩子如果不是特别优秀，转到县城反而是坏事。因为城乡之间的教育的确有差距，学习跟不上，自然就厌学，继而堕落，最后苦了家人害了自己。事情的发展并不是我所想的那样，事实是几乎全村的一度被闲置的老人又重新忙了起来。从五十到七十不止，全部进城去看管孩子，整个村庄无鸡犬之声，亦无炊烟之状。进城看管孩子的妇女或许是因为寂寞，也或许是生活层面上的其他原因，她们便开始三五一群，结伴成伙去附近工地偷东西。

父亲给我说起那些事情时，显得极为不安。无论是家族里的人，还是其他村庄里的，出那样的事情毕竟很丢人。

我在心里曾经构想过那个场景：午夜时分，偶尔有车辆风驰电掣般穿过街心。几个老人背着背篓，拿着纤维袋，躲躲闪闪，沿灯光黑暗的方向移动着。他们的目的就是县城附近的工地，他们的目的是从工地上偷回有用的东西。没有人在意，也不会有人将丢失东西同他们联系起来。他们进入工地之后，能拿动的全拿——焊条、断钢筋、木板、钉子，等等。就在他们满载而归的时候，恰好遇见半夜而归的工人。那些工人先是大喊抓贼，然后是一群工人大喊抓贼。他们只好丢下手头的东西，到处躲藏。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其中一老人被地上的杂物磕了一下，摔倒之后再也没有起来……

当然，谁也不在场，父亲的叙述也仅限于村人间的传闻而已。我问过大哥，大哥也说情况大致如此，老太太是突发心脏病，其他人都进了派出所，第二天都放了出来。失去老人的那家意外得到工程队的赔偿，听说他们没有要，具体谁都不知道。一年过后，我依然听到闲言碎语，说在县城看管孩子的老人们偷盗成风，没有丝毫收敛。

腊月回家，我去了本家一兄弟那里，刚进门就看见门口堆着的木板，上面沾满了水泥。不用说，都是工地上的。本家兄弟红着脸笑着说，不能用，只能烧火。我没说什么，只是觉得恶心。我给大哥说过这件事，大哥摇了摇头，叹气说，都那样，不然无法交代。我不懂大哥的意思了。大哥又说，一句话，空手不好回家。人人都满载而归，只有你空手回家，怕是在儿媳妇那儿说不过去。原来如此。

记得父亲说过，现在村里大多年轻人都不愿赡养老人，那老人们只能用其他方式为家庭再做贡献。而且我还听说，在县城看管孩子的稍年轻的女人们想方设法勾引城里的老男人，用自己尚存无几的爱和荡然无存的欲，去换回一个家的稳定，或是自己的苟延残喘。我不敢去想，也不愿再去听这些。然而，这样的事情却经常传到我耳中。做不到彻底的拒绝，我只能在城市的一隅，听他们的论调——城里人让乡里人彻底教坏了。

田地空了，而藏在日渐富裕的表层之下的人心更是空如枯竹。空了心灵的人会越来越坏的，这怕是破坏农村社会最初礼仪和道德的根源吧。农村再也不是深入人心的辞典当中的那个农村，而是你死我活的生死场。

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礼治秩序》一文如是说：“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可是所不同的并不是说乡土社会是‘无法无天，或者说‘无需规律。……返璞回真的老子觉得只要把社区的范围缩小，在鸡犬相闻而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社会里，社会秩序无需外力来维持，单凭每个人的本能或良知，就能相安无事了。”

是的，农村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城市的现代文明秩序是不尽相同的，但也不是无法无天，其间有许多你看不见的礼治，一旦将这种礼治破坏，农村就远远不是“无法无天”这么简单了。

7

时间在大家相互攀比和鉤心斗角中过得格外快，恍惚间，又到一年腊月了。这天大哥来电话，让我抽空回去一趟，说许多事情要提前做准备。还说去年我没来，都有看法了。我一边答应着，一边心里想，过年的感觉早就消亡了，还能有什么看法？

不是我小气，或是对亲戚们有成见，平常素日都不联系，快过年了倒是挂念起来，说白了，无外乎一顿吃喝而已。我们兄弟处处让人为难，深究其因也很简单，大哥二弟联合办砖厂，三弟虽然务农，但相比而言也算不错，加之我有一份固定工作，因此整个家族里的弟兄们都怀有嫉妒之心。口头不说，一旦遇到婚丧嫁娶之事，如果我们不跑到前头，抑或是随份子的钱不比别人多的话，他们就会冷言冷语地嘲讽。所以这几年来，我厌倦了那种相互猜测、相互攻击，甚至因嫉妒而不明不白的令人赌气的聚会。

过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自古以来如此。虽然现在的日子都差不多过成年了，但过年在每个人内心所占据的位置依然不可替代。过年能穿新衣服，过年还能拿到长辈们的压岁钱，过年就能放鞭炮，过年就有糖果吃——这都是遥远的事情了。而且在我依稀模糊的记忆中，过年前还要请阿克（藏语，即和尚）念平安经，要去寺院点灯进香……

那时候村庄里孩子多，每个巷子里都是笑声。大人们也似乎清闲，向阳的土窝子也充满了笑语。过年的时候更不用说，到处是提篮挎包、行色匆忙的人群。走亲戚拜年的事儿绝对不能马虎，然而短短几年时间，这一切却发生了巨变。找不到年味，也找不到年前的那种兴奋与渴盼，反而多出了莫名其妙的对过年的某种害怕和厌恶。

大哥在电话里催了好几次，我知道，大哥如此催促是怕亲戚们在团拜时说些不该说的话。就算再忙，就算再不情愿，你也不能去拒绝。在尘世，有些事情并不随我们的意愿，恰恰相反，最不情愿的事情反而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否则会留下无法安心做人的后遗症。尤其在乡村，在亲戚朋友之间，最容易被套上忘恩负义之类的罪名的。

我如期而至，每年如此，然而还是看不到乡村热烈温厚的腊月气氛。阳光依旧像童年时代一样，丝毫没有减弱，可熟悉的巷道中却空空无人。老家的房屋依旧那么黑，黑黑的房檐下依旧是母亲挂起的一串串干白菜，也似乎唯有它們，才能尽显时间的纯粹了。可是这些年来，我和村庄却成了一对情人，既不能终身厮守，也不能一拍两散，只是匆匆一见，便又匆匆一别。这片土地给予我深刻的回忆，也给予我成长的快乐和辛酸，我做不到彻底的忘记。纵然我一次次丢弃对过往事件的陈述，但当蓦然回首时，才发现真正不能丢弃的、或是无法割舍的依然是那段干净的日子。我在心底一次次祈祷，也渴望在走进家门的那一瞬，像走进儿时的那段岁月一样。可是不能，我的内心全是对乡村的背离与反叛，是压在心头无法说出的厌倦和憎恨。

是夜，家族里兄弟们围坐在一起。父亲嫌吵，躲进了另一间房屋。定饭馆、随份子、联络亲戚，之后大家便玩牌喝酒。我知道，后半夜就会有人骂骂咧咧，指桑骂槐；也会有人哭哭啼啼，抱怨命运不公。已经习惯了这种表面的和谐与背后的阴谋，这个时候，我往往就成了一个木偶，没有思想与灵魂，也失去言语和表达。家乡原本不应是这样的，但我们已经回不去了，那种逐草而居自由自在的游牧生活已经成为遥远的传说。我也十分明白，所谓安多地区的农牧结合地带，实际上已经不存在牧业，农业的发展也是止步不前。青藏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难道是造成人与人之间冲突的资源基础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千百年来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难道就没有和谐的日子吗？很显然不是，否则老人们怎么会对过去念念不忘？是不是富裕了，人心就开始动荡起来？

父亲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总是无法安稳入睡。我偷偷离开外间，来到父亲屋里，和他对面而坐，陪他说话。

父亲说，又轮到你组织了，看着都麻烦。因为这种麻烦是无法推卸的。

父亲又说，大家都相互不拜年了，过年也没有了意思。

团拜不是一样吗？我小心地对父亲说。

团拜有啥意思？除了喝酒吵架，哪有年味？这样下去，几年之后你们连亲戚家的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亲戚们感情也就薄了。

可是团拜已经流行好几年了。我说。

那是你们懒，不愿意跑路。父亲说，还真是人情淡薄了。

的确也是。想想当年，几十里路，背着背包，拿着年礼去拜年。到亲戚家放下年礼，吃一口便又转身。然后亲戚们又是如法炮制，人人如此，家家一样。也不知道是谁起先想到了团拜的这个主意，流传千年的礼仪就这样彻底终结在年根腊月了。如果不拜年，相互之间的感情就会渐渐淡漠。实际上正是这种原始的相互走动维护着彼此间的情感，这种情感的存在间接维护着乡村社会的存在。恰恰相反，现在乡村流行的团拜正好破坏了那种隐形的维护着乡村社会的存在情感，加速了农村社会心理结构瓦解的速度。是形势所迫，还是社会发展的因素？抑或是人心在社会发展中的必然？有谁说得清！

团拜是古代拜礼的一种形式，指团聚行礼，相互庆贺。原指亲朋好友因喜庆之事相聚，围成圆圈，相互面向，行拜礼。《朱子语类·杂议》曰：“团拜须打圈拜，若分行相对，则有拜不著处。”到了明清时期，团拜特指各地同乡同年官僚于正月间举行的聚会庆贺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团拜逐渐兴起。无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还是人民团体，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都要欢聚一堂，或清茶一杯，或佐以糖果。可见，团拜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交流思想、联络感情的一种方式。然而乡村团拜却远远要比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兴起的团拜复杂得多了。

一过腊月二十三（小年），县城饭馆可谓座无虚席。老人们就不愿意去凑热闹，坐上席的几乎都是年轻小伙。团拜分主次，先和亲戚们团拜，然后才是家族里的兄弟。亲戚间的团拜也是轮流组织的，要提前一一通知，然后到固定的某地集合。

大哥在前几天就定好了地方，亲戚们大多有车，但都被大哥一一制止了。因为团拜难免要喝点酒，一旦酒后开车出事就麻烦了，何况这样的事情已经在村庄里发生过好几起，所以大哥提前包了车，车费由大哥出，大家也无异议。

饭馆在县城最繁华的地段，这一点大哥说了不算，必须由亲戚们共同商议。小地方不起眼，大地方才气派，大家都这么认为。这件事情上（想来也不仅仅是这一件事情），我从来不敢多说，我宁愿将这一切认为是人与生俱来的虚伪性，也不愿夹杂个人的看法。一旦开口，招来的便是众口一致的谩骂。拜年或许在最早就是一种仪式，但却体现着某种关系和某种认同。拜年多温暖，多关爱。而团拜似乎少了认同与关爱，多了形式与场面。实际上，我是十分理解亲戚们的。不甘落后固然是好事，然而，隐藏在各种各样的事件背后的却是令人辛酸的悲怜。

参加家族和亲戚间的团拜已经好几年了，每年都有说不完的令人无法忘怀的事情发生。但不能拒绝，更不能提出异议。其实，也是在短时间内想不出既不拜年也不进行团拜的更好的办法来。就这样，年年看着兄弟们相互猜忌、相互诋毁。岁岁目睹亲戚们相互攀比、相互奚落。兄弟和亲戚，原本一家的概念不知不觉在我内心有着不同程度的变化。

8

家族亲戚多，我们听取了父亲的意见，兄弟们将共有的亲戚放在一起，而对于媳妇背后的亲戚只能分开团拜了。这样一来，无形中减少了很多麻烦，也避免了人多嘴杂的烦恼。大哥、二弟、三弟，等他们和各自媳妇的亲戚团拜完之后，日子就仅剩不多的几天了。几天来，他们显得极为疲惫，一进门，就将身子交给土炕，甚至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二弟和三弟尤为严重，因为我的二弟和三弟都是嗜酒如命的疯子。大哥虽然不喝酒，但也不怎么精神。父亲看在眼里，他只是搬一小凳，坐在阳光下不闻不问。我本来想笑，但看着他们如此的模样，却也笑不出来。

那天晚上，我们陪父亲坐着，似乎找不到可说的话题。

还是父亲打破了沉默。

父亲由衷地感叹了一句，那年头一只大公鸡就能让一家人风风光光过个好年呀。

是呀，那时候要等到五更天才去佛堂点灯，才去长辈那儿磕头拜年。父亲一开口，大哥也似乎找到了话题。

父亲又说，钱不值钱了，人也似乎不像人了。

那时候给长辈磕了头，才能得到几毛压岁钱。现在的孩子们不但不磕头，而且给五十块都不愿接。大哥接着说。

说的都是事实。看来大家对传统意义上的过年还是有感情，也特别怀念。由此我也想到，孩子的压岁钱早就失去作为压岁钱的意义了。压岁钱已经成了不同家庭之间隐形的经济较量。农村家庭的账目十分明细，压岁钱不但滋长了孩子们的贪婪，也有可能是亲戚间情感破裂的一个因素，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变相破坏着乡村社会的传统礼仪。压岁钱原本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相传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而在当下，它却充当着不同家庭之间收支是否平衡的杠杆。当压岁钱失去传统文化的意义而严重变质的时候，乡村社会的礼仪大概早也变味了。

沉默的气氛被打开后，大家都在回味着早已不复存在的“年味”。我也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来。

无论家境如何困难，年货和年礼是必须准备的。礼仪原本就是提倡人与人之间的互惠往来，年礼更是一个家庭得以安康并和亲戚朋友保持友好关系的基本礼数。但有一件事情就发生在我家。十年前二弟去拜年，拿了烟酒茶糖，而亲戚们返回来的却只是两个早已过期的罐头。为此，二弟曾动过怒，张口就说，这样的亲戚以后别走了。我记得，父亲当时制止二弟，他说和亲戚不能斤斤计较。但我的记忆中，父亲也表现出不悦来。父亲经常说礼尚往来，还说一个馒头的亲戚，关键在于门当户对。我也曾在心底咒骂过，因为我知道，亲戚家当初的情况远远要比我家好。父亲虽然口头制止二弟，不允许他有看不起亲戚的任何举动，而实际情况是第二年我们果然断绝了来往，父亲对此也从未过问。那个时候的人很实诚，一旦出现这样现象，断绝关系也正常不过。

年礼在我内心日益重要起来，大概源于那件事情吧。

记忆中年礼十分简单，两个梨与一盒饼干，或是两个罐头与一盒蛋卷，后来渐渐变成一包冰糖和一包果干。无论怎么变化，或蒸或炸的十个馍馍绝对不能少。背一个帆布包，徒步十余里，谁也不言劳苦。再到后来，由于自行车、摩托车替代了徒步，馍馍就被减掉了。不是其他原因，而是一路颠簸，到亲戚家馍馍早就碎成渣渣了。馍馍的减少换之而来的便是年礼的贵重，或茶，或酒。这样的日子维持了几年，团拜便在邻里乡间蔚然成风。

饼干在我心里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现在想起来，那时候一盒一块五毛钱，还是特贵的。饼干装在和书一样但比书厚了许多的纸盒里，记不清是什么牌子，也不知道是哪家食品廠生产的，我只记得纸盒上面画着一堆水果，写着什锦饼干。那时候，拿得出饼干的亲戚自然是家境比较好的了。年礼要亲戚自己掏出来，掏出年礼后，母亲会给他们的包里带几个馍馍。送亲戚的时候全家人都要出门，那样才显得人情厚重。就在家人送亲戚走出大门的瞬间，我飞似的返回屋内，拿着饼干使劲摇晃。饼干在纸盒里发出诱人的沙沙声响，我的口水早就流下来了。也就在那个瞬间，我冒着极大的风险，用切刀小心割开饼干的包装纸，将饼干倒了出来，然后把案板上干透了的面条折成小块装进去，最后用嚼好的馍馍沾上割开的包装纸。这样的精工细作，家人是看不出来的。当然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高贵的饼干盒子里装着一把干面条。偷换出来的饼干一块一块在厕所或是草房让我消化掉了，而至于究竟香到什么程度，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大概是忙乱之间失去了味觉，和猪八戒吃人参果没有两样。不知道被我偷换掉的那盒饼干最后流落何处，也不知道那盒饼干会不会使两家亲戚从此断绝关系。

已经到后半夜了，大哥还没有要休息的意思。平日里大哥很少说话，他在我们兄弟之间的威严程度似乎超过了父亲。这也许是大哥在很早前就担起这个家的缘故吧，兄弟们总觉得欠大哥太多，而对于父亲，则一致认为一切理所当然。

大哥断断续续说起前几天团拜的事，我听着汗颜不已。大哥说，吃完之后，还嫌不尽兴，于是又去了酒吧。这两年县城酒吧的确多出了好几家。那些小酒吧似乎专门为乡村人开设，一到年根腊月往往座无虚席。大哥继续说，去了酒吧，几个人唱，还有几个人跳。大哥说到这里便长长叹了一口气，又说，最后事情闹大了，酒吧的包间成了战场。幸好，没有惊动公安局，当然也是给了酒吧天价的赔偿。我不明白大哥到底要说什么。我问大哥，到底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呢？大哥说，长寿（大哥媳妇的侄子）在跳舞的时候乱摸了银花（大哥媳妇的妹妹的女儿），让人家看见了，结果就打了起来。吃饭也就花了那点钱，而那一闹腾却无法估算了。我听着突然心里咯噔了一下。还好，大哥没有参与其中，要不我们兄弟就再也没脸面在街头巷尾出没了。大哥生性善良，那样的场合他往往会全场包揽，绝不会让其他人出钱的。也或许是这几年大哥在生意上一帆风顺的原因吧，换了我，或是二弟、三弟，我想事情就不会那么平安收场。难怪大哥自团拜回来之后总是闷闷不乐、疲惫无限，遇到这样的事情谁能高兴起来呢？换句话说，那样的事情也只有在那样的亲戚间才能发生。再退一步讲，那样的事情已经屡见不鲜了，并且逐年增长，花样百出。亲戚与亲戚间少了和谐，多了怨恨，甚至在伦理上都出现了问题。亲戚与亲戚之间演绎着怎样的关系？整个乡村与乡村到底演绎着怎样的关系呢？是什么让人与人之间、乡村与乡村之间变得如此松动而复杂起来了呢？

刘锐在《当拜年沦为功利游戏》一文中这样说：“拜年习俗的演变不过是农村众多变迁景象之一种，经历它远不那么沉重，回顾它却倍感农村之凋敝。当春节沦为生活享乐，当拜年沦为功利游戏，我们只有小家庭可依托的时候，个体的无力感、渺小感，价值的空虚感、无力感，生活的茫然感、放纵感就会积郁心头。”经历它远不那么沉重，回顾它却倍感农村之凋敝。说得太对了。可是我又想到，我们现在有家庭可依托吗？当所有的无力感、渺小感，价值的空虚感、无力感，生活的茫然感、放纵感就会积郁心头的时候，留给我们生命的还有什么呢？我依然找不到答案，也无从找起，大概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吧。

9

大哥最初的担心还是有道理的，在刚刚联系家族兄弟的时候我就遇到了麻烦。有人开始推说时间不对头，也有人说今年要把规模搞得空前绝后……我听完之后就火冒三丈，但这毕竟不是发火的事情，所有一切还必须要你接受，并弄得像模像样才行。几天协商无果，我最后一咬牙做出了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决定，时间地点由我来定，不愿来者拉倒。

其实那几天我心里总是担忧着会不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儿。还好，这次团拜只是家族里的众兄弟，就算他们想生事，有大哥在，我也不怕。

那天我和二弟、三弟早早就去了提前预定好的饭馆。说好中午聚餐，可已经过了中午。给大哥打电话，无人接听。饭馆里人来人往，只有我们订的那几桌空空的。三弟在门口看了好几趟，我喝了好几杯茶，仍旧不见一个人的影子。

原本我想和他们一起来，而大哥在这件事情上替我拿了主意——包车。家族里的兄弟们十之八九都有车，而且好几个是酒徒，万事小心为好，现在看来，也并非都是好事。会不会出事了？因为除了大哥不接电话，其他人的电话也不通。饭馆里的服务员已经收拾中午的残桌，忙乎下午的热闹了。老板也似乎不高兴地说，那几桌下午都被人预订了。我正和老板协调，三弟着急忙慌跑了进来——到了。谢天谢地，我提到嗓子眼的心算是落了下来。

刚一见大哥，我就抱怨他为何不接电话。

大哥向身后指了指，没好气地说，回去再说。

不见家族里的众兄弟，跟在大哥身后的全是媳妇和孩子们。不见一个男子汉前来团拜，我的心里忽地有股怒气游蹿而出。

大家并没有按照辈分就坐，管不了其他，我坐下来就吃。一阵狼吞虎咽，空空的肠胃填充得差不多了，我站起身便朝其他几个餐桌走去。

大哥似乎知道我要去干什么，他没有来得及制止我，但我听见了他气急败坏地骂我。

每年团拜如此，大家遵循AA制，凭什么我要请客？当然起初我的想法是今年团拜就不一一向兄弟们收钱，因为我常年在外，也是有份工资，所以想着请兄弟们吃个饭。然而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样，他们有意让我为难，我何必要委曲求全？好像早就知道我要来收钱，他们早就准备好了。他们给了钱的同时，都推脱说还要去买点东西，就不坐包车了。我也毫不客气，将所有未动的饭菜一一打包。

大哥已经叫来了车，我结了账，当我刚刚踏进车门，服务员却跑出来叫我。

老板语重心长，绕了半天，终于说出叫我的原因。除我们兄弟的那桌外，其余几桌上的小勺子和喝汤的小碗都不见了。老板倒很开明，他说都这样，稍不注意就拿走了。其实值不了几个钱，但我们购置起来还是特麻烦的。

赔了钱，我坐在车上苦笑了下。幸亏是我亲身经历，否则打死我，我也不会相信。實际上谁家都不会缺那一个小勺子或是小碗，实际上他们缺的恰好就是那点小小的心理满足——报复、或者是了结由嫉妒而产生的恨意。到底还是我把话说错了，要不兄弟们都会来的。假如兄弟们来了，还不知会闹出什么事端。患得患失吧，但我不知道在以后漫长的时日里，我将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我的兄弟们，而我的那些兄弟们又将以怎样的目光来看待我。

大哥说，他们都说有事情，来不了。

怕是嫌我订的饭馆不够档次吧。我说。

大哥说，一年也就这么一次，迎合他们不就对了吗？何必给自己找麻烦？

二弟和三弟始终没开口。我知道，由于我的武断，给他俩留下了来年的烦恼。

我说，明年我不会参加了。这样的团拜有何意义呢？

我们对父亲始终是守口如瓶，父亲原本就很反感以这种形式来加深兄弟间的感情。更多的情形刚好相反，情感不但没有加深，怨恨反而滋生蔓延。

大年初三上完坟后，我们都集聚在大哥家。大家坐在一起，除了吃喝，说到的最多的话题就是如何挣钱，如何在村里建个最好最大的房子之类的。

堂叔的儿子最为调皮，张口闭口就是百万千万。实际上在整个家族里，他的境况最不好，但他从来不在口头上服输。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似乎永远说不出令人信服的话来。堂叔儿子的高谈阔论果然招来其他人的不满，于来来去去的争吵之中，有三个人都出手了。很少说话的大哥被激怒了。

大哥的话刚落地，就有人开始攻击——你们兄弟都好过了，财大气粗，哪知道别人的难处！

我说，都别争了，过得好不好只有自己知道，过得好不好都是自己的福报。

你没有资格说，别以为工作了就了不起。堂叔的儿子指着我的鼻梁吼道。

堂叔的那个儿子在我的印象中还算不错，可是短短几年就变成这样了。前几年他当村支部书记的时候可谓风光无限，一套西装，大红领带，乌黑贼亮的皮鞋，走在大街上都不愿正眼看我们，村里人私下里都叫他“县长”呢。可好景不长，在扶贫物资和扶贫款的发放上，他起了邪念，最后被人家告发，蹲了整整三年牢狱。钱的确是贪污了，而实际上他并没有给家里购置什么物件，也没有使自己的家庭有所改变。那些用之于民的物资被他便宜处理到了别处，将所贪之钱挥霍无度，更多的是一赌而空。被关进去的那段时间里，大街小巷都在议论他的不是。有人骂他断子绝孙，是因为他套用国家扶贫物资。也有人说几句可怜他的话，是因为人家送了东西，他的确也办了些实事。那段时间堂叔不敢出门，更不敢去众人聚会的地方。众兄弟去看望他的时候，他连话都不说，苍老得如同深秋的芦苇。

堂叔的儿子出来之后事情并没有完结，他家门口天天有人讨账。无奈之下，大哥召集了家族里所有人，共同筹资，先解决眼下的事情。堂叔一天天衰败着，似乎已经支撑不住。而他的儿子将大家筹资的钱拿着之后又不见了人影。后来，大哥好言相劝，让他到砖厂来干，可干不到一月，人又不见了。据说，他宁愿在外面和别人家媳妇勾勾搭搭，也不愿意照顾自己的家。最可悲的是，他放不下让他最为风光的村委支部书记一职，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场合，他会大言不惭地说，他是某某村的书记。我有时候也在想，到底是书记害了他前程，还是他害了书记的名誉。

奇怪的是吵的几个人吵得不可开交，而其余几个不但没有劝解，反而在旁边煽风点火。大哥终于发怒了，他骂了几句脏话，然后将所有都赶了出去。几十年来，我第一次见大哥如此愤怒，也第一次听那些不堪入耳的话语从他口里出。众兄弟不欢而散，只留下我们四个。三弟默默无闻将地上的碎玻璃一一捡拾起来，然后走了。二弟没说什么，坐了一阵也走了。我和大哥面面相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村庄的变化是随着人的变化而变化的。的确是，村庄一日一日变得富裕起来了，可是人怎么就一日一日变得不如以前了呢？失去了团结，失去了责任，多了浮躁，多了嫉恨，更为奇怪的是在日益变化着的社会环境里，更多的似乎找不到方向，也找不到自我。村庄在日益富裕的面纱之下，实际上只剩空空的躯壳。道德观念和尊老爱幼，以及赡养与责任，已经在大家的意识与视野中淡出，村庄也只是概念上的一个名词而已。

自从在大哥家一闹之后，我几乎不再和他们有联系了，尽管我听到许多咒骂我的言辞。我不会去辩解，也不会去争吵，我只是觉得，生我育我的乡村和爱我恨我的亲人们都走在相互背离的道路上，有点痛心。然而所有这一切谁有能力阻止？谁能真正叛离这个现实！

记得刚工作那几年，我总是给父亲买最好的茶叶，总感觉只要买好东西，心理上就觉得已经尽了孝道。可他总是将那些茶叶完好地存在柜子里，等我归来便沉着脸还给我。后来我听母亲说，父亲不是不习惯喝那些茶，而是因为那些茶太好。还说好东西最容易令人上瘾，一个东西让人上瘾后，这对过日子却不是件太好的事情。父亲的那些话都是从具体的生活经历中提炼出来的。一切平静而淡然，这让我深深体味到人生的真义。人的一生不要过分强求一些血性和光彩，平淡多好呀！可是生我育我的乡村和爱我恨我的亲人们哪有功夫去细细体味这些生活深意呢？只有钱，才能出人头地的目标追求已经牵着大家，也似乎只有在这个目标追求下，才能耀武扬威地做个顶天立地的人。尽管你有千万个不赞同的理由，但事实往往会让你哑口无言。

父亲的确也是老了，我明显感觉到他的言谈举止中少了往昔的批评，而多出了牵念和交代。父亲知道我们兄弟都是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我虽然不能完全洞察他的内心世界，我想他一定会知道我的心思，要不按照父亲的脾气，他绝不会放过我同家族里众兄弟有如此决绝的做法。当然，时代的变化会牵制着人的所作所为，这巨大的、无孔不入的牵制，我的父亲们或许永远无法理解。

10

自从团拜一事和家族里的兄弟闹僵之后，我很长时间没回乡下老家。我开始讨厌莫名其妙的聚会，也对我的村庄多了份不同于以往的冷漠。村里有活动，或者家族里有大事，我都不去，但该随的份子钱却从来没有缺过。

有一天早晨，我接到二弟的电话，说林生回来了，这次一定要将那件事情搞定。二弟跟我提过好多次，就是要将林生的老房子连同田产都买过来。二弟的两个儿子在县城读书，学习成绩并不好。加之近几年大学生就业困难，因而二弟不想让大儿子继续读书了。读与不读都一样，只要睁开眼睛认得字就可以。这是二弟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二弟才心急火燎给我来电话。可那件事情不太好办，一头是兄弟，另一头还是兄弟。提早给后人安顿家园，这是农村的惯例，是父辈们无法绕过去的一件大事情。看着一天天大起来的两个儿子，二弟心急火燎也情有可原。

这件事情我必须要在场，二弟千叮咛万嘱咐。原本我想兄弟间的事情就由他们去，我夹在中间反而不好。但现在看来，我的想法有点单纯了。二弟的心思最明白不过，其目的就是看能不能在价格上压一下。胡林生没有告诉我，二弟如果不给我来电话，我还真不知道他返回家乡的消息。

胡林生落户在遥远的河西的一个叫疏勒河的移民区，想来有十几年光阴了。我们好多年没有見过面，也没有联系过。二弟在电话里催得急，说胡林生住几天就要走。我口边答应着，心里便找各种不回去的理由。我一向反感风言风语，愈是反感偏偏听到的愈多。兄弟们世世代代在那片土地上翻滚，我早就习惯了。听人笑话看人热闹，似乎成他们唯一的消遣方式。不过我也怕真如村里人传言那样，那么见到林生之后，我该说些什么呢？因为在七年前，村里就有人遮遮掩掩说林生媳妇在移民区跟别人私奔了。有时候我也想，闲言碎语并非空穴来风。胡林生是村里第一批去疏勒河的移民，他过去两年后把母亲也接了过去。他母亲过去之后，村里的老房子一直闲置着。二弟说，这次胡林生回来就是要将老房子连同田地一同处理掉。这样的消息对二弟来说自然是惊喜无限，因而他一再催促我必须回来。

二弟催促了一周之后，我才回到家乡。二弟显得很不高兴，说我只顾自己，对弟兄们的事情一点都不上心。不要说二弟，就连老父亲都抱怨。我无心坐在家里，应付了一下家人，就去找胡林生了。

胡林生在村里几乎没有亲人了，他的几个本家兄弟我都打问过，都说不曾见到。我又去了他家老房子，老房子门锁着，好多年不住人，房前屋后十分破败，院子如荒野全是茂盛的蒿草，令人心酸的同时又有种说不出的荒凉与惊悸。老人们都说房子长久不住人阴气便会加重，就会有鬼借居。二弟偏偏看中了胡林生的这个老房子，我想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胡林生老房子和我家老房子在同一个巷子，住在同一个巷子自然方便多了；二是胡林生的大多田地在河湾，地势平坦，种植药材之类的作物最好不过。

我返回家的时候，天色已经不早了。父亲和二弟坐在院子里，不说话。二弟见我来了，便从里屋搬出一个小凳子，屁股都没坐稳，他就问我关于胡林生及老房子的事情。我张口就说，都住满了鬼，你却看上了。二弟毫不在乎地说，先买过来再说，已经有好多人盘算着呢，就凭你和他的关系，我想他也不会轻易卖给别人吧？我一直没有开口。二弟似乎看出了我的为难，但他依旧没有停止他的打算，他和父亲商议着说，等买过来，拆掉老房子，然后重新盖一院气派的新房，田地里种上药材，几年之后就回本了。又说，这样的机会十分难得，批一处房屋地非得跑断双腿不可。

胡林生一直没有出现，我也很想见他，曾日出日落并肩在同一个巷子里出入，少说也有三十几年交情了。二弟对儿子失望最为强烈的表现大概就是赶紧盖一院房，接下来就是娶了媳妇让他出门挣钱，分家另起炉灶。对二弟来说，这也是他这一生必须要做的一件大事情，是义务也是责任。

那天夜里，一家人吃完饭之后，再次讨论起关于买胡林生老房子的事情。我在无形中被从这个家里划分了出来，不但二弟客气，就连老父亲也用商量的口吻试探我。我知道，二弟及早为儿子盖房的心事在几年前就有了。家乡的这片土地无比辽阔，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人们却在日益膨胀的现代社会里心眼变得越来越小了，小得容不下哪怕是别人多吃几顿好饭，弟兄之间更是如此。父辈们想着让弟兄之间住在一起，哪怕再建房屋，都会想方设法弄成房连房。殊不知到了子孙一辈，一切都成了罪恶的根源，血液没有进一步融合，而亲情的分离却加速了。这样的事情就在眼下，就在隔壁巷子。弟兄之间为了车路和水路大打出手，最后成了陌生人。可为什么父亲这次却支持二弟买胡林生的老房子？难道真如他们所言，批一处房屋地非得跑断双腿不可？

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我知道情感与情感之间其实就是一道看不见的警戒线，你不能拿道德去衡量，也不能以金钱去试探。有些事情尤为敏感，无论你站在哪一边，都会留下遗臭万年的骂名。村里像胡林生家那样的老房子有好几处，我也说起了其他人家闲置的老房子，可二弟偏偏铁了心要胡林生家的。二弟劈头盖脸地说，其他人家的都不卖，李福家的卖，可是他家的那个破地方不吉利，谁要谁倒霉。怎么就不吉利了？人家好几辈人不都在那个老房子里过来了吗？我说。二弟看了我一眼说，都绝后了还吉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内心突然之间生出某种无法言明的酸楚与难过。

对李福来说，命运的确有某种不公，但我们也不能因为他命途多舛就灌上绝后的恶毒之语吧。没有和二弟继续拉扯关于买房的事情，我早早就睡了。

父亲在身旁鼾声如雷，我的心却一下子沉了起来。那时候我还在小镇上当老师，某日母亲来电话说李福走了。李福的腿在孩子时代就瘸了，我不愿去回忆几十年前的事。偏偏在今夜，在父亲如山倒的鼾声中我又想起那一幕来。

我八九岁时，村里富裕人家已经有了黑白电视机。晚饭刚吃完，大家便抬起小木凳去看电视。在电视里，我们第一次看见了火车。那时候的农村每家只有一辆拉粪的架子车，每年拉粪的时候我们都喜欢跟随着。这样的时日不长，因为拉粪的时节恰好赶上刚刚开学。或许是太想见火车了吧，一群孩子走在路上都齐声高呼着——咔嚓咔嚓，田间劳动的人都把怪异的目光投向我们。也就是在那时候，我们的心里有了计划，可谁知道它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隐患，以至于李福成了瘸子？

李福、胡林生和我在当时是属于较大的几个孩子。有一天放学路上，我和林生商量好之后对李福说，我们也开一回火车吧。没想到我俩的提议得到了李福的极力赞同，小些的几个更是欢呼雀跃。于是便各怀心事，一边想着如何从家里把车子弄出来，一边想着拥有火车的神气和伟大。吃完饭后，大家便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恰好父亲早上拉完粪，把车子卸在门外（平常总放在里院，他担心孩子们用尖利的东西在车胎上乱画），我们很顺利地偷走了车子。李福最大，他当司机理所当然了。我们把车子拉到火焰山口，李福双腿蹬地，双手紧紧抓住车辕，我们坐到车上，一起高呼咔嚓咔嚓，车子飞一样冲下火焰山口。

火焰山口的路很陡，人们在路上放了许多石头，以便牲口拉不上去时挡车轮。李福在后面，他看不清前方的路，当我们高兴得快要飞上天时，耳边突然传来一声巨响，车子撞在一块石头上，翻了过来。后来的事我不大清楚了，听父亲说，车辕坏了，李福腿也坏了。记忆中好像有半年多的时间，父亲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

李福在家操劳，林生也是因为各种原因移民去了遥远的疏勒河，而我在一个小镇上当教书匠，这已经是事后二十几年了。接到母亲电话的那天，我给林生也去了电话。我说，李福走了。林生叹了口气，说如果当年不开火车的话他或许不会走，工地上砖砾瓦块很多，他行动不便利……

李福走了，尽管拿到了不菲的一笔赔偿，然而对于年过七旬的李福的母亲而言，纵然有一座金山银山都無济于事了。李福没有结婚，自然没有子嗣。他的母亲在他走后不到两年时间里也离开了人世。那笔钱财的下落不得而知，而李福家那院老房子的使用权却由他们家族里一位堂兄掌管。有一段时间，村里有人为李福家的那院老房子出过很高的价钱，然而并没有真正卖出去，以至于后来大家都说不吉利，因此那院老房一直闲置着，无人问津。

11

整整等了三天，胡林生还是没有露面。但他的确是回来了，二弟给我打电话的那天说他就在村里。前几年胡林生就放出要卖掉老房子和田地的话来，只是他在遥远的移民区，所以老房子一直空放着。这一次回来，听说村里有好几户人家请他去吃饭，可还没轮到二弟他就不见影子了。

这天早晨我对二弟说，等他一来我再回来。二弟只嗯了一声，没有多说半个字。很显然，二弟是因为我的拖沓而怀有怨恨。实际上胡林生的老房子能否卖给二弟，我也没有把握。再说了，我倒希望他们之间不要搭成买卖的协议，倒不是我吃里爬外，我只是想着，有些事情一旦牵扯到金钱，性质和意义就会发生改变。也是因为有些事情看起来简单，而我们忽略的恰好是简单当中包含着的无法预料的复杂。这种简单常常会使我们失去判断，也会失去道德层面上的评议，贪小便宜往往使人迷失本性，而落井下石的做法，偏偏就符合众多人们的心理。就这一点，我更是反对二弟买胡林生老房子。

时间过去了快半个月，二弟没有来电话，胡林生倒是找上门来了。胡林生在我居住的小区门口等我，说实话如果他不先开口叫我，我肯定认不出来他。就算有几分相似，也不会跑过去相认，因为我压根儿不会想到他来找我，因为他当初斩钉截铁的誓言——要和我们几个结拜兄弟断绝关系。那是胡林生即将移民去疏勒河的前几天，我、李福、林生，我们三人在我很小的宿舍里闹腾过两个晚上。从少年时代一起放驴、割草、掏马蜂说起，没完没了，一直到最后三人抱头痛哭。

三人当中数我最小，李福最大。李福从小没有父亲，也没有读书，那时候李福一边和我们玩，一边担当家务。林生比我大三岁，我四年级的时候他已经是初中生了，因而他比我懂得许多渠渠道道的事情。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一次初夏我们一同去割草，半途歇息之时听见河边的灌木丛中有几个女娃娃的嬉笑声。于是我们放下背篓，弓着身，偷看她们到底干什么。当我们看见眼前的一幕时，都吓得不敢出声。原来她们将河边的辣辣秆（一种空心植物，长在灌木丛中，初夏时分粗如手腕）割断放在下面，比赛谁的尿冒得高。三人静静看着，谁都没有出声，一直到她们比赛完，背着割好的草笑呵呵离开河边。

多么优美的抛物线呀——这是胡林生当初的感慨。我不知道什么是抛物线，李福就更不知道了。两年后，当我上了中学，才发现林生的比喻是世界上最贴切的，也是最美丽的。对抛物线的理解和印象至今难以忘怀，大概源于她们通过辣辣秆比赛尿之高远的记忆吧。以至于后来，每见村里那几个女娃娃我就忍不住哈哈大笑。当然她们也笑我，说我不要脸。其实她们哪儿知道，我笑她们的天真，也笑她们的无耻。

胡林生并不是差学生，可在初中未毕业就远走他乡。没有人逼迫他，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太丢人。林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而是偷了村庄人家的一小捆大豆。那户人家揪住不放，后来学校给了林生处分。那段时间，就连我的父亲也天天警告不让我和他来往。胡林生没有告诉我和李福偷大豆的原因和目的，只是当着我和李福的面，将当初三人结拜兄弟时用烟蒂烫在手臂上的疤痕使劲抠，同时流着眼泪，口口声声说不配做兄弟了。

李福在家劳作，林生就那样失学了。三人之间，就我在小镇上教书，算是有一碗可靠的饭。林生失学之后没了踪影，一直到我高中毕业他才回来，他对我和李福说，他在很远的一家砖场搬砖，不想回村里。也不知为什么，从那时候起，我们之间的关系不知不觉就疏远起来了。

算起来，三人唯一的相聚就是胡林生决定移民疏勒河的前几天了。林生喝醉之后伤心欲绝，他说以后再也不联系，兄弟之情算是到头了。他说那些话的时候，没有告诉我和李福到底为什么。仅仅是因为他所说的丢人吗？仅仅是因为偷了一小捆大豆就要和我们断绝结拜之情？仅仅是因为李福的瘸而自我歉疚？仅仅是因为我有份工作而让他感觉彼此不在同一条线上？这似乎成了一个秘密，这个秘密藏在心底，谁都没有重新提起过。而当此时林生突然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禁不住心里酸了一下，眼泪差点下来了。

那夜林生住在我家，我们之间话少了，而多了莫名的惆怅和叹息。其间我几次想问关于他媳妇的事情，但还是没能开口。林生移民过去之后，只来过村庄一次，那时候他母亲还住在村里。我记得那次和林生坐了一整天，他说一家人都平安，只是河西那边风沙很大，人烟稀少，水很欠缺，丫头也长大了，一年四季除了操劳奔波而外，剩下的只有和家人相依为命了。又说，移民区田地宽广，只要肯吃苦几年之后应该能过上好日子。尽管他那样说，可我依然能看得出他矛盾的心理，毕竟背井离乡，无论心理还是现实总需要一个漫长的接受过程。几杯酒后，林生就落泪了，他哽咽着继续说，疏勒河没有猫头鹰，也不见马蜂，只有长生不老的风日日夜夜刮得人心烦。胡林生和我对坐着，一杯又一杯喝着，我感受到了光阴对人生的改变，也体会到了活着的艰辛与无奈。是什么让我们对生命的存在价值产生了怀疑？“生存”，我不得不想到这个可怕的詞。正是因为生存，或是更好地生存，我们才在广阔的世界里寻找适合自己的奋斗道路。

年过完之后林生又走了，而我也回到了学校。村里的传言我再也没有相信过，因为林生说了一家人都平安的话。那么至于说他媳妇和别人私奔的传言又从何而来呢？我自然不便问，甚至多年后的今天，我依然不敢开口。二弟却在电话里说了，林生媳妇的确跟别人走了，丫头也走了，他铁心卖掉老房子是做了永不返乡的打算。林生因为偷豆子而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机会，丢了媳妇和孩子，更有可能失去了重返家乡的勇气。话又说回来，天下黄土哪儿不能埋人？但我的的确确从林生无论表情还是言语上，都看出了他对老房子和这片土地都做不到彻底割舍的感情。那又是什么令他有了如此决绝的做法。耻辱？罪感？我将一切延伸到我们看得见也看不见的心理深层去。那种别人无法理解的耻辱感将他推入绝境？这又似乎不是心理问题，也难以将它归到生活态度上去。妻子和别人私奔，说到底，他有什么办法？可他不能完全抛弃别人的说道和议论。由耻辱到罪感，他的内心肯定充满了痛苦与自责。也可能是面子问题，妻子与别人私奔，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不要面子、不顾面子、不爱面子、不留面子，好吗？然而这一切终究无法说清。

不过那次见面后，我从和他的谈话中得知，村里的传言是没有根据的。时隔这么多年，我不知道后来的事情，也不知道他在那边的具体生活。村里人对移民过去的几户人家也似乎渐渐淡忘了，那么二弟所说的一切又从何而来呢？

林生看上去没有精神，显得很疲惫，说话也是前言不搭后语。我知道，林生是属于天不怕地不怕的那种人。九岁那年，他就偷过他爷爷的水烟锅，喊我躲到厕所里吸。他还是掏马蜂的高手，我们都怕，就他不怕，马蜂也好像见人行事，老爱追我们，而不敢追林生。有一次，在一段高崖上我发现了一窝马蜂。那段崖很高，谁也爬不上去，更何况马蜂已将那段崖围得严严实实。林生眼珠子骨碌一转，就想出了个办法。下午，我们几个出发了。林生将他家门外驴槽里塞有麦草的背篓偷来，我也准备好了他事前吩咐过的铁丝。到了那段崖前，林生从我手中接过铁丝，绑到背篓上，然后取出一根长绳，把绳拴到铁丝上，最后将背篓里的草点着，慢慢吊下去。那些马蜂可惨了，它们在熊熊大火下一个个从半空跌落而下。等马蜂跌完时，背篓也不见了，攥在我们手中的只是半截冒着青烟的绳。

还有一次，我发现了一窝猫头鹰。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能缺林生。那时正值初春，人是不用约的。吃罢早饭后大家便各牵毛驴，一路又喊又叫。到了地点，望着高崖上的老猫头鹰正在喂它的孩子，我们望着也是无可奈何。当众人无计可施的时候，林生却嘿嘿地笑了起来。笑个屁，快想办法。我们都骂林生。小的们，将驴缰绳拿来。但见林生一手叉腰，一手向天边挥去。我们很利索拿来缰绳，交到他手里。林生将那些缰绳一一绾起来，然后把一头拴到自己腰间，一头递到我们手中，说，牢牢吊住，要用劲。我们谁也不敢接，万一掉下去会死人的。狗日的们真没出息，拿着！林生生气了，我们最怕他生气，他一旦真生气了，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情就会没戏。就那样，我们将林生从高崖上慢慢吊下去。到了猫头鹰窝边，林生将手伸进洞穴，抓住了两个小猫头鹰，然后在下边喊，往上吊呀。

一二三——使劲。可林生依旧停留在老地方一动不动。林生在下面越是喊叫，我们越是觉得他沉重了。林生见我们拉不上去，便又喊，慢慢往下放。可我们手中抓的已经是缰绳的尾巴了，然而林生离地面还有一丈多高呢。

一二三——放手。我们终究没能吊住他，只听见嘭的一声，林生被重重摔在地上。等我们跑到崖底时，林生平平展展躺在地上，两个小猫头鹰还被他死死攥着。林生，你没事吧？我们异口同声地问。林生忽地爬起来，双目圆睁，对着我们几个吼了一声——我日你们的先人！说罢又嘭的一声倒了下去。我们谁也没有生气，接二连三嘭嘭嘭倒下去，笑成一团。

12

往事不堪回首，此刻坐在我对面的胡林生很显然成了位历经沧桑的老人，是什么让一个生龙活虎的青年人提前迈入暮年的门槛呢？几近木讷的胡林生在我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突然说，我成孤家寡人了。不是还有家人吗？我十分不解且小心地问他。母亲前年走了，火化后骨灰埋在黄沙梁上了，她老人家生前不会想到连一口棺材都没有。林生说着便不住叹气。我给他递过一支烟，他猛猛吸了一口，接着又说，媳妇和丫头也离开了。原来一切都是真的。当林生亲口说出一切的时候，我十分震惊。什么时候的事儿？我小心地问他。好几年了。他说，也好，跟着我没有啥前途。我知道她娘俩在哪里，起初杀人的心都有，后来慢慢就释然了。既然她们选择了另一条路，我也无话可说。还好，丫头已经懂事了，我想有一天她会回来的。

同样是走，而走的路却不同。林生面对河西的风沙，经历了生命中我想象不到的艰难。我多么希望光阴能够倒回去，也希望眼前的林生永远像当年一样，一手叉腰，一手挥向天边，高呼小的们，将驴缰绳拿来。然而所有一切已经在时间深处碎成了残片，只留苦涩的回忆。同时我也发现，在饱经风霜的林生面前，我的确是一个“小的”。

胡林生说，我这次是断后路来了，就在疏勒河的黄沙梁上陪着母亲吧，因为家乡已经没有了任何牵挂。再说，我也不属于这片土地了，当年移民之时户口都迁了出去。母亲户口在这里，可她老人家已经走了，骨灰埋在黄沙梁上，我有何颜面再回家乡？林生说到这里已经泣不成声。我一边劝慰他，一边说，听说那边条件还可以，就安稳下来吧，一切会好起来的。他说，条件是可以的，不过话说回来，都是因为当年穷，嫌日子过得苦才过去的。政府承诺的房屋、田地、绿化都不错，可心就是安稳不下。当然，移民过去才知道，那边远比这边苦。他停了一下，接着又说，一辈人之后肯定会富裕起来的，我没儿子，媳妇都跟别人走了，想生个儿子的机会都没有了。听着林生的诉说，我彻底无言了。

母亲是移民后的第三个年头跟随过去的。胡林生擦了几把脸，继续给我说，后来我听说家里几亩田地在退耕还林时全种了树木，也听说政府对退耕还林的田地有所补偿，只是那几年到处乱忙，没有顾得回来，这次一回来我就四处打问，才知道一切都是真的，然而母亲已经走了，村里负责人也是换了又换，政府那边也无从查起，跑了几天毫无结果，也只能作罢。

老实人都沉默了，是因为他们不懂无耻之道。我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林生也是叹了口气说，无所谓了，人都留不住，钱有何用！是呀，李福走了，他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一笔钱财，可得到的除了他母亲整日以泪洗面的痛苦外，还有什么呢？难得林生如此通达。如果不通达，还能怎么样？这是生活的态度。这真是生活的态度吗？生活为什么总喜欢惩罚沉默的老实人呢？其实很多人都明白，只是不愿去思考这些，那是因为某些事情未曾落到自己头上，因而沾沾自喜，高呼自己是生活的幸运儿。尤其是在农村，这样的心态更为突出。就拿我的二弟来说，他想方设法打听到林生要卖老房子的消息后，并不对他抱有同情，而是想借用我和林生之间的关系，便宜得到人家老房子。

林生后来也说到了他那院老房子，他说村里有许多人盯着，其间也提起了我二弟。我没有任何袒护，不但如此，我还给他说起现在批一院房地的困难。林生不是糊涂人，他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可他依然说，钱会完，情永远不完。

几天后林生走了，他说回村里处理妥当一切就回疏勒河。我没有执意挽留，也没有把林生回村的消息告诉二弟。在我家居住的那几天，我也帮他打问过关于他家那几亩地退耕还林的补偿情况。和他查问的一样，根本没有着落。

一月之后的一天中午，林生来了电话，他说老房子连同田地已经处理给我二弟了。我听完之后陷入某种极度不安的忐忑之中。林生、李福和我，我们当年是结拜过的，在具体实在的生活面前我们各自分散，说不上是怀念，还是感恩。总之，一切都在远离着当初的意愿，而一切又都在继续前行。

二弟对我是有意见的，我再次回家的时候他已经大兴土木，为他的大儿子兴建家园。我问过他给了林生多少钱。他只是说，从那么多想得到这院老房子的人手里夺回来不容易，可他对钱只字不提。二弟哪里知道林生所想？哪里晓得我和林生之间没有血缘而胜过血缘的情感呢！二弟得到了林生的那院老房子，还以为是自己的本事。当然他在心底怨恨我，在林生老房子的事情上没有帮忙，这也是人之常情。我不能理解的却是二弟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没有给我透露任何消息。

果然，我在家里小住的那几天就听到了村里人的传言。在不尽相同的种种说法里，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二弟巧借我和林生的关系，便宜得到那院老房子。親兄弟一旦有了心计，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呀。也是二弟的手段高明，因为我打心底里就没有想到他会那样去做。林生是明白人，二弟既然那样做了，他难道还会转手卖给别人吗？二弟也是瞅准我和林生的这层秘密，在这层秘密的背后，二弟还看到了超越情感的理性。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金钱挂上钩，就不得不变得理性化了。

从老家回来，我给林生寄了三千元过去，同时还以二弟的名义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简略地说明了两点：一、老房子原本可以高价卖给别人，但你留给我家，我们感谢不尽；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希望不要拒绝。

时间过去很久了，林生那边没有任何消息。我不好打问，心想就让一切随缘吧。我们虽然正值青年，然而青年时代的那种洒脱早就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是早年那些美好的记忆，是此时此刻满腹的酸涩和无奈。

二弟盖好房子后给我来了电话。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家里的一件喜事。新房盖好后的第三天我回家了。一家人吃完饭后，嘻嘻哈哈围坐一起，二弟更是喜笑颜开，先前对我不冷不热的那种态度早消弭于无形，换之而来的是极不自在的殷勤和夸赞。我突然有了某种预感——这当中一定有故事。等大家入睡后，我拐弯抹角从父亲口中得到了可靠的消息，林生果然将钱退回来了。

第二天我早早起来，给父亲说了一声就回了。

从巷子里走出来的时候，我的眼中溢出了泪水。我想，这片土地大概也是要遗弃我了。到底是它遗弃我，还是我要决定遗弃它呢？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兄弟之情于天地间能否天涯比邻。重要的是只要我们好好活着，再也不要去陌生的地方独自孤独。

13

二弟的小儿子终于毕业了。其实我在四年前就预言会是这样的结果，可那时候的二弟不听劝告，反而在内心有所质疑，甚至以为兄弟们因嫉妒而放冷箭。实际上对二弟我还是理解的，一个地道的农民，虽然和大哥一起包过工程，也单独办过养殖场，到最后兴办砖厂，可他始终没有脱离农民的狭隘，也没有改变贪小便宜、见风就是雨的毛病。二弟大概看着同代人之间的孩子都有了前途，想着自己的儿子不但没有找到混饭吃的门路，反而给家庭带来更多的负担，因而产生了怨恨。转移怨恨解决不了实质问题，但对二弟来说，把满腔委屈轉移到兄弟们头上，以求心灵之快慰也未尝不可。然而我从父亲口中得知，二弟的心里根本不是我所想的那么简单。

大哥从来不问兄弟家庭间的事，分户居住这么多年来，他和二弟、我以及三弟之间的关系的确有所疏远。大哥的孩子大学毕业后又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似乎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因此他死心塌地经营砖厂。三弟从种庄稼转移到种植药材，最后又回归到种庄稼上。各种增收途径尝试之后的三弟经常这样说，不是土地不养人，而是人对土地做不到信任。可我看得出，三弟并没有彻底死心，羡慕别人乃至跟风的冲动言语却时时挂在嘴边。还好，三弟的两个孩子都很听话，家庭和顺平安。即将迈入不惑之年的二弟在兄弟们之间算是最不安稳的了，倒不是说他有多少坏心眼，在我看来，二弟的瞎折腾和爱慕虚荣已将他推进了无力回身的困境。二弟从不自我反省，也从不换角度想问题，对他而言，怨恨兄弟甚至抱怨父母成了排泄所有不愉快的唯一途径。因而，兄弟之间原本或多或少的罅隙愈加明显。

两年前，二弟想方设法得到胡林生家那院子，并且将大儿子安顿妥当，按理说，他不应该再有非分之想，但事实并非如此，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胡林生那院子。那时候，他的小儿子在县城读高三，学习差得要命，可花钱从不落人之后。二弟十分恼怒，为此事他曾召集过兄弟们。大哥依旧话很少，或者根本就不愿说他的真实的想法。三弟在孩子们读书的事情上没有太多意见。我建议让孩子上个技校，学点手艺，也不失为一门出路。二弟偏偏在我的建议上持有不满，当面就说我只顾自己，从没把他当兄弟看待。既然他都这么说了，我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呢？兄弟永远是兄弟，但兄弟也都有自己的家，何况孩子的事情除了父母之外，谁还能做个当机立断的决定？

高考前夕，二弟的小儿子曾提出不愿参加考试的想法。我想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自认为学习太差，怕村里人不仅会笑话他，而且还会耻笑整个家族。二弟小儿子的想法自然不会让二弟知道，也没有跟我说，这一切都是老父亲告诉我的，因为那段时间老父亲一直在县城陪读。老父亲没有告诉二弟，就是怕他恨铁不成钢，将所有怒气撒在孩子身上。眼下就要考试了，我自然不便跟二弟提及。一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二弟的小儿子看着他哥哥住进新房，也想力求提前介入属于自己的生活，因而有了放弃参加高考的想法，读书的心思也一下进入虚空之中。

村庄里读书的少之又少，大家都说，出门能识几个字就行了，读深读浅没区别，这大概是就业压力直接带给农村的最大影响了。

十几年前，只要从大学出来就会有份工作。再后来，县上采用考试录用制度，凡是专科以上学历均能参加用人单位考试，以至于到今天本科都不行了。自主择业的推行和考试录用制度的名额限制，断送了农村孩子们读书的念想，似乎是看不到发展前景，也体会不到上学的重要性。而对于供读孩子的家长来说，信心愈发低落。一句话，那就是读书反而耽误了孩子的前程。

那段时间二弟陷入愁肠百结之中，无心打理日子。我告诉他说，想上大学是不成问题的。二弟不理解，也不明白，听着村里有人家放鞭炮，他就将自己藏在被子下，凡事不闻不问。有一天，失魂落魄的二弟终于等来了他小儿子的录取通知。二弟和村里其他人家一样，要为他的小儿子办一次升学宴。他没有听兄弟们的劝告，一意孤行，并且大张旗鼓。

老父亲早早就来电话，说无论多忙都要回来。我知道，就算天塌下来也要回家给二弟道喜，同时还要准备一份较为厚重的礼物。这样的礼数流传好多年，我追不到它的源头，也无意去想，然而就是因为这些简单的礼数，最容易伤及人心。老父亲提早来电话，虽然没有明说，而我何尝不明白？我们毕竟是亲兄弟，老父亲也是用心良苦。当然了，作为人父，有谁愿意看到骨肉间产生罅隙呢！

升学宴是在二弟新修的院子里举办的。亲戚朋友都来了，村里人也几乎都来了。整个院子里摆放着十几张大桌子，桌子上美食丰盛，二弟满脸笑容，拱手相迎。看着如此浩大的场面，我一下跌落到几十年前的记忆当中。

那时候父亲身体健壮，为我们兄弟几人读书上学，乃至家庭日常生活的开销，他重返牧区，替人放牛，看管牧场。尽管如此，逢年过节的时候全家依然很拮据。记忆中，能吃肉、吃糖的印象几乎没有。那样的年景一直到大哥和二弟没有读书，三弟开始垦荒，我继续读书。并不是父亲的偏见，大哥初中毕业后自己不愿意读，二弟看着大哥做生意，也就此打消了读书的念头，三弟压根儿就不去学校。多亏了兄弟们，否则我也是中途辍学的对象，因为仅凭父亲一人是无法将我供读出来的。那个年代整个村庄都很贫苦，供读一个大学生也属不易。也是因为这点，这么多年来，我无法忘记兄弟们的那份情谊。

和其他人一样，我将事前准备好的两千元交给了二弟。我想，大哥和三弟也是如此吧。

混混乱乱，这场声势浩大的升学宴到太阳完全下落才结束。送完亲戚朋友和村里的几个醉汉时，我已经十分疲惫，可二弟趁着醉意，非要和大家彻夜长谈。其实兄弟几个没什么好谈的，而且我有十足的把握可以断定二弟要说什么。

你说怪不？现在的人怎么就不懂得礼尚往来？不要脸皮。我万万没想到，二弟一开口就是如此刻薄而尖酸的话。

这是说谁呢？今天的场面不是很大吗？我心里想。

二弟继续说，日他妈的，我给他随五百的礼，他却还我二百。在最困难的时候我舍命帮忙，等我有事了却不见人家的影子。

大家都没吭声，也不知道二弟含沙射影是对着谁的。这一切虽然与我无关，但就在此时此刻，我对二弟已经厌恶至极。每个人都有难处，何必为一点小小的事情就动辄大骂出口呢？说到底，二弟还是太看重利益了。

孩子第一次出远门，万事都要小心。我引开了二弟愤怒不止的话题。

不是有你吗？你天南海北都走过，怕啥？二弟反过来问我。

言下之意，孩子上学非得要我去送了。引开二弟的话，我感觉有点引火上身，但我没有后悔的意思。就算我不引开话题，二弟还是会让我去送的。理由有二：一是我在家里算个文化人，不至于半途迷路；二是送孩子上学需要花费，我去就可以给他节省一大笔钱。二弟向来爱占小便宜，在一個锅里吃大的兄弟，这一点我是清楚的。这样也好，就算是我补偿二弟当年供读我的一点点心意。

整整一周时间，从南昌回来后我直接去了老家。这是必须的，二弟急切盼望我回来，他要听我关于送孩子上学的一些汇报，老父亲更是如此。

和办升学宴时相比，二弟判若两人。我还没有走到家门口，远远就看见了他——我的小心眼且爱占便宜的二弟，他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旧夹克，裤腿沾满泥巴，靠墙站立，神情黯然。

这几天一直下雨，水路不利索，巷子里满是水。二弟迎上我，没有问送孩子的事情，却先给我说水路的问题。

我说，等天晴了好好收拾一下吧，水路是大问题。

嗯。二弟答应着，才问我，都顺利吧？

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和二弟一边说着话，一边向家走去。

晚上，大哥和三弟也来了。没等我说送孩子去南昌的事情，他们刚坐稳屁股，却又转身走人了。那天晚上，我和父亲住在一起，他老人家给我说了一件令我非常吃惊的事。难怪大哥和三弟不闻不问，难怪二弟如此颓败。

父亲说，当我离开老家去送孩子的第二天，二弟的大儿子就前来和二弟算账。原因很简单，二弟为儿子办升学宴请了许多亲戚朋友，这期间当然也有大儿子媳妇的亲戚。所收彩礼由二弟保管，他自然不高兴了，说他们的人情要他们还，意思很明显，彩礼不能让二弟独自占用。

听完父亲的话，我默默无语。二弟的大儿子那么做，情感上虽然有点出格，但道理上似乎是通的。然而就算二弟愿意，却已经拿不出来了。因为二弟的小儿子被一所三本院校录取，一次收费就高达四万多元。

父亲还说，二弟在他大儿子无情的逼问下号啕大哭。

我理解二弟，也清楚他的难处，可是谁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替二弟处理家务呀。二弟和儿子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这让整个大家庭都有了某种不祥的前兆。实际上就近几年的乡村而言，这样的问题比比皆是。毕竟发生在自己家里，故而我有更为深刻的想法。人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或许不仅仅由血缘来决定，费孝通先生说，儒家所注重的孝道其实是维护社会安定的手段。那么一个家庭安定的因素呢？家庭安定的关系与力量表面上看起来的确和权力及礼治有关，但是在权力和礼治的掩盖下，我们恰好忽略了理解与沟通。对一个家庭来说，权力不再是和谐的手段。多少年来，二弟对两个儿子从来都是拳棒相加，他自以为在传统的不可替换的父权权威和礼治的约束下，完全可以将两个儿子调教成为孝子。事实表明，二弟失败了，并不是说传统的父权与礼治丧失殆尽，而是主导现农村家庭和谐的主要力量已经变成了金钱，父权与礼治只是以道德与品行的面目堂而皇之地存在着。一向自恃高大而独立特行的二弟这次彻底败了，他不是败在自己的要强之下，而是败在了传统的父权权威和礼治的捆绑之下。当然，二弟永远不会明白，“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

面对简单而其实极为复杂的家庭矛盾，兄弟们都无能为力，劝慰似乎有点多余，不闻不问却又显得不近人情，失去了作为兄弟的本分。

14

二弟失业了。理应不是这样，但二弟还是选择了这条路。大哥在这件事情上同样没有表态。

当年大哥兴办砖厂的时候问过我好几次，当然也问过三弟，我和三弟都没有入股参与。二弟是因为在大棚育牛上连年受挫，不再考虑养殖的生意，于是便跟随了大哥。这么多年来，尽管或多或少有摩擦，也不至于割席而坐，可二弟在大哥面前突然提出要分股，这让大哥无法理解。如果二弟将属于他的股份转让给别人倒也可行，但时下却难以找到那么合适的人。如果有那样的人，甩给大哥的就是资金与关系之间的重组，这一切都不是简单的事呀。可二弟已经铁心了，不铁心又能怎么样？孩子每年都要四万多的学费。我们都知道，砖厂的经营面子上看起来光彩，而实际真拿不出那么多现钱，这大概也是大哥十分为难的地方。大哥的社会关系广阔而复杂，面对二弟的突然退股，他虽然不大说话，可我们看得出，他眉间多出了皱纹，鬓间也增添了不少白发。三个多月之后，大哥和二弟才算清了一切。二弟拿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后，彻底解甲归田了。

二弟从大哥的砖厂退出股份后，他将所得之钱分成三份，两个儿子各一份，自己留一份。同时，他还从已经分好的三份里按比例抽取了一小部分，那部分是用来供小儿子读书的。听父亲说，二弟将那一份钱给了大儿子后，再也没有去过大儿子的新院子。属于小儿子的那份二弟先保管着，电话一来，他就去县城汇款。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二弟小儿子毕业的前夕。

这天，二弟给我来了电话，没有过多寒暄，开门见山就问我，实习是不是要很多钱？我挂了电话，直接问了学校。学校的说法和二弟的说法差别很大。学校说，因为专业的要求，这批毕业生都要到安徽一家工厂去实习，具体是去做手机屏幕，是有工资的。当我把这话转达给二弟时，二弟一声不响就挂了电话。

孩子在外面很容易学坏的。老父亲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敢保证二弟的孩子是否真的学坏，但出门在外身上不能没有钱。可我听说二弟就此给儿子打电话，言语不堪入耳。

孩子的心让他伤透了。老父亲同样告诉我这样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劝慰二弟，总之，他们父子之间已经有了隔阂，甚至萌生了怨恨。当然不仅仅是为这一次，二弟每次汇款时总要在电话里骂上一阵。其实二弟的心肠是好的，无非是担心孩子学坏。一个农村的老粗人，不会旁敲侧击，也不会谆谆教导，剩下的也只有骂了。然而这样的交流方式对从未涉足社会的孩子而言，自然接受不了，那种反叛，乃至背叛的情绪滋生蔓延不足为怪。他们父子之间缺乏沟通？他们父子之间永远无法沟通。

二弟自从和大哥分股之后，就一直呆在家里。坐吃山空的道理他不是不明白，加之大儿子渐渐远离了他，这一切让二弟对现实有所失望，以至对亲情都产生了不明不白的质疑。

毕业整整一年了，二弟的小儿子一直没见影子。其间只来过一次，是参加县上的大学生村官统一招考。村官招考录取率十分有限，考试落榜后他就离家出走了。我当初曾提议过让他上技校，学一门手艺，起码还不至于成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我这句话，二弟曾在父亲面前骂过我，说我不怀好心，还说不操心跑个好学校，硬是怂恿娃娃学个打工的。二弟哪里明白，在尘世上活着何处不是打工呢！

村庄里读书的孩子愈来愈少了，初中一毕业都各找门路。除了就业门路的狭窄之外，其实与人们的观念和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大家都在讨论同一个话题，各自算着同一本账，那就是供孩子读书的所有费用差不多能娶一个媳妇了。从这件事情上，我也看到了教育体制的变化对我国各个社会层面家庭所带来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对农村家庭，其影响至深至远。也可以说，教育的投入是蕴藏着风险的。如果一个家庭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承担可能出现的风险，那么这种教育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迫使这个家庭做出放弃教育的选择。

书算是白读了，到头来不但荒废了自己，还连累了家人。二弟逢人就这样说的同时，便又四下打听合适人家的姑娘。按照他的话说，儿子不管怎么不争气，始终是要给安顿一个家的。兄弟们也帮忙张罗，当然也仅仅是张罗，具体行动和主张还是要靠二弟自己。

晃荡了一年之后，二弟的小儿子回来了。孩子瘦多了，然而却时髦多了，言谈举止和他的身板全然不搭配。村里人说长道短，传到一家人耳中的除了伤心之外，剩下便是陆陆续续和不同人家结下无法说清的怨恨。二弟的表现极其强烈，他除了咒骂别人，就是不允许儿子在他眼前出现。愈是这样，他儿子愈是不言不语。也可以想象，孩子四年时间几乎在大城市生活，突然返回乡里，首先心理上无法接受，之后便是天马行空般估算自己的未来，严重忽视现实的残酷性，后果就是无法和家人在同一个平面上商量事情。我还知道，孩子的心气很高，看过好几个姑娘，都不愿意。其实他是找借口不想回农村，可他没有在城市打拼的勇气和资本。现实就在眼前，不得不接受，也不得不面对。在大家的努力劝说下，孩子总算向命运低头了。而摆在二弟面前的却是另一件十分为难的事情——巨额彩礼。

二弟为儿子娶亲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可那份巨额彩礼依旧没有着落。大哥的境况大大不如以前，三弟守着一亩三分田，的确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二弟的大儿子始终没有表态，他拿出决意要和这个家划清界线的姿势，这让二弟愈发感到世态炎凉。就在全家人无计可施的时候，老父亲拿出了素日积攒的部分钱。他说，这些都是你们平日给的，老了，也没处花，先急用，办完大事再说吧。老父亲的举动令兄弟们羞愧不已，就在几天时间里，大哥和三弟都不同程度拿出了点，我也是托人将住房公积金的存款取出大半。

二弟的小儿子顺利完婚，二弟算是彻底放心了。兄弟们各尽本分，在村里没有落下令人耻笑的把柄，反而赢得了村人不同程度的夸赞。可就在大家各自回归原来生活的状态的时候，老父亲突然召集我们兄弟要开家长会。我记忆当中，家庭会是多么遥远的一件事。不知道父亲要对我们兄弟说些什么，但我依旧按时回家了。父亲虽然老了，而他的威严依然不减当年。饭后，大家坐在一起，说笑期间老父亲突然发话，他对二弟说，你们都各自有家，再说兄弟不像父母，欠一分就是一分的人情，要还。大家都沉默了。父亲接着又说，供读一个孩子不容易，都尽了义务，至于后来的事情就看各自的福报，没必要把怨恨压在心底。人一辈子要经历很多苦难，比起大街上讨饭的命苦人，你们还有啥抱怨！听完父亲的话，兄弟几个都涨红了脸。的确也是，可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种可怕的甚至罔顾法纪的欲望，那就是要活得比别人更好，这份好源自何处呢？“与战胜敌人的人相比，战胜欲望的人更加勇敢。”可谁能彻底战胜自己呢！

二弟要出门了，我想二弟是牢牢记住了父亲的话，他再也无法安心坐在家里。生活似乎回归了最初的暂时的安定之中。时间分分秒秒从未停歇，兄弟之间过往的不快和纠结也慢慢地愈合着。安定团结，对一个大家庭而言，或许才是长治久安的根本。

大哥群策群力，总想出人头地。二弟出门在外，也是为了日子的安稳。三弟守着田地，已经疲于进取。我亦混迹文案之间，却也头顶稀疏了。这天，我接到二弟打来的电话，心里突然温暖起来。电话里和二弟说了很多，其间二弟还提起了欠兄弟们钱的事儿。我告诉他说，兄弟的情要还，但我的那份你不用还，是我当年欠你的。说这话的时候我没有考虑，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兄弟”才是一个很温暖的词，那种血浓于水的情感才会在时间里保持久远。

二弟沉默了好长一阵，然后挂了电话。我不知道二弟怎么想，就在挂电话的瞬间，我已心如刀绞。这一世做兄弟，大概是前世的缘分，而镶嵌在这缘分之中的恩恩怨怨其实没有必要去细究。可话又说回来，如果不去细究，大概也就没有人世间所谓的恩怨了。大家都在尘世中滚爬，又何尝不被这些看见或看不见的恩怨所拖累！

15

大哥突然来电话，说家中要出大事了，让我赶紧回来一趟。其实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的，所以当我接到大哥电话的时候，并没有吃惊。虽然兄弟们都有各自的担当，但父亲健在，因而整个大家庭的事情谁也不敢置之不理，所以我必须要按期回乡下老家去。

五年前，二弟的小儿子考上大学，毕业之后一直未曾就业，兄弟们张罗着给娶了媳妇，可谁能想到，正是因为当初的那个张罗埋下了今日的危机。那件事情说起来话长，也是当年二弟没有参考我的意见，觉得孩子上个大学就有一条生活的门路，或者他觉得孩子一上大学自己在村里就有面子了。现在想起来，我也理解二弟，他为了供读孩子，几乎用尽了一生积蓄。为此他的两个儿子也闹得很不愉快，表面上一团和气，私底下却是磨刀霍霍。二弟保持着他惯有的坚强和好面子，口头永不服输，可我看得出，二弟已經是山穷水尽了。

二弟小儿子对当初的婚姻是有点儿不太愿意，但也没有明显的抵触情绪。结婚以后，孩子变化很大，他不再和二弟对着干，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也消退了不少，全家人看在眼里，倒也放心了。可为什么好多次二弟要提出和小儿子分家？还说眼不见心不烦。然而一切都让兄弟们劝阻住了。二弟有两个生龙活虎的儿子，一旦独自居住，难免会受到村人的嘲笑。二弟提出和小儿子分户居住，自有道理，可他没有对兄弟们挑明说，他将所有烦恼积压在内心，郁郁寡欢。短短时间内，人也苍老得不像样子了，当他和父亲并排坐在阳光下，除了兄弟们，外人几乎不可辨了。看来二弟的两个儿子使二弟彻底倒下了，他已经丧失早年那种拼搏的勇气和信心了。

大哥的砖厂越来越不景气，实际上大哥也已经感觉到力不从心，然而一时难以放手。二弟当年因供读小儿子，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和大哥分股。我不知道有没有给大哥带来实质性的影响，而对他自己来说的确是渡过了难关。那可能是二弟全部的积蓄了，我记得他当时说过，所有资产分成三份，两个儿子各一份，他自己一份。他大儿子因为二弟供读小儿子的事情上持有意见，因而一直对二弟不冷不热。小儿子上学花掉很多，到头来两手空空，再加之说亲娶亲，二弟留在手头的那份大概也所剩无几了。

二弟性情大变，源于他小儿子的婚变。二弟的小儿子是大学生不错，但他经历不多的生命中却有过高低频繁的起伏，从农牧区到城市，再到农牧区，他渴望的那种生活未能实现，反而落入虚空之中。我猜想，在婚事上他有反抗之意，心底却又不忍，或是不敢，毕竟供读他的时候家里花了过多的费用。二弟为他小儿子娶媳妇也是某种职责所在，所娶之女无论家道、人品还是相貌，都十分不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受人攻击并不是这些方式不好，而是从这方式里所得到的结果不好。现在看来的确如此。天下父母哪有存心将儿女推入火坑之说？为儿女择偶是父母的责任和义务，按门当户对的标准为儿女择偶，无外乎就是为了保证他们将来过得平安幸福。然而问题就在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因为社会的不断进步，两代人之间已经有了很大的隔阂，于是，父母自以为十分准确的判断却很难迎合下一代人的情感世界，父母之命的結果在婚姻中则体现为新的家庭矛盾层出不穷，甚至决裂。

在处理情感问题方面，传统的以长期经验树立起来的权威，遭到了现代生活以短暂经历为基础的体验的挑战。城市在物质上已足够现代化，甚至步入后现代，农村则现代化得不足。农村人进入城市生活，无论进城务工还是读书，都是个人急剧现代化的过程，其间观念的挑战和冲击很大。二弟小儿子就是最好的例子。二弟小儿子与家人及妻子之间的和顺关系只是表面的体现。就在二弟盼望着抱孙子的时候，潜伏着的隐患渐渐显露了出来。和村里惯于浪荡的年青人的表现相似，二弟的小儿子起初也是夜不归宿、花天酒地。这样的表现势必会引起家庭的不和，首先是二弟看不惯，之后便是骂骂咧咧。在二弟面前，他的小儿子又重复了刚毕业时的那种状态——既不说话，也不抵抗。这种沉默式的抵抗有一天终于波及到小两口头上，争吵、谩骂、打闹，接而继续沉默，之后陷入冷战。二弟十分恼怒，儿子毕竟结婚了，有些事情不好一一去盘问。但他明白，这样的结果不但会让家庭陷入窘迫之中，而且有可能导致另一个家庭的破裂。我想，这大概就是二弟三番五次提出要和小儿子分开居住的原因和目的。

大哥和三弟总是比我聪明，对于二弟的家庭矛盾他们往往避重就轻，或干脆装作不知道。也是因为二弟小儿子在我跟前还能说几句实话，所以对二弟家庭问题我的关注自然就多了点。其实二弟小儿子也不是诚心让家人受气，他说，他只是想到外面去闯荡，他的希望并没有彻底破灭。或借口，抑或早年一如死灰的雄心再度兴起？至于他内心真实的想法我怎么会知道呢？我知道的是，他再也听不进我的好言相劝，哪怕只言片语。和他不多的谈话中，他除了说和现在的这个媳妇无话可说之外，却也没有说出逃离的理由来。

和我猜想的没有太大的出入，二弟的小儿子对我说，因为上学花了很多钱，总觉得亏欠父母太多。原想结婚之后草草了此一生，可是谁想人生如此漫长。漫长的一生当中和一个没有丝毫感情且无法谈得来的人过一辈子，那不就是生不如死吗？二弟小儿子的话说得倒是很诚恳，我也承认，现在的年青人在婚姻上的要求远远不止于过日子那么简单，他们不但要在情感上获得满足，而且还要在人格和心灵上取得相互的慰藉。然而在这样的要求下去择偶，就农牧区的实际情况来说，是极为困难的。原因很简单，具有相同文化和兴趣爱好者只是个数。撇开这些不说，其实我在想，一旦二弟小儿子婚事以失败告终，二弟可能就再无法尽他的那份责任了。

二弟自从小儿子上大学后就戒酒了，可他现在又开始喝酒了。大哥来电话的次数也渐渐密了起来。大哥原本就拖拉，几句能说清的话总要缠绕半天。当然了，无论他怎么缠绕，他想说的意思我再清楚不过了。简而言之，就是二弟变了。变成坏人了？喝酒也不能说明是一个人变坏的开始吧。几个月之后，我才真正明白，二弟不但喝酒，而且还参与赌博。

我躺在家中，开始梳理这么多年来发生在兄弟间的种种恩恩怨怨，最后才落在二弟小儿子给我所说的话当中。滤尽其他成分，二弟小儿子所说的话大概也就一句——日子过不下去。再具体一点说，就是要离婚。二弟和他小儿子肯定没有深刻地交谈过，从小严加管教，如今这样的结果二弟是难以接受的。再娶一房媳妇，断然会要二弟的命。可是靠赌博能发家吗？靠赌博能给儿子再次娶媳妇？二弟不是那样的人，他一向十分精细，而事实并非如此。遇到难以跨越的门槛就令他抬不起脚？还是现实的残酷无情让他变成了傻子？

我再次回到老家，依然见不到二弟的影子。听家人说，二弟的小儿子和二弟正好相反——白天睡觉，晚上出门。眼看家道衰落，兄弟们虽然各自尽了本分，却依然唤不回二弟父子的回头。父子之间没有了任何情感，也就缺少了相互间的痛惜与爱恋，就和路人没有什么区别了。老父亲也不再吆喝开家庭会，他早年的威严也在岁月的磨洗中变得慈蔼无限，给我来电话时，也听不见昔日的雷厉风行，只是自责、哀叹，或咒骂我们兄弟几个。

这年秋天，二弟的小儿子终于和大家一致看好的那个女子离婚了。铁定的事实面前，大家只有嘘唏。那天，二弟是醉着的，时哭时笑，喜怒无常，等一觉之后，除了黑了一圈的胡须之外，仅剩无奈和叹息了。

16

二弟的赌瘾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加重。好几次他在电话里直接说，没有钱，电话都停机了……还说下次回来时多带几包烟给他。这是我的二弟吗？记忆中的二弟虽然争强好胜，爱贪小便宜，却十分好面子。他这样坦诚布公倒是很符合兄弟间的情谊，却不太符合生活的规律和个体生命在生活中的价值体现。

二弟不见影子，他的大儿子对此却是漠不关心，大家看在眼里，却又不愿去多说。“骨肉之间，多一份浑厚，便多一份亲情，是非上不必太明。”话是黄宗羲说的，也不乏武断。这年春节，大家聚在一起，我却感到了不自在。就当时那种氛围，再联系这些年所经历的许多事件，我发现事实并不是那样，兄弟之间缺少的恰好是亲情的浑厚，而多出的却是是非上的判断和利益之间的权衡。“任何对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总难免流于空泛和偏执。”兄弟间的问题的讨论就不仅仅是理论上的空乏和偏执，更多的则是现实生活中的利益關系，是所处环境和不同想法之间的对峙。当然我们坐在一起，是有意回避这些话题的。尽管如此，那种不自在，甚至别扭的表现还是捉襟见肘了。二弟尤为如此，没有到焚香祭祖的时辰，他就借口回自己家了。

家是人们精神存在的载体，是有具体的生命意义的。家不仅是物质的体现，更多的是精神与礼仪的核心。二弟急于回家，何尝不是对精神与生命的慰藉与唤醒？那么，素日的二弟真就没有生命意识与精神慰藉了？二弟就是携带躯壳而奔突的流浪者？我不愿这么想，然而他的所作所为又何尝不是如此！孝道的意义不在于如何遵从老人，而是如何以共同的血脉来维护家庭的和睦和礼仪所代表的权利地位，一句话，就是团结。面对不听话的两个儿子，二弟大概感觉到那种和睦与礼仪所代表的权利地位早就不存在了，因此，他才对眼下的生活有所失望。对自身的存在价值有了质疑，那么接下来就是对为什么活，为什么活得如此累，甚至为什么如此不公平等等的质问。二弟一步步陷入罪恶的深渊，以至于无力回头，可兄弟们还能为此做些什么？

出门也好，坐在家里都是气筒。第二年清明期间父亲对我说，二弟小儿子出门打工去了，临走前从他这拿了一千块钱路费。二弟已经对此毫无感觉了，他只是沉浸于一夜暴富的幻想之中。

大哥的交际很杂，也很广，听到和见到的远远多于我们，但就有关二弟的事情却有意隐瞒着。这天，我接完大哥电话就匆忙回家了。刚走到巷口，就看见一群人围在一起，三弟举着铁锨，护着坐在门槛上号啕大哭的二弟媳妇，家族里其他兄弟们也是虎视眈眈，高声对嚷着。起因很简单，二弟欠了人家赌债，由于无力偿还，人家前来拆房。赌债实际是某种意义上的高利贷，没有法律效力，何况对方亦无字据，且看着我们人多势众，纠缠了一阵也就各自散去了。而债主上门拆房，却留给村人一个永久的笑谈。

二弟离开了家，离开了村庄，他几乎连老人都不在乎了。二弟绝不是那种无情的人，他要强，好面子，从双脚踏入那个“行道”起，他应该想到挖墙拆房是迟早的事儿，可怎么就收不住？难道真的让一夜暴富的美梦糊住心门了吗？有家不能回，有舍不敢入，兄弟们从最初的恨到如今的怨，渐而到遗忘他。除了那股相同的热血之外，没有了疼爱，没有了悲怜，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但事实如此。

这天，我突然接到二弟小儿子从上海打来的电话，拐弯抹角唠叨了很长一阵，最后才落到实处——他说他谈了女朋友，想带到家里来。

我沉默了。有女朋友是好事情，但也是个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是鼓掌就能通过那么简单。就眼下情况而言，二弟还有能力吗？接完电话，我就此事跟大哥一五一十复述了一遍，奇怪的是大哥一声没吭。我又给三弟说了一遍，三弟沉默许久才吐了三个字——随他吧。之后我也在想，有二弟在，我这样忙于张罗是否合适。而且这样的张罗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除了钱，还能有什么？我突然明白了大哥的缄默和三弟的无所谓。

几个星期过后，老父亲的电话来了，他让我回家一趟。虽然没有说要干什么，而我何尝不明白要干什么呢！父亲老了，话语吞吞吐吐，少了当年的利索，但这次却多了不同于以往的严肃。父亲说，你们都是长辈，事情终归要解决。毕竟是亲兄弟，你们都不管了还能指望谁？二弟不在场，大哥、我、三弟，我们认真听父亲的训导。说实话，事情肯定要解决，但在解决的方式上我们始终无法达成统一。父亲又说，等我死了，就啥也看不见了。不死，我就要看你们的笑话。父亲的话很有分量，同时无形中也给我们带来不可推卸的责任和压力。

这年冬天，在父亲的召集下，兄弟们再次坐在一起，商量如何解决二弟小儿子的事情。我好不容易才见到二弟。人不人鬼不鬼，我的二弟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人而该有的那种耻辱感。二弟小儿子在外地找了女朋友的事情起初还是有余地的，可现在却毫无退路了，因为他已将身怀六甲的她带回了家。兄弟们由心平气和的商议渐渐变成气冲斗牛的争吵，再到最后的不欢而散，可依旧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

春节过后，二弟喜得孙子，可全家人怎么也欢喜不起来。事已至此，我们只好按习俗行事。二弟小儿子带来的那女子并不是外地人，而是离这三十余里宋家庄的。那女子的父亲是粗人，人人都叫“莽张飞”，说白了，就是个玩命的“匠人”。我们央人去说事，都让他骂了回来，三番五次都是如此。后来老父亲又央求了村里几个老人，虽然没有被骂回来，但那“莽张飞”说，他的脸全丢尽了，就当没养过，拿三十五万过来，算是卖给你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就没有必要继续纠缠下去。可钱从哪儿来？全家人再次聚会，兄弟们三言两语各自发表意见，而说到钱，所有言语便戛然而止。二弟在整个事件当中完全像木头人，无论兄弟们怎么抱怨、怀恨，甚至用恶毒的语言去骂，他既没有任何反抗，也不表达任何意见，依然没有从局外人的身份转入到眼下的事件上来。

接连商议好几天，大家都感到有点儿疲惫了，也是因为谁都没有贸然提出拿多少钱的话来。一月之后，烦恼落到了大哥头上。我没有想到二弟那样去想，甚至非得要那样去做。

大哥给我说起好多年前分田地的事情来。分田地的事我知道，田地当初是父亲当着兄弟们面分的，都没有怨言。现在二弟却翻出陈年旧账，说当初分给大哥的那几亩地让大哥有了意外的收获，但他不能独吞。事情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二弟就分地一事旧话重提，而且说得头头是道，说祖先承包了国家的田地，还说大哥实际上就是承包祖先的田地之歪理。二弟之所以强词夺理，说白了就是想让大哥拿钱给他。大哥愁眉不展，将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我，我也不知道该生气还是该安慰，该生谁的气，而又该去安慰谁？

兄弟們又一次聚首，是因为事情已经到了必须立刻要解决的地步。那女子的父亲放出话来，说再不拿钱过来他就先剁死女儿，然后再捅死二弟的小儿子，更玄乎的是有人恰好遇见他拿着砍刀在村口转悠。

那天大家都没有争吵。实际上我提早就和大哥商量好了，大哥也同意拿出十五万。当然，我也是给大哥做了担保，必须签字画押，杜绝二弟以后再在田地一事上纠缠。那天，我们把二弟的大儿子也叫来了。开头的话还是父亲说的，父亲说，你们都在，没必要遮掩，能拿多少就多少。他说着就先拿出了一万，又说，这是我所有的养老保险金。大哥也是自告奋勇，他说，我拿十五万。大哥说完之后，不住看着我。我知道该轮到我说话了。我说，我凑八万，三弟必须拿六万。之后我又指着二弟的大儿子说，你要拿两万。三弟听完之后一声不响就走出了院子，二弟的大儿子欲要反驳，却被我冰凉的眼神生生挡了回去。

事情总算有了眉目，尽管都不情愿，但钱却在三五天内都凑齐了。当兄弟们把钱交到我手里的时候，我也将二弟摁了手印的纸条交给了大哥和三弟。纸条是我拟写的，内容很简单，其意为：二弟所欠赌债与兄弟们无关，遇到挖墙拆房之事由二弟自行解决、担当，以后无论有多大困难，兄弟们只能给予精神鼓舞，免谈经济资助等等。

对我而言，八万元虽然不是太多，但也确实不少。八万元缓解了一个家庭的所有危机，然而留给我的却是长达数月和妻子的唇枪舌剑。后来我也想通了，哪个女人不想当掌柜？不想掌权？甚至当掌门人？我背着妻子拿走八万，怎么就不允许人家闹腾一番呢？说到底，“兄弟”依然是个温暖的词，也是因为那股相同的热血提醒着我们，事情必须那样才能解决。三弟当时一声不响走出院子，他何尝没有难处？再说三弟又添了一个女儿，他用钱的地方比我们都要多。

大家都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是信任的交往。实际上，单靠信任维持相互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年代早就过去了。亲兄弟明算账，说的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明算账，才可以保证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与信任的平衡。我们兄弟间的账目很明晰，所欠所得一目了然，然而这笔再也明白不过的账目却带给了我深深的孤独。当我再次返回乡下老家时，大哥竟然也有些陌生了。三弟也是，而三弟媳妇对我更是恨之入骨，她见我进门，就故意指着扫帚之类的物件乱骂一通。父亲也低下了头，没有了昔日的精神，也不再唠叨过往，唯有三弟的不满四岁的女儿在我身边喋喋不休，亲密无间。除此之外，我再也感受不到家给予我的任何温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