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珍

《小王子》里说，每一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虽然，只有少数人记得。

幸好，还有少数人记得，记得自己年少时的童真和梦想，并用记得的力量去守护一代又一代孩子的童真和梦想。比如何韵兰。

儿童的天性需要呵护

家有小朋友，关注少儿艺术教育的，应该还记得，这两年朋友圈被何韵兰刷屏的盛况。去年，她撰文写的那篇《少儿美术考级：荒唐何时休》被很多媒体转发，连续被热议多日。她在文中所列的考级存在的弊端与荒谬，仿若一颗石子扔进池塘里溅起了阵阵浪花，引发了近五万人的点击和呼应。随后，她又再次撰文，综合了公众反应，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何韵兰和众多学者共同发力，今年五月《中国美术报》开始设立美育艺教专版，这时候有专业的平台来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了。

“反对少儿美术考级，是一个吃力不讨好事，而且会得罪很多人，”何韵兰说，“可是，我们还在坚持发声，这是为什么？早在1999年，当时的中国美协主席靳尚谊就说过，儿童绘画考级不符合儿童自身的特点，也不符合美术自身的规律和中小学美术教育的规律，他是明确反对的。可是，十几年了，美术考级依然止不住，近年又开始活跃，家长有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的心理，继续让孩子进入绘画考级这个怪圈，看着很心痛。”

今年已年逾八十的何韵兰，虽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但却从未有一天退休后的闲暇。年轻时，她曾先后在中国电影公司、体育报社工作过，40岁后进入中央戏剧学院当老师，桃李无数。

2001年，中国美协少儿艺委会主任的头衔又挂在了她身上。就像孙悟空的紧箍咒，从此又多了责任和“不自由。”也是在做儿童艺委会的那五年，她开始深切体会儿童美术教育领域有那么多感人的美，也有那么多的问题和误区。何韵兰性格中的侠骨柔情又一次显露无遗。

丰富的人生 勇敢的经历

何韵兰的经历有颇多传奇，童年时，历经战争离乱。目睹亲人离世，她的童年结束的比其他人都要早。“心理学家认为，一个人的人生走向、性格形成与童年经历有关，正是因为我没有真正的童年，少女时期也缺乏被呵护、被爱。所以我相信孩子们都需要爱，人们往往会珍惜自己所匮乏的。”也或许因为这一注脚，她会一直对孩子的童年世界如此呵护。

中国改革开放后，她深入边疆写生，独自跨洋越海闯世界，走过20多个国家，经历颇多传奇性，曾经一个人走夜路、穿坟场、遇大蛇横路、旅途中火车、飞机都有过险情，新疆骑马过峡谷差点让洪水冲走，在美国地铁险遭抢劫，在科罗拉多和毒贩狭路相逢……勇气、自信加应变的智慧，使各种遭遇有惊无险。

这些经历也练了她的胆量，以至多次去打抱不平，去做别人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救助过被毒打的女孩子、镇住了欺侮女服务员的小流氓、干预劝退了约架的两帮小子、甚至在纽约地铁还制止了一场凶险的斗殴……

何韵兰有时也戏称，“有些事，如果当时有手机被拍下来，那可能多次上頭条。逞能的成份多少有点。但主要是看不得欺凌弱小，相信行动可唤醒人心中存有的良知。”她有时笑自己挺“二”的，因为这种性格，在少儿艺委会，她就成了呵护儿童纯真世界的“义工”。

色彩斑斓的儿童艺委会活动

做少儿艺委会主任的五年间，她家的客厅成了艺委会的办公区域，天南地北的一线教师，来北京办事会选择在她家落脚聚会，做了五年属于自带干粮型的义工，就是在她家铺着棉格子桌布的长条桌上，诞生了一系列活动创意和文案策划，以及诸多颇有影响力的活动。

首先是广州美术馆的“呈现与透视”，展览充分展示少儿天性的作品，让她十分震撼，能言善辩的她在开幕发言时竟然激动得语无伦次。她开始进入角色，进入了对少儿美术教育的冷思考。接着她和艺委会同伴们发现，优秀教师以传统水墨和儿童天趣碰撞而出的作品非常好，于是做了“中国少儿水墨画”的展览和巡展，到哪里哪里就引起轰动，还远赴香港地区，德国等地。从理念到方法，都通过展览去传授，十几年过去，它的影响力仍在持续扩大。

接着，艺委会还做了“放飞心灵，成就未来”、六国合作的“孩子画笔下的童话”、“和平·家园”等六个大型展览，有些巡展到外地，直到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出版了5本画册和1本论文集，还参与编写了教育部的教辅教材。“我们必须通过大的活动来加强宣传声势，来抵御功利性的潮流，很多展览都是在中国美术馆、广东美术馆、中华世纪坛做的，所有的展览活动都没有收孩子一分钱。而且要把重要的人物都请来，为儿童美术站台。”何韵兰说。她可以为孩子的事情到处奔走，四处找寻赞助，为自己的事情去麻烦别人就觉得动力不够。

让大众意识到儿童艺术教育正确方向的重要性，除了做各种大型活动，她还去偏远山乡，去少数民族聚集的村落，走进当地小学，做调研。一路奔波劳顿，全然不顾自己年龄已大，膝盖受损，在与山村孩子们的相处中，感受着来孩童世界最美好的纯真，也为教育资源的不均衡而扼腕叹息。她也深深为一线教师忘我的精神所感动，要为他们做点什么，一直成为她最牵挂的事。

“蒲公英行动”就是其中的一笔浓墨重彩。这一少儿美术教育专项课题是教育部艺教委和中国美协少儿美术艺委会主办的“成就未来——少儿课外美术教育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自2003年启动以来，迄今为止，在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参与课题实验点的学校已经散布在中华大地13个省、市和自治区的近百所学校和机构，受益群体学生分别来自13个民族。“蒲公英行动”的课题团队始终致力于在农村及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美术教育。

相信人间有爱

她从少儿艺委会主任的职务退下来后不久，她又被教育部聘为艺教委专家，多年来一直是教育部各届艺术展览活动的终审评委，及重大国际国内评议，还参与了教育部美术课程标准的审议作。在博鳌亚洲论坛，在大讲堂，在为了孩子们的各种活动和讲座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她的身影。而在愈演愈烈的考级怪圈中，又是她，一次次在公开场合发声，并撰写文章，这些公共事务占据了她太多的时间，但是作壁上观又不是她的风格。在守护童心这场浩大的战役中，她有点像堂吉诃德，还好，这个事业虽然逆水行舟，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

她的脑海里，记得很多很多童真的孩子，纯净无暇的眼神和天真烂漫的图画像一汪清泉，也注入了她的心灵。有一个孩子，画了一个鸭子，鸭子不是在水里游，而是在天空中飞，它后面还有一串飞着的鸭蛋，孩子说，小鸭子从壳里出来就可以飞了呀；有一个小女孩，画了一个黑色的太阳，小女孩说，今天太阳不乖，因为她养的小鸡，早晨死了两只，她心情很不好……何韵兰就在一边静静地听着，看着，感叹着孩子自由的想象力和感人的真诚。“我们怎么能干涉孩子去画什么呢？孩子心中有爱，有想法，家长通过他们的绘画去理解他们，读懂他们，引导他们，这才是真正对他们的爱。”她说，“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们自由发挥的空间，去保护他们的创作力和想象力，而不是给他们限定。”

一路前行，一路遇到孩子珍珠般的心灵，这些也都是她疲惫时的补给和加油站，也是她一直不懈去为孩子发声的动力源。

何韵兰说，“我感受到如果对社会问题持积极态度，那有可能让负面转化为正面的力量。这也是我关注弱势群体、并投入情感的原因。我相信人间是有爱的，我相信是有相对的公正的。”

永远褒有激情和童心

《中华儿女》：您在单位因为工作出色当过全国三八红旗手，在中央戏剧学院教学时，又有特别的教学探索，深受国外留学生欢迎，在少儿艺委会又表现出很强的组织能力和策划创意，一个成功的艺术家怎么能同时做好那么多工作，到82岁仍保有激情和爱心来关心少儿？

何韵兰：原因很多，主要还是不断接受激情和爱的传递。我从1962年中央美院毕业的工作分配，到“文革”时期后期的岗位调动，到最后一个单位，正好从美术，电影，体育，戏剧转了一圈。后来又和艺术教育育事业和妇女儿童结下不解之缘。按说我是个很感性的人，不适合当领导。但正是易感的性格”害”了我，经常被可爱的孩子、敬业的老师，还有童心天趣创意无限的儿童作品感动得不行，加上好小说读多了的正义感，承担社会期待的职务责任，就边学边干的投入了，真心投入这个原来不熟悉的领域之后，可以说是喜忧交加欲罢不能了。

我也看到了很多美好和感动。早在2000年时，我还是北京女美术家联谊会会长时，就联合中国儿童中心，以女画家，小画家共200人连续三个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大型环保综合艺术展，影响很大，被誉为“最富创意最有爱心的展览”，我那次被百名儿童作品惊着了，这些精灵一样的小人儿以强大的思考力度和多变的手法，创意爆棚的为环保呼喊！我从那时就感到我们是一直小看了孩子，小看了艺术的力量。

后来我去湘西贵州的“蒲公英行动”基地调研，深切感受到边贫地区孩子对艺术的强烈渴望和欣喜，爬上三千户集居的千户苗寨时，已全然忘记我的膝盖手术还在恢复中，事后都肿得像馒头。我和其他专家都是作好接待安排的，而那些老师们不知上下多少回，为遍地开花的蒲公英艺教行动走了多少省市的边边角角，城市校内外艺教是另一种辛苦，广州少年宫的关小蕾团队一直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对弱势残障孩子以艺术与爱的关心和尊重……这些一线优秀老师的努力不是几个月几年一干就是十几二十几年。有人称他们是不要光环的神职人员，而他们说，真正实施了尊重儿童，开发儿童心智的成功教育之后，会被孩子的想象力创造力震惊，会被他们美丽心灵和美丽作品迷住，使命也变成了信仰。

《中华儿女》：近两年，您撰写的有关反考级文章在家长群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关于美术考级的弊端，能具体讲讲吗？

何韵兰：我比较全面的观点在网上可以查到，这里只聊一些感受。参加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的工作时，听到体卫艺司一个很深入的调研报告，情况不平衡且严峻，艺术、体育在下面很多贫困地区形同虛设，只显现在课表上，一次匿名问卷全露了馅，蒲公英行动的湘西调查也证实，几百所希望小学总共只有几十个美术老师这样的比例，乡村孩子多数被剥夺了获得艺术教育的权利，也失去了在艺术、体育方面发现潜能的机会。他们为应试而学那些标准答案，在枯燥苦读中被训被骂，没有乐趣的挨过童年，很多没读完初中就想逃离出去打工。前景可想而知……。考级的大规模推行考虑到对公平教育的责任吗？民间、私人做成艺术产业，我们可以用市场规则去理解，但借着国家名义来做这件事就不能不考虑这个要求。考级加培训的费用最低也超过农村孩子一年的生活费杂费。这已经不是公平与否的问题，而是要追究在艺教层面，扩大城乡贫富差别的问题。当然，考级方作为教师，执行人情况有别，但作为认可肯定，并给以合法化的政策制定者是有责任的。

我记得，有一次在中国美术馆，由公共教育部做了一个小型比赛，有一个小男孩画得很好，很有画面感也很有想象力，就决定一致给这个孩子评为第一名，结果到了颁奖环节，那个小男孩死活不上领奖台，这事情给她触动很大，“那个小孩可能觉得画的高兴就好了，干嘛还要上去领奖啊，所以有时候，评选只是大人的事，和孩子无关”。

我反对少儿美术考级不仅因为给百花齐放的花园，定出格式阶梯十分荒唐。还因为成人的美术比赛都难以公平，出现评委意见不一，甚至有评委退出的情况，更何况心智不是直线成长的少年儿童的作品？十四岁以下这段时期的艺术学习主要不是专业技能，应该是最自由最快乐的去发现美、感受美，由兴趣引导表现率真和畅想，并在教师家长尊重个性，因势利导的关注下，提高表现能力和审美水平的重要阶段，每个孩子都应该有不同的发展，怎么分级别？怎么考？谁有权利公正的考？我们想象一下，长此以往、会要把我们的美术教育和美术事业引向哪里？大家都涌向考级省力又有钱，谁还去艰苦的探索教改，去为远期目标，为孩子的核心素养想象力创造力的提高去努力。

如果我们30年来，至少在艺术教育上不以技代艺，不以功利为导向，即使不考虑我国会有更多原创艺术人才在国际亮相，起码会减少美盲、减少用大量钱财以建设为名去破坏文化。不夸张的说，如果美盲有了权和钱，就是这个结果。艺教不改革，不远离功利，就担当不了美育和扫美盲的任务。

《中华儿女》：有没有假定过，如果您不担任少儿艺委会主任，那您会是怎样一种状态？

何韵兰：我会是另外的状态。所以我会去理解家长、教师甚至官员的认识误区。只有深入了解并发自内心认可了你自己的责任，你就会改变自己的很多东西，包括你的价值观和对生命意义的认识。我们一直在追寻自我，而真正纯粹的这个“我”，实际上是很难存在的，不可能完全没有其他因素的“我”。

我不会追求理性上那么明晰，什么奉献精神啊！什么无私付出啊！只是我不自觉地进去以后被感动了，这些东西也融到我的内心了，然后我再重新找自己的时候，我和以前还是不太一样。

或者说我这个野花曾经被栽在室内的盆景里，然后又到露天去。在别人眼中，我或许应该是盆景，里面装着高雅艺术、高雅音乐，是属于娇贵的盆栽植物。然而，我接触了那么多原生态的、真诚的、质朴的美，又被放在荒野里去受天然雨露，然后就不大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