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屹, 樊明东, 张景乾

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西安 710054

1 前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区域非均衡发展成为学术研究热点之一。区域生态差异性导致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也随之成为研究的焦点。自然资源禀赋决定着区域生态的基本状况, 但也受到不同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相对东部而言, 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仍有待提高, 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还有一定差距。不同经济发展模式也使得区域间生态环境大相径庭[1]。WANG Mingquan等通过比较中国31个省份的生态足迹发现人口密集的东部沿海地区生态足迹最大, 而西部地区生态足迹总量较低[2]。CHU Xi等使用生态足迹法定量测量京津冀地区生态安全状况, 结果显示, 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致使资源利用过度, 区域生态足迹均呈上升趋势, 天津生态安全水平评估风险较高, 而北京从“风险”转为“高风险”, 河北则由“高风险”转为“风险”[3]。LI Jingwei等通过1990—2010年内蒙古、陕西、新疆三省的生态足迹动态变化来评估中国北方旱地可持续发展水平, 结果显示, 这三个省份可持续发展水平急剧下降[4]。胡正李等测算了1997—2014年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的人均生态足迹, 生态足迹动态差异变化比较研究表明, 化石能源足迹成为人均生态足迹增长的主要因素[5]。张星星等测算了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生态足迹变化及自然资本利用驱动因素, 结果显示, 珠江三角洲生态足迹高于全国大部分地区,人口规模是导致自然资本利用差异的主要因素[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