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秦 朔

之前我说过，赚钱、花钱需要同样的本领。如果了解一些盖茨基金会的运作，我们会发现企业家将这些本领在其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盖茨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李一诺说，她认为盖茨基金会自成立以来做得最牛的事情，就是在2000年投入7.5亿美元，参与成立GAVI（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实现了全球免疫治理的系统性改变。

全球每年有几百万新生儿死亡，其中三分之二死于麻疹、疟疾、乙肝、黄热病等，而这些病都可以通过注射疫苗预防。但穷人的购买力有限，他们的需求不会被市场关注，公司也不会投入资金做研究。目前，全球仍有3000万贫困国家的儿童无法获得基本的免疫接种。

2000年，比尔·盖茨希望解决疫苗问题时，面对的是一连串问题：有没有企业来研发疫苗？谁来采购疫苗？有没有钱采购？疫苗质量怎么监管？疫苗如何定价？怎样免疫接种？疫苗怎么运输存储？

李一诺介绍说，盖茨基金会做的是“最不像慈善的慈善”，是一种催化式的、旨在驱动系统性变革、带动多方参与、发挥慈善资源的杠杆效应，并设计激励机制让慈善投入获得更大效益的慈善方式。

让我们看看GAVI是怎么运作的。

融资

GAVI发起方除了盖茨基金会，还包括DFID（英国国际发展部）、其他基金会和企业。大家都投入了资源，并说服一些传统捐助国政府支持GAVI，然后以政府承诺为抵押，加上世界银行的背书，在资本市场上发行“疫苗债券”，以此筹集项目资金。为提高受援国的主人翁意识，GAVI要求他们也根据国力出资，分担成本。很多受援国由于经济发展，目前已经可以100%自主承担配套资金。这种做法，保证了资金的可预期性和长期性。

调动企业

药企研发新药，一般要投入10亿美元左右，如果市场需求不可预测，很少有企业愿意如此“豪赌”。GAVI给所有疫苗企业一个保证：只要你生产，我就购买。GAVI以肺炎疫苗来做试点，整合70多个国家的需求形成规模效应，捐赠国长期承诺，确保满足可预测的需求，并以每支3.5美元的低价进行采购，保证产品销路。通过这样的方式，GAVI把三项优先疫苗（五价联合疫苗、肺炎球菌疫苗、轮状病毒疫苗）的人均免疫成本从2010年的35美元降到2014年的22美元。2014年，GAVI的73个受援国都已经推出五价联合疫苗，包括海地、缅甸、索马里、南苏丹等一直被认为不可能的地方。

需求分配

GAVI把所有国家按国民收入分为三类：第一类最穷的国家不用出钱，第二类国家要负担3.5美元成本中的1.5美元，第三类国家以3.5美元的成本价购买疫苗。

疫苗送达

许多贫困地区的电力供应不稳定，没有冰箱、冰柜等冷链设备。GAVI投资研发和推广创新技术，如比尔·盖茨投资的一家技术公司研发了一种超绝缘制冷技术，免费转让给中国澳柯玛公司，制造出一款名为Arktek的疫苗存储箱。存储箱使用冰排制冷，无须插电，能使箱子内部的温度保持在0℃～10℃一个月之久。目前，该疫苗存储箱已经在非洲和印度使用，帮助那些住在不通电、没有公路的地区的孩子解决疫苗问题。

到目前为止，GAVI已经帮助全世界5.8亿儿童接种了疫苗，避免了数百万孩子死亡。

鉴别原理：因为硬水中含有较多的可溶性钙、镁化合物，待水分蒸发后，在玻璃片上残留的固体物质自然会较多，而软水则较少。

20多年前，比尔·盖茨和妻子梅琳达到非洲看野生动物，却为另一个场景所震惊：非洲儿童正被痢疾、肺炎和疟疾夺去生命。“非洲儿童之所以丧命是因为贫穷。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穷人的孩子想要获得疫苗，可其家庭无法负担相应的费用，市场便起不了作用。“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个购买基金，让制药公司拥有足够多的客户，那么这些公司就会因为市场激励的存在而研制、生产疫苗……这就是慈善的魔力。因为慈善不需要财务回报，所以慈善能够达成商业所不能做到的事情。但是慈善的力量也是有限的—在需求得到完全满足之前，资金可能就枯竭了。这也是为什么要想产生可持续的改变，企业和政府必须发挥相应的作用。”盖茨基金会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捐助，而是将捐助作为催化剂，“用它来构建一个合作伙伴的生态系统”，用这个系统来应对未来的挑战。

这就是企业家在花钱方面的方式和贡献。

如同比尔·盖茨所说的，企业家是乐观主义者，对未来充满期待，愿意承担一定的风险，总想走得快一些；他们迫不及待地行动，想到就去做；他们总是让生意运转良好，这样才能做更多的事，不仅惠及富人，也惠及穷人。

盖茨夫妇在2017年的公开信中这样展望未来：小儿麻痹症将很快成为历史，我们在有生之年将得见疟疾被根除，再没有人会因为艾滋病而死亡，患结核病的人将减少，世界各地的孩子都将营养充足，发展中国家的儿童死亡事件将变得和发达国家一样少见。我们不确定这些展望究竟哪一天会实现，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展望在未来发生的先后顺序，但我们对一件事是确定的：未来将会让悲观主义者感到惊讶。

19世纪后半叶以及20世纪，都是美国企业家的世纪。当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已经不再遥远之时，中国的企业家们有没有考虑过，如何把社会的期望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企业家还可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

比尔·盖茨说，他做慈善并没有宗教方面的原因，“是为了人类的尊严和平等，人生而平等，我们希望别人怎么对待自己，就应该怎么对待别人”。

不是所有的商业活动都有可能进化成文明。有济世意识并付诸实践的企业家，才是商业文明和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文明寻思录(第二辑):中国新商道与商业新未来秦朔 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