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针对国人对青海省黄河南蒙古族民族身份的质疑，基于建国后历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分析发现，只有1964年的人口普查可以作为判断此地民族人口比例的基准。据此计算出目前法定身份上的青海省黄河南蒙古族中30%为藏族身份转变而来。这种现象反映出民族身份受政治导向、利益追求、文化认同等因素影响。同时可见，关于青海省黄河南蒙古族“藏化”的论断是不准确的，其实在当今，很多人在进行着“蒙古化”。

关键词：青海省黄河南蒙古族；藏化；人口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8）04-0056-04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简称河南县）境内有90.27%的人是蒙古族，被称为“黄河南蒙古族”。他们在很多文化方面却与藏族相似，如穿藏袍、食糌粑、说藏语、信藏传佛教等。这些文化变迁在学术界被称为“藏化”。究竟其民族身份与文化之间存在何种关系？笔者通过对河南县历史材料的搜集及实地考察，认为可以从河南县历次人口统计数据的变化对其民族身份及“藏化”进行讨论。

黄河南蒙古族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几次蒙古部落迁移和整合最终形成的。在雍正三年（1725年）划定蒙旗之前，黄河南蒙古族没有确切的人口数据。划定后，河南蒙旗的人口统计数据都包括了旗下的藏族居民。因此，从建国前的人口数据不能准确看出其真正的民族身份，另外，当时的蒙古族和藏族与当今我们所说的“民族”含义上也存在一定的出入，故笔者选取建国后的民族人口数据进行分析。

一、建国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变化及原因分析

1954年10月16日召开了青海省河南蒙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县级民族区域自治政权——河南蒙旗自治区。此后，国家开始对其进行了几次大的人口普查，这些人口普查的数据对今天研究黄河南蒙古族的族属和文化变迁有重要意义。

（一）数据呈现

由图表可知：

其一，河南县历次人口普查中，蒙古族的人口与河南县总人口的变化基本趋同，但与当地藏族的人口呈相反发展态势。

其二，1954年到1958年，1958年到1959年，以及1959年到1964年，1964到1982年，这四个阶段中蒙藏人口负相关态势的剧烈变化与当时的自然增长率不符。

其三，究竟哪次人口普查数据中的民族身份更接近真实，可以作为判断现今河南县蒙古族的标准，值得商榷。

（二）分析

1.1954年河南县人口数据分析

1954年的数据是建立自治区时的统计数据。据载，当时蒙古族人口为11607人，藏族人口只有19人。产生民族人口不对称，以及之后蒙、藏人口发生如此剧烈变化的原因与当时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政权有密切关系。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我们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政权有一定的要求，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口要占本地区总人口的1/2或以上，其干部构成也应当与本民族人口比例大体相当。为了达此最低人口比例，当地政府加大了对居民的宣传力度，很多藏族和汉族等居民都将自己的民族身份报为蒙古族。如河南县志显示1954年建政时，把藏阿柔人作蒙古人统计[1]196。藏阿柔部落主要是分布在宁木特乡。“1952年统计，藏阿柔有513户，2000人；1953年统计，藏阿柔有513户，2700人”[2]275这些人口在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时被划归到蒙古族。2015年7月末笔者深入宁木特乡进行田野调查时，与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的谈话中，也印证了这一记载。（W=笔者，T1=老人，调查地点老人家中。）

W：“爷爷，请问您是哪个民族的？”

T1：“我们其实是藏族，可是现在身份证上写的是蒙古族。”

W：“为什么呢？”

T1：“我们这个地方的藏族是阿柔部落，发源于我们的神山阿尼玛卿雪山，后来迁居到各地，我们来到了河南县。在建国后要建立自治县的时候，当时政府派人给我们做工作，让我们都报蒙古族，有好处，我们就报了。”

再者，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可以得到很多优惠条件。这些因素都促使河南县原本不属于蒙古族身份的人，选择了蒙古族这一族称。这也使得河南县在1954年调查中蒙古族人口较多，而藏族只有十几人。

2.1958年河南县人口数据分析

1958年的数据是产生于民族识别之后，是平定叛乱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前所普查的。受特殊的政治因素影响，此时的蒙藏人口数也不准确。

民族识别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遵循民族意愿进行。“民族意愿包括该族体广大人民群众以及其民族领袖人物和上层人士的意愿，是指人们对于自己族体究竟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究竟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还是某个少数民族的一部分的主观愿望的表现，也是人们共同体意识的个体反映”。[3]66民族识别是民族平等政策落实的需要，是一种自我认同权利的实行。在这时，原来因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政权需要变更民族身份的宁木特藏阿柔又改为藏族。因此，在1958年人口统计的结果中，蒙古族人口呈现减少的局面，大概減少了4541人，其中近3000人为宁木特藏族。虽然此时，经历了民族识别使得人们恢复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各民族构成的人口数据相对准确，但因其后人口总数和民族人口折损比例发生变化，因此不能作为基准数据进行研究。也由于上述原因，1959年的人口数据也不能作基准数据来分析当今法定意义上的蒙古族究竟哪些是真正的蒙古族。

3.1964年河南县人口数据分析

1964年的人口数据来自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在这次人口普查数据中显示当时河南县的蒙藏人口相比1958年的人口都呈现出了上涨的态势，也就证明此时，人口已经恢复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对河南县而言，1964年的人口数据中的民族比例可以作为研究今天河南县蒙藏人口比例的重要数据基准。不仅因为这一年人口数据是国家第二次人口普查数据，相对于其他形式的人口调查更为真实可靠，而且这时期已经度过了人口波动较大的时期，且民族自我认同和民族识别工作基本完成，人们对于民族身份争议不大。同时，宁木特乡这一时期在法定民族身份上为藏族，这与其先民的身份一致。因此笔者将1964年的数据定为河南县蒙藏比例的基准数据。

4.1982年河南县人口数据分析

1982年为第三次人口普查的年代。相对于1964年数据来看，蒙古族人口猛增了近2.5倍，而藏族人口却在此阶段减少了3/4。这不符合正常的人口发展规律，不能作为基准数据，其中蕴含诸多原因。

首先，“1964年后，由于历史渊源和血缘融合等深层因素和主体民族的凝聚作用，很多藏族群众，特别是宁木特阿柔藏族群众，自愿改为蒙古族，而使藏族人口及所占比例有所下降。”[1]196上文已经提及，宁木特藏阿柔的人口有近三千人，这些人的民族身份转变为蒙古族，对于1964年以后蒙古族人口急剧膨胀，藏族人口缩小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更改民族身份是自愿的，是一种特殊的民族认同。

2015年7月末笔者深入宁木特乡进行田野调查时，与几位吃饭的宁木特人聊天，有过以下对话。（W=笔者，T2=40岁左右的男人，T3=30岁左右的男人，调查地点宁木特饭店。）

W：“请问您都是哪个民族的？”

T2、T3：“我們是蒙古族。”

W：“我之前采访一位老人时，他说你们其实是藏族，那你们怎么认为？”

T2：“对，我们父母们都说我们原本是藏族，不过后来改为蒙古族了，其实藏族蒙古族在我们这里都是一样的，穿的吃的，讲的话都是一样。”

T3：“是啊，我们河南县都没啥区别，哪个民族都一样，河南县是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当官和上学都有优惠的。”

除了宁木特藏阿柔的民族身份变为蒙古族身份外，还存在着其他地区藏族转为蒙古族的现象。由表2所示，1964年藏族人数为3429人，而在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时藏族仅895人。如果按照1964到1982年间河南县自然变动增长的人数总量为8406人，机械变动总量增长了516人①的情况来看，藏族的人口应呈增长趋势，而不是如此剧烈地下降，这也与此时部分藏族转变为蒙古族身份有关。

其次，受80年代国家实行的民族身份恢复或更改政策的影响，使得其他民族加入蒙古族行列。“1981 年国务院有关部门发布《关于恢复或改正民族成分的处理原则的通知》，对于要求恢复或改正民族成分的情况，第一则规定‘凡属少数民族，不论其在何时出于何种原因未能正确表达本人的民族成分，而申请恢复其民族成分的，都应当予以恢复”[4]2。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环境变得相对宽松，有些少数民族便要求恢复自己真实的民族成分，也有一些汉族成员要求变更自己的民族成分。受此影响，河南县的蒙古族人口不断增加。因此，此次人口普查数据中的民族身份构成比例也不能作为民族身份的基准数字进行研究。

经过上述年代人口数据的分析可知，若研究现今法定意义上的蒙古族中有多少“纯正”的蒙古族血统，可以用1964年的数据作为参考，作为民族构成比例数据的基准进行分析。

二、当今黄河南蒙古族法定身份真伪辨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目前河南县法定意义上的蒙古族有35543人，占全县总人口的90.27%，占蒙藏总人口的97.1%。但是究竟这35543人中有多少是“纯正”的蒙古族血统呢？我们可以用1964年的数据作为基准做一分析：

由表4看出，在1964年人口普查中，蒙古族和藏族居民的总数为10672人，蒙古族约占其67.87%，相当于2/3多一点。而藏族约占其32.13%，接近1/3，如果照此看河南县蒙古族和藏族的比例将为2：1。

我们再来看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蒙古族和藏族的总人口为35543+1071=36614人。一个地区的民族自然变动和各民族中的变化基本一致，机械增长的人口主要是汉族和信仰伊斯兰教民族人口。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河南县这个地区迁入进来的藏族和蒙古族较少。如果按照之前1964年基准来看，到2010年的数据中河南县蒙古族应该也占蒙藏总人数的67.87%，也就是36614×67.87%=24849.9218≈24850人，而河南县藏族也占蒙藏总人数的32.13%，也就是36614×32.13%=11764.0782≈11765人。24850这个数字应该是当今河南县较为纯粹的蒙古族人口数量，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蒙古族的人口数量。而目前统计数据中蒙古族为35543人，这其中就有35543-24850=10693人的差额。也就是说这10693人其实不是蒙古族，而应该为藏族。在看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宁木特乡的人口为9677人。虽然现今还没有对宁木特乡各民族人口数据进行公布，但可以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推算。宁木特乡在2000年时蒙古族人口占全乡的98.89%，如果按照这个比例发展下去，到2010年其蒙古族人口有9677×98.89%=9569.5853≈9579人，这9579人都被法定为蒙古族。但我们前文和之后的章节中都会介绍，此乡原为藏阿柔部落，民族身份应该为藏族。这样看来，在法定蒙古族中的非蒙古族中刨除宁木特乡蒙古族的人口，剩下了10693-9570=1123人。也就是说如果除去目前知道的明确为藏族的宁木特乡之外，其他各乡镇中法定蒙古族中还有1123人为藏族。

从上述数据分析中基本上可以看出，目前法定的河南蒙古族中真正意义上的蒙古族大约有24850人，非蒙古族有10693人。这些非蒙古族如果按照其中都为藏族转变过去的来看，那么藏族占法定蒙古族的30.08%。即目前法定意义上的河南蒙古族其实是蒙藏融合的一个民族，其中有纯蒙古族约为24850÷35543≈70%，纯藏族约为30%。如果除了宁木特乡之外，河南县其他乡镇中法定河南蒙古族其中纯蒙古族占到24850÷（35543-9570）≈95.68%，说明一百个法定蒙古族人中大约有四个人为藏族。

据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当今河南县法定意义的蒙古族有30%为藏族，而只有70%为真正意义上的蒙古族，法定意义上的蒙古族其实是蒙古族和藏族及少数其他民族的混合体；

第二，如果不算宁木特乡，其他地区的法定蒙古族中95.68%为纯粹蒙古族，因此，在研究其他乡镇的蒙古族时，可以将法定蒙古族当成是纯粹蒙古族对待；

第三，笔者对当今学界认为的河南县蒙古族仅是在“藏化”的过程的观点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部分原为藏族的群众在进行着“蒙古化”。

三、几点思考

（一）民族认同具有变迁性

库恩和保罗·布拉斯的民族认同“工具论”或称“场景论”认为：“族群认同虽然具有主观性，但区分于他族的客观特征的消失往往使族群的原生性情感联系失去必要的条件，并使这种情感联系趋于减弱乃至断裂，从而使族群认同失去稳定的基础，其结果是族群认同将随着不同情势、不同环境变化而变化，出现多重特點。”[5]99蒙古族与藏族共同生活在河南县这片草原上，经过长期共同相处，客观特征逐渐相同。如河南县的蒙古族和藏族以放牧为生，有着共同的物质资料和生产方式，同时在生活习惯和世界观、价值观以及生态观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也就更容易融合；共同的藏传佛教信仰有利于彼此认同；共同的语言和风俗习惯有利于彼此之间的往来和身份的互换。这些客观特征的变迁也促使河南县蒙、藏身份不断转换。“民族身份是一个群体内外作用的混合结果，而且是动态演变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内部需求决定身份的‘自我选择，外部力量塑造身份的‘他者形象”。[6]14从上文中可以看到河南县人们的民族法定身份和各族总人口的变动与多种因素、特别是国家实行的民族政策有着重要关系。这充分体现了民族认同“场景论”中所认为的群体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随着不同情境、不同环境的变化，民族认同也在不断变化。

在笔者的调查中发现，河南县很多百姓的心中对民族身份并不是很在乎，或者说他们对于民族的感情并不是停留在一纸证明上。他们在乎的是自身的利益和自我认同，所以民族身份根据具体的需求不断发生着变化。

（二）对当今所谓的“藏化”应谨慎对待

大众对于黄河南蒙古族的认识，基本上等同于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常住居民中身份证上标识为蒙古族的人。一部分人文化上发生“藏化”，并不能代表整体的文化变迁状态。特别是在国家近年来发展民族特色文化、其他民族关注等影响下，基本上所有人都加入到恢复蒙古族文化的浪潮中。

黄河南蒙古族并非都是纯粹的蒙古族，这其中有一部分是藏族转变的，也存在少数由其他民族转变而来的现象。因此，笔者对于学界认为的黄河南蒙古族“藏化”的观点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部分原为藏族的群众在进行着“蒙古化”。河南县目前为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人口占绝对优势，即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政府由于某些原因和地方发展的一些考虑，也在极力地构建一种民族认同，即蒙古族的民族认同。如召开那达慕大会，通过国家在场的形式，构建蒙古族民族认同。这使得人们对于蒙古族的认同相对于其他民族的认同更为具体，也更为深刻。因此，原本是藏族的人们也受到这种认同构建的影响，将自己原本的民族认同不断地忘记，而划入蒙古族的行列，实现了藏族的蒙古化。无论是蒙古族藏化还是藏族蒙古化，其实都是人们选择的结果，是民族融合的结果，是民族发展的必然结果。

因此，今天对待黄河南蒙古族的族属问题，应多角度研究。其文化变迁的模式也不应该只是执着于对蒙古族“藏化”的分析，更多的时候要考虑其中的蒙古化因素，特别是现代化的因素。

注？释：

① 笔者根据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方志编委会编写的《河南县志》的《河南县1949～1990年人口变动统计表》的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参考文献：

[1]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方志编委会.河南县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

[2]陈庆英.中国藏族部落史[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

[3]宋蜀华，满都尔图.中国民族学五十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刘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族成分变化[J].新西部， 2012（2）.

[5]梁茂春.论族群内部的异质性：以广西大瑶山为例[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4）.

[6]徐新建.民族身份的再激发——丹巴藏寨及其旅游影响[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

作者简介：王兰（1986—），女，汉族，吉林临江人，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藏学研究。

（责任编辑：郭晨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