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婵

摘 要： 歌曲是特殊的叙事，聆听音乐是一种政治经济行为，受众通过选择和聆听音乐完成了个人身份的认同和共同体的想象，接受了音乐中隐蔽的意识形态及秩序建构。借助于拉波夫叙事结构模型分析《春节自救指南》的歌词可以发现：歌曲呈现了一种“流行音乐式的生活”，暗合了城市新白领的情感结构，为其提供了暂时的精神庇护，并默认了大都市价值观的合理性。但其实质是通过标准化、程式化的内容生产磨灭了个体的独特性，受众虽然宣泄了情感，却无法躲避强大的现实机制，因此“春节自救”注定只是一场虚幻的胜利。

中图分类号： G220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9-4474（2018）02-0045-08

关键词： 《春节自救指南》；拉波夫叙事模型；叙事分析；情感结构；意识形态

Key words： Spring Festival Self-help Guide； Labovian narrative approach； narrative analysis； structure of feeling； ideology

Abstract： Songs are special narratives， and listening to music is a kind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behavior.The audience completes the identity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community by choosing and listening to music， accepting the hidden ideology and order construction in music as well. Analyzing the lyrics of Spring Festival Self-help Guide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Labovian narrative structure approach，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song presents a kind of “vie-pop music lifestyle”， which is in accord with the feeling structur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white-collars in the city， providing a temporary spiritual refuge for them， and acquiescing to the rationality of metropolitan values. However， the essence of the song is to erase the individual uniqueness through standardization and stylized content production. Although the audience has abreacted their emotion， it can not evade the powerful realistic mechanism. Therefore， Spring Festival self-help is doomed to be an illusory victory.

一、引言

歌曲是社会图景的浓缩和文化意义的载体，反映了特定的文化趣味和价值倾向〔1〕。春节期间，一首由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演唱的名为《春节自救指南》的“网络神曲”，再次“刷爆”了人们的朋友圈。歌曲以戏谑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在城市工作的年轻人过年回家，却遭到亲戚邻居各种围追堵截和逼问的故事，歌词里充斥着对“七大姑八大姨”等亲戚的深深幽怨和对小地方人情世故的暗暗不屑，与众多年轻网友的“情感结构”不谋而合，从而在网络空间里形成了一次集体的狂欢。数据显示，大约一月之内，合唱团新浪微博官方主页上的歌曲视频就播放了1740万次，转发达10万次以上，收获了2万多条评论和5万多个赞，甚至有众多网友在合唱团官方微博下留言称“简直就是我的故事”“回家必备神器”等等。

音乐生产具有社会性，其本质是使音乐“产品”流向社会的某一方面、某一听众层或某一时代、社会背景中〔2〕。“神曲”作为近年来颇受关注的青年亚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在青年群体中的广泛传播固然是借助了新媒体强大的传播能力，然而“神曲”与他们的情感结构暗合才是关键因素。阿达利指出聆听音乐是一种政治经济行为，通過对音乐的聆听和选择，阅听人一方面完成了个人身份的认同和对共同体的想象，另一方面也接受了音乐中的思想倾向和内容表达，从而接受了隐蔽的意识形态及秩序建构〔3〕。那么，《春节自救指南》中隐含了怎样的情感结构和意识形态呢，又是如何构建了其合理性呢？这引发了研究者的兴趣。

歌曲是特殊的叙事。《春节自救指南》再现了歌曲主人公“我”春节回家期间与亲戚邻居等人的一系列对话，可被看做是关于日常生活的会话叙事。故而，本研究聚焦《春节自救指南》的歌词文本，视其为虚拟的日常生活的会话叙事，并借用拉波夫所提供的叙事模型（Labovian Approach）对其进行叙事分析，考察歌曲是如何呈现当今青年群体的情感结构，隐藏了怎样的意识形态，又是如何一步步建构起其叙事的合理性的。

二、叙事分析及拉波夫叙事模型

叙事是一种表达和推理模式，它帮助人们将经验重新组织、排列成为具有意义的事件，叙事者也借助这一手段认知并阐释世界，最终建构起其经验和理解的合理性。Riessman认为叙事分析是处理各类文本的一系列方法，是叙事者经验的再呈现，她指出任何叙事都是策略性的：事件的选择、组织、连接和评估对于叙事者和受众都有特定的意义，从国家、政府、组织、民族到各类专业人士及个人在叙事时都会呈现一定的偏好和立场，叙事帮助进行身份建构、认知世界、解释经验，并与他人进行沟通〔4〕。

将叙事看做一种文本类型，不可避免地将预设一个观点：叙事是具有开端、中间和结束的结构化活动，具有可供分析且明晰可辨的分析单元〔5〕。受结构主义思潮影响的经典叙事学关注叙事作品内部的结构规律和各要素之间的关联，关注各要素之间的连接规则、联系方式和在整体叙事中的作用，以及这种连接结构有何价值和意义，等等〔6〕。构建叙事分析模式将不再局限于具体的故事，其目的一方面在于为重建叙事文本的深层结构意义提供方法上的指导，另一方面关注考察故事的结构性特征，尤其是它潜在的内在关系的形式构架，由此突出故事自身的抽象性质〔7〕。

叙事如同榫卯，依靠某些结构联系起来，通过结构分析来把握叙事的主题与意义是叙事结构分析模式的重要贡献。Riessman认为故事具有共同的参数（parameter），但可通过不同的方式组合起来，事件因被放置在叙述中而变得有意义。她在《叙说分析》一书中介绍了三种经典的叙事结构模式，即拉波夫（Labov）的结构取向模式（structural approach）、伯克（Burke）的拟剧结构模式（dramatism approach）和基（Gee）的诗意结构模式（poetic approach）。伯克所提出的拟剧结构模型包含了5个要素：行为（act）、场景（scene）、行动者（agent）、行动方式（agency）和目的（purpose）。这种模型适用于较长的故事，如戏剧，其分析重点在于架构事件的复杂情节。基的模型则注重分析口语而非文字文本，关注人们在口述时的抑扬顿挫、停顿、语调的改变、惯用语、说话的节奏和语句的重复等〔8〕。而拉波夫的结构模式则最常用，他在对纽约市有关个人经历的口头叙事进行语言学分析时，总结出有关个人经历叙事的六项要素：摘要（abstract）、导向（orientation）、复杂的行动（complicating Action）、评价（evaluation）、结局（result）和回应（coda），这六项要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叙事框架①。拉波夫认为，有了这些要素讲述者才可以从个体的基本经验里构建出一个故事，并且在嵌入式的评价中阐释其意义。这一结构模型大多用于个人叙事的分析，故事由特定的人物、场景和情节组织而成，短小而具体，是针对单个的问题而展开叙述的。大多数的叙事结构分析研究都应用了这个模型〔8〕。

从拉波夫模型各项要素的功能上来看，摘要是叙事者在叙述故事之前对故事的简要概括。导向在摘要之后，是叙述者对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背景以及涉及人物的描述，导向为故事主题的叙述做了铺垫。复杂的行动指故事的发生、发展，这一部分是叙事结构的核心部分。通常来讲故事的发生、发展需要依照一定的顺序，比如时间顺序。评价指叙事者或者他人对叙述中出现的各种情况的看法和评论，可贯穿在整个文本的叙事之中，用以传达叙述者的观点。拉波夫总结出三种评价类型：外部评价（external evaluation）、嵌入式评价（embedded evaluation）和评价行动（evaluation action）。外部评价是公开性的，叙事者停止对复杂行动的讲述，站到故事之外来告诉叙述接受者观点；嵌入式评价保留了故事的戏剧连贯性，叙述者直接叙述当时的感受；评价行动指的是故事中能够表达情绪的非语言行动，比如“我泪流满面”。结局是故事的结束，包括故事的结局、人物的下场、目的是否实现或是否失败。回应位于故事的结尾，用来回应主题的部分。回应使叙述接受者对故事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并将其从故事中带出并回到现实〔9〕。拉波夫的叙事分析模式成为后续研究者进行叙事分析的经典范式，它所提供的模型揭示了叙事的具体结构并允许进行比较，同时还可用于检视叙述者对所述事件的观点。歌曲《春节自救指南》作为一种特殊的叙事，其歌词模拟春节回家后的几段日常对话，篇幅短小，主题单一，故事情节简单而完整，适用于拉波夫叙事结构模型，将其歌词置于拉波夫模型下进行考察，不仅可以清晰地划分出其构成叙事的各项要素，而且还可分析出叙事者对叙事主题的态度和观点，从而进一步推断出歌曲中隐含的情感结构和意识形态。

三、《春节自救指南》的叙事分析

参照拉波夫所提出的叙事模型对《春节自救指南》这一叙事文本进行考察，可以清晰地看到整首歌曲具有完整的叙事结构，六要素之间相互勾连、彼此承接，共同完成了年轻人春节回家遭遇各种亲戚“拷问”最终“达成和解”的故事叙述，同时也成功地将城乡价值观的对立植入到代际价值观的对立之中，完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价值观面对传统乡土价值观时的绝对性胜利。

（一）摘要

歌曲的开端有这样一段文字：

阿甘他妈说过/人生就像一块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味道/就像你每一次回家/也完全不知道你的亲生父母和各种亲戚/又要给你出什么样的考题/这种期待见面却不知道对面招数的设定/我们称之为/薛定谔的春节〔10〕这段文字在整体故事的讲述中充当了“摘要”部分，为听众们提供了一个戏谑的开场白，说明后面讲述的是有关春节回家的故事，同时也通过建构叙事视角完成了叙述者和叙述接受者群体的身份限定。

戈夫曼指出，从根本上来说，故事是一种声明，这种声明源自一个确定了的、实际或潜在事件参与者的个人视角，因此所汇报的事件就可以从这一视角出发，不经意地让听众移情式地融入，并间接地重新体验所发生的事件〔11〕。叙述者和叙述视角都是叙事学中最核心的概念，二者共同构成了叙述〔12〕。在摘要里，通过“你”“你的”“我们”等人称指代，叙述者将叙述接受者即歌曲的理想听众，与自身划归为统一群体，一方面建构了自身为共同群体代言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使叙述接受者更容易将自身代入故事的情境。

正是因为叙述者和接受者属于同一群体，故具有同样的困扰、面临同样的境遇——那就是“薛定谔的春节”。叙述者将叙述接受者带领到与自己同样的视角来审视回家过年：抛弃以往“团圆”“和美”等对春节的习惯性表达，转而将“春节”与“薛定谔的猫”②这一命题相勾连，暗示了叙述接受者將与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样，春节回家后同样要经历一番难以预料的“生死考验”。而这种考验则来自于“亲生父母和各种亲戚”，从而完成了“我们”与“亲生父母和各种亲戚”的身份对立。

同时，在摘要部分叙事者还对其潜在的叙述接受者身份进行了限定。摘要中援引了《阿甘正传》里的一句经典台词，这部夺得奥斯卡多项大奖的影片自1994年上映后好评不断，更成为中国80、90后一代心中的“经典”，能否听懂这个“梗”直接决定其是否属于歌曲所设定的潜在叙述接受者。而“薛定谔的春节”这一隐喻化用了“薛定谔的猫”这一著名思想实验，也对叙述接受者的文化层次和理解程度设定了门槛。可以看出，这个作品的叙述接受者是有一定文化层次和理解能力的年轻人。

（二）导向

导向部分位于摘要之后，对整个叙事的大背景做框架式的交代，其功能在于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故事的主人公是谁，这件事在何时、何地发生？

大姨：哟还知道回来呐

亲戚众：哟来啦哪能胖了嘛（上海话）/幺儿耍朋友没得嘛（四川话）/这不是你二儿子怎么又胖啦（某东部方言）/哎妈这不士超嘛（东北话）〔10〕在《春节自救指南》中，上述的会话充当了叙事结构中的导向部分。这段会话虚构了一个年轻人从外地回家后的场景，交代了故事的发生地在家乡；同时，故事中的相关人物——“众亲戚”出场，其中第一个出场的人物“大姨”作为“亲戚众”的代表很容易便让人联想到日常生活中年轻人对家中众多亲戚调侃性的指代——“七大姑八大姨”。众亲戚各类非典型的寒暄问候语颇有“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意味，而这些问候语则以各地方言的形式进行呈现，上海话、四川话、东北话等演绎方式为叙述接受者营造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也巧妙地暗示了相似的会话出现在全国各地的类似家庭中，从而唤醒了叙述接受者相关的日常生活经验。虽然导向部分展现的是虚构的场景，但是对叙述接受者来说却仿若真实的再现，而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对话中的“幺儿”、“二儿子”和“士超”。

（三）复杂的行动和评价

“复杂的行动”通常被认为是叙事结构的核心部分，甚至被称之为叙事的脊梁，它通常依照一定的顺序展开叙事，因为事件的发展遵循着一个特定的顺序，《春节自救指南》就是遵循着日常生活会话的时间顺序来展开的。而评价部分则是拉波夫模型中除“复杂的行动”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9〕，是叙述者对故事发展过程的评论，也包括他人对故事有关情况的评论，贯穿在整个语篇之中，使故事更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表明故事的意义和价值〔13〕。《春节自救指南》中的“复杂的行动”和“评价”部分是交互出现的，评价夹杂在“复杂的行动”中。

《春节自救指南》中的“复杂的行动”部分以会话叙事的形式展现。有研究指出，会话叙事是互动交际的一部分，因而会话叙事的参与者都受到社会关系链条的制约，都要依据社会文化语境下传统会话规约的限制，扮演规约所要求的活动控制者、配合者或合作者的社会角色〔14〕。在《春节自救指南》的“复杂的行动”部分，故事的主要人物一一登场亮相：亲戚中的七姑、大舅、大舅妈、二叔、大姨、老王和小王以及主人公“我”。从社会关系来看，众位亲戚都是“我”的长辈，在传统家庭秩序中处于权威阶层，通常是会话活动的控制者；“我”属于晚辈，是传统家庭秩序的“底层”，因而扮演配合者或合作者的角色。這种传统的家庭秩序和角色扮演在“复杂的行动”的前半部分得到了充分的呈现。在与众亲戚的对话中，亲戚们始终是质询者和建议者，而“我”则始终作为被询问、被建议的对象，几乎处于一种失语状态，面对亲戚们的质询和建议无法给出满意回答，即便是忍无可忍之后的发声也仅仅是“快受不了了”的抱怨，并且只能求助于父母的还击：

主人公：不要再说啦（有人敲门）/我快受不了啦（快去开门）/爸爸妈妈（到底是谁）/帮我还击（难道是他要来到）〔10〕这种人物间“质询-被质询”“建议-被建议”“发声-失语”“被攻击-需还击”的二元对立直接展现出代际沟通的失效或缺失；而主人公“我”的“失语”也可被解读为一种沉默的抗议，暗示了对众亲戚询问的反感和对他们所提出的诸如“去相亲”“不出国”“到我单位工作”等建议的不认同。

从会话的内容来看，众人在与主人公的“对话”中谈论的话题涉及婚恋、学业和工作等方面，主人公在这三个方面显然无法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这也成为展现主人公与众亲戚冲突的焦点。歌曲中有一段“大姨”的歌词：

大姨：宝贝儿子在日本/刚读完研究僧/一不小心奉子成了婚/还考上个公务员哈哈哈哈哈〔10〕“大姨”对“宝贝儿子”情况的介绍与上文中主人公恋爱失败、学业失败和工作失败的现实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国内；一个本科毕业去读研，一个本科毕业就工作；一个奉子成婚，一个没有恋爱对象；一个工作稳定，一个在外漂泊。而叙事者在歌曲中，借由众亲戚之口将婚恋能力、出国深造和工作稳定塑造成一种“天经地义”的行为，是一种值得炫耀的资本，而敢于对这种“天经地义”说“不”的年轻人群体则被建构成不被理解、不被认同的“悲情英雄”。

歌曲中另外两个与主人公形成鲜明对比的人物是老王和小王：

老王：大家好！我是ceng功人士老王/带着犬子给你全家拜个年

亲戚：他满臂的手表家里六十亩水稻/咱怎么比得了

小王：不才A轮刚刚钱进来（他好厉害惹人崇拜）/公司明年就要搬上海（人家的小孩人家的小孩）

亲戚众：他紧身的皮裤门前十三辆路虎/差距你心里应该有数〔10〕在故事中，叙述者赋予了老王和小王一系列典型的消费符号——“满臂的手表”“六十亩水稻”“紧身的皮裤”“十三辆路虎”，它们都成为众亲戚眼中“成功人士”和“人家的小孩”的特征。同时，大姨的儿子、小王和老王三个典型人物依照拥有的资产代表了无资产的年轻白领、小有资产的新富和有较强经济实力的中产三种人群，并形成了层层递进的等级序列。在叙述者看来，亲戚们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充满了认可和羡慕，故而借由亲戚之口说出了“咱怎么比得了”和“差距你心里应该有数”。

不过，在亲戚们看来，虽然“比不了”老王，与小王也有“差距”，但主人公要达到大姨的儿子的状态是可能的，于是提出了一系列相关建议：

亲戚众：Gloria！回老家工作吧！（我的宝贝）/Gloria！跟我去相亲吧！（他们也是为你好）

亲戚奥义：你就不能做点正事老老实实给我辞职/就你最不懂事就你最不懂事就你最不懂事啦〔10〕解决婚恋问题可以通过“相亲”，而摆脱“漂一族”身份的方法则应该“辞职”并“回老家工作”，因为在亲戚们的眼中漂泊在外工作的主人公始终是“不做正事”“最不懂事”的后輩。此时在整个叙事中始终未曾正面出场的父母在这里以背景音的方式出场了，然而与主人公期望违背的是父母并没有对自己施以援手、对亲戚们“进行还击”，而是成为了亲戚们的“帮凶”，认为“他们也是为你好”。至此，主人公“我”失去了所有后援，父母、亲戚、老王和小王都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面对大姨“我问你错哪儿啦”的质问，“我”不得不奋起反击：

主人公Rap：我错在人生规划太简单还没读研就上班/没听二叔的话去他的单位当个保安/我错在花开了不敢去摘/大学都不懂恋爱（I just wanna live my life）/喜欢的人不是学历太低就是身高太矮/我应该帮国足小组出线/给宇宙飞船充电（让我自己选吧）/一家老小的愿望都交给我来实现/我应该毕业一个月内就任总裁/闪电相亲立马结婚生小孩最好是/龙凤胎〔10〕这段Rap既可以看做是“复杂的行动”的一部分，也可以被看做是叙述者“评价”的一部分，它传达了主人公对亲戚们所代表的乡土价值观的不认同。这段独白看似是在承认错误，回应亲戚们的各种问题，然而却是通过“赌气式”的认错来完成对亲戚们不理解自己的情绪宣泄，而Rap特有的节奏感更使得这种情绪宣泄显得酣畅淋漓。此外，叙述者巧妙地将个人“错误”与“一家老小的愿望”相勾连，搭建了隐蔽的因果转嫁：这些愿望是一家老小的，不是“我”的，因为我没能实现他人的愿望而构成了自己的错误，这种判断显然是不合理的。所以，主人公发出了自己的心声“I just wanna live my life”，之前的人生设计不是“我的”，从而为自己接下来的梦想叙事提供了合理性：

主人公：没人能在我的BGM里战胜我

主人公Rap：我童年爬过树冻伤国定路/跳过朝阳公园的广场舞雾霾也没能将我征服/怎么会放弃我的理想（I just wanna live my life）/变成我最讨厌的模样（为什么你们都不明白）

我童年爬过树冻伤国定路/跳过朝阳公园的广场舞雾霾也没能将我征服/不想跟别人做对比（怎么会放弃我的理想）/为什么要替我做决定（变成我最讨厌的模样）

我童年爬过树冻伤国定路/跳过朝阳公园的广场舞雾霾也没能将我征服/各位亲爱的家人我有我自己的人生〔10〕在第二段Rap中，主人公控诉了亲人们“都不明白”“我只是想活出我人生”的愿望，并阐明了两种自己最为反感的行为：一是拿“我”跟别人作对比，二是替“我”做出人生决定。叙述者在这里再次为叙述接受者们代言，通过主人公之口否决了亲人们的建议——回家相亲、放弃出国、回家工作——因为这些都是主人公，也是叙述接受者们最讨厌的生活方式。那么，“我的理想”是什么？文本中并没有明确交代，但叙述者使用了“国定路”和“朝阳公园”这些具有符号性的地理坐标，暗示了主人公的理想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中，而非守旧闭塞的家乡，借“国定路”和“朝阳公园”等符号隐蔽地完成了自己的梦想叙事。

（四）结局

结局是故事的结尾，相当于为复杂的行动的结果做一个总结。通常来讲，结局涉及了故事中人物的下场或者其目的的实现和失败。在《春节自救指南》的结局部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主人公的“胜利”。

全家：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老王谁要跟你去攀比前程自己拼才有意义/收起我们的分歧团圆才是我们的话题/搓麻将到天明/大海参吃饱了没？/已经吃饱啦/棉毛裤穿上了没？/春节自救不仅靠智慧/还需要爱常相随〔10〕在结局中，全家人向主人公道歉，在这里叙述者通过亲戚与主人公达成一致的最终结果强化了“前程自己拼才有意义”的认知，并暗示了依靠他人尤其是亲人的帮助而拥有前程是要遭到批判和鄙夷的，叙述接受者很容易由此联想到有关“富二代”“土豪”等群体的刻板印象——不劳而获，占据资源。然而，主人公是否真的获得了胜利呢？这点是值得质疑的。尽管亲人们表示要“收起分歧”，回归团圆话题、通宵搓麻并对主人公嘘寒问暖，然而这只是将问题悬置起来了，并未真正解决问题；既然问题并未得到彻底的解决，就意味着这场自救远未成功，而主人公自以为的“没人能在我的BGM里战胜我”终归是一场自娱自乐的假象。

（五）回应

“回应”要素将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从过去的故事中拉回到现在，为叙事画上一个休止符，清晰地表明故事已经完结了。在《春节自救指南》中，歌曲演绎结束后合唱团指挥和全体成员的一句“春节快乐”作为回应，将叙述接受者拉回现实，完成了叙事。

四、结语

本文借助拉波夫叙事模型对《春节自救指南》的歌词文本进行了叙事分析，研究发现歌曲叙述者通过几对对立关系——子女-父母、晚辈-长辈、无产-有产、城市-乡土——对叙述接受者进行了身份限定；借助主人公之口为叙述接受者群体代言，通过与父母亲戚间有关婚恋、学业和工作三个典型问题的“对话”完成了一场“价值观保卫战”并赢得了虚幻的胜利；而叙述接受者借助叙述者的视角见证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引发了触景生情的感慨，同时也完成了自我身份的想象，继而构筑起“春节自救”的正义性，最终默认了大都市价值观的合理性，并将其上升为一种极具指向性的“迷思”——它代表着叙述者和叙述接受者当前所期望实现的未来与目标。

通过歌曲中的对立关系搭建的空间和代际框架，我们得以描摹出歌曲叙述接受者的轮廓：他们通常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出生并成长起来的一代，普遍被称之为“80后”和“90后”；他们接受过高等教育且毕业不久，而且离开位于小城镇或乡村的家乡前往大城市打拼，没有多少资产。他们是新白领群体，也是如今城市新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实生活中，新白领群体产生的背景和原因离不开两点：一是全球化背景下知识经济的勃兴，二是中国30多年来震荡人心的改革开放〔15〕。尽管通过接受高等教育他们获得了一定的文化资本积累，然而却不得不面临多重压力的阻击：一方面，高等教育大众化造成大量高学历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刚毕业不久且收入水平不高的新白领却不得不直面高不可攀的房价和难以抑制的通货膨胀。所谓“蚁族”“北漂”“知识劳工”“干着白领的活儿领着农民工的工资”等表述都是对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也导致这一群体时刻面临自我价值确认的迷惑和被边缘化的担忧〔16〕。

阿多诺曾指出音乐具有社会粘合剂的功能，他认为在某种场合下，音乐本身被关注的程度要小于它所带来的“精神共鸣”，而这种“精神共鸣”往往是某种价值观简单、被动的入侵，精神上的合一打败了音乐本身的内涵〔17〕。在《春节自救指南》中，作为叙述接受者的都市新白领群体时刻表现出一种断裂感，他们的前方是代表着未来、繁华、新鲜的大城市，背后则是代表着过去、没落、僵化的小城镇和乡村；他们的潜意识里鄙弃父母亲戚所代表的乡土生活方式——稳定平淡、受人制约，梦想着城市中的生活方式并期待通过拼搏寻找到个人价值。然而，城乡之间逐渐撕裂的差距形成了他们情感结构中的巨大张力，而“京城居，大不易”的现实落差更在这一群体间形成了一种极具症候性的焦虑感，他们既无法在城市体面地生活，又不愿意回到乡镇，而这种焦虑感在春节返乡之时再度被激化并产生了内在的叙事冲动。《春节自救指南》的表达契合了都市新白领群体的情感结构，被这一群体奉为圭臬并成为了他们的合法代言人。而“神曲”戏谑的表达方式和简单化的叙事逻辑忽略了个体差异，却引发了集体性的情感共鸣，似乎人人都可以在歌曲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并最终在网络空间里爆发出一场集体狂欢式的“春节自救”。

然而这场“自救”终归是虚幻的。阿达利认为流行音乐对年轻人有制约性，它极具排他性，逐渐使年轻人形成一种分立的、受到逢迎的社会群体，有着与成人世界不同、独有的兴趣与文化，有自己的英雄与战斗〔3〕。年轻人将音乐视为其喉舌，表达他们的叛逆、他们的梦想与需要。而事实上，音乐是导引他们想象的工具，是将社会关系普遍地制约在商品中的一种训育方式〔3〕。依照阿达利的观点，《春节自救指南》呈现了一种“流行音乐式的生活”（vie-pop），在“神曲”所构建的理想生活中，现实的问题被搁置，所有分歧暂时和解，年轻的新白领们在音乐中找到了精神的庇护所，以躲避巨大的、无可控制的现实机制〔3〕，也侧面反映了他们对改变这个世界的无力性。

歌曲由旋律与歌词共同构成，是人们抒情达意的主要艺术表现形式之一，歌词作为歌曲的文本，以其特有的内容和形式触动听众的内心情感。本研究借用拉波夫叙事模型对《春节自救指南》进行考察，通过对构成叙事的六要素的叙事分析，一方面强调了歌词的强叙事性对传达情感、引发共鸣的重要性，包含人物、细节、具体场景的故事性歌词更易引发听众的情感共鸣；另一方面，本研究也通过对歌词的叙事分析，揭示了《春节自救指南》其文化工业产品的本质属性，“神曲”的实质是通过标准化、程式化的内容生产磨灭了个体的独特性，尽管其内容表现出了“反抗性”，却通过隐藏的信息强迫听众对现实的秩序进行接受，表面上听众通过聆听歌曲进行了暂时的情感宣泄，但其根本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所谓“春节自救”其实是一场虚幻的狂欢。

注释：

①转引自图恩·梵·迪克《话语研究：多学科导论》，周翔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7页。

②“薛定谔的猫”是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的著名思想实验。薛定谔对实验的设定是：将一只猫放入一个密闭的盒子，并在盒子中放入少量放射性物质，放射性物质是否衰变是随机性事件，但却能将决定猫是否被杀死，理论上猫存活与死亡的概率各有50%，但观测者必须打开盒子才知道猫的生死。当盒子处于关闭状态时，整个系统则一直保持不确定的状态，即猫的生死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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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阿多诺·辛普森.论流行音乐（下）〔J〕.李 强，译.视听界，2005，（4）：58-59.

（责任编辑：杨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