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冬冬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还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事实上，关于社会建设的顶层设计，我们有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

政府要强化社会管理职能（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

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2002年党的十六大）；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2004年）；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2012年党的十八大）；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明确国家治理的现代化（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治理格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提出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

从这一历史脉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逐渐清晰、完善，走向了自觉与成熟。

十九大报告中的亮点和新意突出，总结起来有个关键的表述，那就是“共建共享共治”。社会的建设和治理并不只是党和政府的责任，而是社會上一切组织、团体和公众的共同的责任。

以笔者的调研经验，广东中山的社会治理模式值得重视。简而言之，这种模式就是以“公益创投带动社会治理”。中山每年举办一届“博爱100”的公益创投活动，政府出一定的资金，由驻扎于“博爱100”的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动社会上的各种组织、团体，包括企业、公司，提出自己的项目申请。然后由专家进行项目的评比，从中选出那些真正能致力于解决社会治理的难题和热点的项目，给与资助，而项目负责主体由此可以撬动更多的社会和公众力量来参与。“公益去除公害”是他们的口号。几年下来，他们通过发动和培育各种社会组织，调动全民参与。

寓治理于公益，寓治理于社会，寓治理于文化，将是未来中国社会治理的一大特色。

责任编辑：张蕾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