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年前的人类，是否过着你狩猎、我采集，和睦相处，就像在伊甸园中一般的日子？并不！在以狩猎采集作为唯一生存方式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简单。人类学研究成果揭示了狩猎采集时代原始人之间的野蛮杀戮。一具具人骨遗骸，为探寻人类战争的起源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1万年前的湖边杀戮

尽管经历过千百年酷热和风沙的袭击，这些颅骨仍毫无疑问属于人类。另一个毫无疑问的是留在遗骨上的暴力死亡的痕迹：被别人用锐利的武器击打出的大裂缝。右图中一具破碎的颅骨是来自肯尼纳塔鲁克遗址的若干颅骨之一，显示出很久以前一伙靠狩猎和采集的人遭到屠杀。

正如2016年《自然》杂志所述，这些遗物被认为是人类战争最早的证据之一。尽管遗址的地势干旱荒凉，但大约1万年前，这里靠近图尔卡纳湖的咸水湖，周围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林。在这片伊甸园般的土地上，暴力杀戮发生了。被确认的出土遗骸中包括至少21例成年人与6名靠在女性成人身边的儿童，以及一个尚未出世的胎儿。

通过古病理学分析，研究者发现其中10具尸骨上都有暴力创伤的痕迹，而其他死者身上的创伤可能因未触及骨骼而没有保留至今。这些骨骼创伤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锐器伤，另一类为钝器伤。攻击者以钝器猛烈砸击对方头部和膝盖，造成了塌陷性骨折等致命性伤害。而一些死者手腕、肋骨、足部发生了骨折与异位，这显然也是暴力所致，但凶器难以推究。

上图为颈椎骨的穿刺伤，由锐器所致；下图颅骨前额所示的是典型的钝器砸击所致塌陷性骨折，其放射状骨折线可以证明创伤产生于死前或濒死之时。

此外，还有至少5位死者的头颈部受到了弓箭类抛射物的穿刺，还有三片锐器嵌进了死者的头骨与盆腔之中。研究人员发现这三片锐器分别是燧石打制的细石器，和黑曜石打制而成的石叶与细石器。但是这片地区的史前人类几乎不使用黑曜石，这意味着使用黑曜石进行攻击的一方并不来自这一区域。

研究人员正在发掘其中编号为KNM-WT 71256的遗骸。这具遗骸属于一位女性个体，她死时平躺于地上，颈部被射中而手骨有多处骨折。

更为诡异的是，在冲突中将黑曜石锐器插进对方体内的案例在邻近的洛斯葛姆遗址中也曾出现过。而弓箭这类远程武器的使用，也进一步证明这场冲突是发生于两个群体之间，而非群体内斗。换句话说，在更新世与全新世之交时期这片湖岸上发生的是两个狩猎采集游群之间的战争。

7000年前的大墓

7000年前，德国法兰克福郊外的舍内基廉斯塔顿的一座大墓表明，这场战争中，小孩也没有幸免于难。3～5岁小孩（上）和8岁（下）小孩在这次冲突中头骨也被击打裂开。

德国法兰克福郊外的舍内基廉斯塔顿的一座大墓中的死者就是这种游击式袭击的受害人。在2006年的一次道路施工中发现的这座约7000年前的大墓证明了一整个社区的灭绝。13名成年人和13名小孩受尽了折磨，在被杀害后，全被扔进沉降坑内；在坑内的遗骨上还发现有箭头。但考古学家未发现年龄在25～40岁女子的遗骨。骨骸考古学家克里斯琴·迈耶说，这并不奇怪，年轻女子一般都被活捉当了俘虏。同时代的其他大屠杀现场证据也被考古学家发现，最著名的是距舍内80英里的塔尔海姆和位于维也纳城边的埃斯潘-施莱茨。这两处的大墓中混杂着破裂的骨片和散裂的颅骨碎块，反映了整个社区的完全毁灭。考古学家在舍内现场发现，大多数年轻男子的小腿骨受伤的情况完全一样，都因受到钝器击打而断裂，钝器像扁斧，是新石器时代的武器。迈耶推测，这种系统性的但不致死的伤害只是象征性的，它可能意味着种族灭绝。

比舍内遗址晚3500年的铜器时代遗址位于德国的东北部，它记录了更大的暴力事件：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托伦斯河岸的大冲突

1996年，一名业余考古学爱好者发现了几块人体遗骨，并在托伦斯河岸边发现了一根被河水侵蚀而露出的古代巨型木棍。此外还发现一根嵌入了一只箭的手臂骨。2009年此遗址挖掘工作正式开始，尽管只挖了20%的遗址，但项目主任托马斯·特伯格及其同事已经鉴别出100多名不同个体（包括女子和小孩）的遗骨。基于这些发现，考古团队推测，曾有2000人参与到冲突之中。尽管研究人员认为是年轻人在战斗，但特伯格说，女子和小孩很可能提供过物资并负责传递信息。发掘的武器包括木棍、弓和箭以及少量剑。

特伯格认为，大规模的托伦斯遗址表明，长期以来研究人员低估了铜器时代欧洲冲突的规模。特伯格说：“古代的这场冲突像是一场抵御入侵者的社区保卫战。”一些托伦斯遗骨中含有小米的化成分，这是铜器时代欧洲北部极为稀有的农作物，意味着死者来自南方。战斗的战略位置（跨河）也表明侵略者试图推进到新的领地。

2016年，研究人员将不同哺乳动物谱系的物种的暴力行为进化特性进行模型化。线条越深表明这一物种的暴力越强。

这名女性死者用左肘支撑着身体，膝盖处骨折而左脚也疑似有骨折现象。双手的姿势显示其生前可能遭受了捆绑。

大约3500年前，多至2000人参与沿德国托伦斯河的一场战斗，遗物包括一具严重破裂的头颅骨，是被木棍打坏的。

冲突与合作

兰厄姆以及其他研究人员认为，这些遗址尤其是纳塔鲁克遗址支持这样的观点：就在我们进化成人类时，我们已暴露出暴力本性。发表在2016年《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也描述了所有哺乳动物的物种内致死性暴力证据，也支持上述观点。当该物种进入社会化和领土化时，物种内的个体极有可能相互战斗，这一特点在一些顶级掠食哺乳动物身上表现明显，比如狼和豹子还有人类。

（上）另一具颅骨被铜箭刺穿

（下） 一具上臂骨嵌入了一只燧石箭

不过美国圣母大学人类学家、《创新火花：想象力如何使人与众不同》一书的作者奥古斯丁·富恩特斯认为，暴力不能定义人性的基础。他注意到，在发掘的200万年前至1.4万年前的2700具人类化石中，只有2%显示出致死性侵略行为。富恩特斯说，在这段时间之后，具有侵略和凶杀确切证据的遗址数目明显上升——实际上增加一倍。他说，发生在纳塔鲁克的事件正好发生在这个时间框架内。

像铜质矛头这样的武器散落在遗址各处

按照进化学，我们称之为侵略的特性是基因、激素、学到的行为和文化等综合影响的产物，这些元素都各自完成一些任务，使我们成功地成为独特的物种。这些成分可按照不同的方式进行组合，与其他元素组成各种各样的行为方式，其中有一些是有益的，另一些则无益。

按照福恩特斯的观点，正是我们人类独特的能力使人类能和平相处，创新发明，开发太空和改造世界，而战争和其他破坏行为只不过是人类独特能力的负面。富恩特斯说：“人类可能是世界上最善良，也有可能是最残忍的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