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千

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出生于印度西隆（Shillong），如他自己形容，他自己的家族史可以说是一部大英帝国在全世界进行殖民主义扩张的历史。麦克法兰的母亲是英格兰人，父亲来自苏格兰，两人在印度相识结婚，他的父亲曾希望通过在印度种植茶叶致富，这个梦想却因为战争的爆发而破灭。麦克法兰在四五岁之前跟随父母在印度生活，而后被送回到阴冷多雨的英格兰接受教育。

麦克法兰的大学阶段在牛津大学学习历史学，而后到了博士阶段转向人类学研究。从上世纪70年代起，他开始在剑桥大学人类学系工作，曾在尼泊尔、日本、中国等地进行长时间的人类学项目研究。在社会人类学研究之外，麦克法兰对于资本主义史、茶叶史和个人主义精神的发展史等方面也颇有兴趣，他在这些领域撰写过多部面向大众的历史学著作。

2018年5月，麦克法兰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接受了《三联生活周刊》的采访。这位76岁的人类学家对于世界上各种文明之间的差异和比较，当今世界在全球化浪潮中所面对的新问题，人类学研究的意义，乃至人类学与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准则就是不去做评判

三联生活周刊：我以人类学家的方式提第一个问题。能否简要介绍一下你出生时的情况？你的家庭对你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麦克法兰：我在1941年12月20日出生于印度西隆，这个城市在印度与缅甸的交界处，我出生一年以后就爆发了战争，日军侵略了印度。我之所以出生在那里，是因为我的父亲是一个茶农，我的父亲和母亲在印度相遇并且结婚。战争爆发之后我父亲加入了当地军队，准备和日军作战。在我四五岁之前，我都是生活在印度。相比于父亲，其实我的母亲对我影响更大，当时她的父母也生活在印度，我的外公是当地英国军队的一位上校，外婆出生在缅甸，外婆的父亲是缅甸的第一个律师，也是第一个进入上缅甸（Upper Burma）地区的英国人。所以说，我母亲的家庭与印度和缅甸都有很深的联系。

我的家族成员遍布全世界。随着大英帝国的扩张，我的家庭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家庭。比如说，1655年在牙买加出生的第一个白人孩子，就是我十二辈以上的祖父;我的父亲出生在墨西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我还有一位远亲在英法联军中做翻译。在当时，富有冒险精神的英国人遍布全世界，然后再把赚到的财富运回英国——我也属于其中的一部分。5岁时，我经历了大英帝国的最后几天，因为在那之后，很快印度就获得了独立，可以说我是大英帝国的最后一代子民。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很多不同的，甚至是极端的环境中生活过，又作为人类学家周游了世界，那么你是否总结出了一套评判文明先进程度的标准？我们有没有可能依照标准判断某个文明优于另一个文明？

麦克法兰：人类学研究的准则之一就是不去做评判（not to judge），不去说一个文明好于另一个文明。什么是“更好”的标准，是道德方面，还是政治方面？人类学家需要去理解这一点。我在一本书里比较了我曾经研究过的四种文明形态：中国、日本、欧洲大陆和英格兰。在书里我只是试着解释如何去理解不同的文明，但我不会说其中某一个文明更好于其他的文明，你只能选择文明的一个特征，试着去理解它。你当然可以有个人的喜好，也可能在某个方面，比如法律体系、艺术体系等单独的方面进行比较，但是我们无法对文明的整体进行比较。

剑桥大学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

三联生活周刊：这听上去是否有一点学术上的“相对主义”，过于强调一切都是相对，而没有一个通用的准则？

麦克法兰：一个人类学家需要把学术上的判断和个人判断分离开来。在学术研究中我们必须有意识地不去做判断。因为你一旦开始认为某方面是好的，某方面是坏的，这对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说就是一个错误。但是在个人方面，在道德上，人类学家不需要做一个相对主义者。对于人类学家来说，最难的地方就在于当你遇到某个让你感到痛苦的东西，此时就很难做到客观和不去评判。比如说中国的裹小脚传统，在100多年以前，无数的中国妇女终生遭受了这种难以想象的痛苦。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可以从人类学的角度解释她们为什么要裹小脚，但是作为一个人来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极为糟糕的传统。在这一点上人类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是有相似之处的（不去对研究对象做道德判断）。

三联生活周刊：在历史上，人类学研究为反殖民主义、文化融合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现在的人类学研究是否还是关于研究“他者”的学科？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如果没有了“他者”，不再有新的文明被发现，所有不同的文明都趋于同化，人类学会如何发展，它是否可能失去自身的知识价值？

麦克法兰：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一方面，确实是这样。对于人类学研究来说，最好的时代正是一个文明——实际上就是英国文明——发现了另外一个从来没有被分析过的全新的文明，而后又通过人类学研究让整个西方社会可以去理解它，而这个时代几乎已经结束了。在中国的一些区域，比如四川、云南等地，可能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没有被系统地研究过，但是总体来说，整个世界已经被人类学家大体了解了。所以那种深入到未知的文明中進行研究的人类学，比如说我在博士研究过程中深入到尼泊尔进行考察——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所谓人类学的大发现时代，是因为以前西方世界对于世界的其他区域完全不理解。即使是在100年前，西方对于中国、印度、拉丁美洲等地，也还知之甚少。比如中国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深入到印度进行研究，因为当时人们对那里还一无所知。在那个时候你真的可以做出重大发现，在比较之下同时也可以对西方社会的很多现象进行解释，比如说西方的家庭系统——在很多社会中没有浪漫的自由恋爱，孩子会终生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做出了这样的发现）你就会对自己的社会进行重新审视。100年来，人类学研究动摇了西方社会关于社会结构的所有基础认知，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另一方面，如果说国际化让全世界到处看上去都一样，这又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国际化可以产生双重效应，它可以让一些东西结合起来，比如经济，还有智能手机、通信系统等等，但是全球化也会让地方特性（Local Identites）和地方传统更加被强化，也就是说全球化让地方色彩更强烈了。比如在中国，很多的资金就被用在了“重建传统”上。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正在被重建，就和剑桥一样。因为有太多的游客来到剑桥，实际上剑桥也在被不断重建的过程中。

而且现在人类学研究也变得更加关注细节了。比如说在100年前，主要是英格兰人在英国生活，而现在英国的人口变得更加多样化，如今的伦敦中国城对于人类学家来说就是一个极好的研究对象。而且很多我们曾经感到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了，比如英国的政治系统一直在发生变化。对于人类学家来说，工作可以说反而变得更多了，而且相对于以前来说，这又是一种全新的工作。

人类学研究对现代社会仍有重要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现代社会正在面临很多问题，比如反全球化的趋势、种族主义、沙文主义的重新兴起、信息爆炸、公共空间的缩小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学研究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麦克法兰：从比较高的层面来说，这个世界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缺少相互理解才产生的，对此一个极端的例子当然就是特朗普对于美国之外的事物的完全不了解，甚至是对于美国以内的事物也是一样。比如说对于朝鲜局势，如果美国方面理解朝鲜文化中对于荣誉的理解等，他们就会采取另外的一种方式与之相处。人类学经常被形容为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翻译者，它最大的贡献就是让人可以理解其他文化，也因此更容易交流，沟通方式也会更合理。大多数人对于自己文化系统之外的世界理解都非常少，但是人类学家们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人类学需要教导学生关于几乎所有文明形式的基本知识。

从一个更实际的层面来说，这关系到人们如何处理不同的情况。比如一个中国商人想在埃塞俄比亚或者巴基斯坦经商，如果他对当地的文化、历史和人际交往的规则有所了解的话，就会容易得多。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来说，每进入到一个新的文明，人们都应该花一些时间来了解当地的文化，这会减少很多误解和冲突，做事会更有效率——这就属于应用人类学的范畴了。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数量庞大的大国来说，人类学研究有什么现实意义？

麦克法兰：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人类学家，但是他们大多是在各个大学的社会学系里工作。他们工作的一个方面就在于进行“抢救性”的人类学研究，因为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少数民族人口，而针对他们数千年来的生活方式，目前只进行了很少的真正的人类学研究，只有很少的档案、影视资料、生活物品和民间传说等等被整理和收集，而这些东西很快就会消失了。在这方面，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有很多的工作需要马上去做。

另一方面，理解少数民族的文化，对于当地政府制定政策也非常重要。实际上当年大英帝国的人类学家也为政府做出了很多贡献，他们和政府的关系非常密切。人类学研究和帝国主义是紧密相连的，因为英国人认识到，如果你想治理印度、缅甸等殖民地，你就需要理解你所治理的当地人。

第三点，就在于人类学研究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不只是在于经济、政治、法律，或社会等方面，而是方方面面，它的研究成果可以被应用到各个层面。比如说对于中国的一些超大型城市，像上海、武汉、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对那些刚刚从农村地区来到大城市的人来说，他们从所有人都相互认识的乡村来到这样的大城市，看到四处的摩天大厦，他们该怎么生活呢？这对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他们该怎样去建立新的社交网络？如何找到自己全新的定位，为生活制定新的目标？要研究这些问题，人类学家会和他们一起生活起码一年的时间，去理解他们的生活。这也会帮助政府更加理解这些外来人口。在人类学家的帮助下，处理任何社会问题都会更有针对性，而不是出于完全的无知。

三联生活周刊：在历史上，人类学研究和殖民主义的关系非常密切，但是一些人类学研究的方法，例如田野调查，尊重不同文化，又带有强烈的反殖民主义色彩，这是不是人类学研究一种内在的、与生俱来的矛盾呢？

麦克法兰：是的。在历史上，人类学家经常被殖民主义者雇佣，或者彼此合作，只有这样人类学家才有可能开展工作。另一方面，人类学家又不想被认为是殖民主义者，他們希望与当地人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并不是想要去统治他们，或者是去改善他们的经济条件。可以说人类学家与殖民者都在殖民主义的体系之内，但是人类学家同时又对这个体系持有批判态度。

在这方面，英国人可能更注重培养人的批判精神，科学家们在接受学术训练的过程中就习惯于对任何体系持批判态度。人类学家只能利用自己受到的训练，一方面成为这个制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对其持批判态度——这可以说是英国教育的一个传统，因此（与殖民主义的紧密联系）对于人类学家来说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在上世纪60年代，很多人对人类学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过严厉的批评，他们准确地指出，很多人类学的奠基者，都和政府部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即使他们在工作时可能会有意地掩饰这一点。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批评，因为这是有道理的。另一方面，我想人类学家也有可能同时处于殖民主义体系的内部和外部。

“马尔萨斯陷阱”依然存在

三联生活周刊：你之前提过，社会结构会影响人口数量，而且这两者之前也会相互影响。这能否解释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社会生育率的巨大变化？中国过去曾经有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而现在则有人开始担心中国在未来没有足够的人口维持现有的社会结构。

麦克法兰：中国的人口统计学非常复杂，也非常有趣。在以前，我们形容中国是“危机人口”（Crisis Demography），也就是说因为战争、饥荒、疾病等因素的影响，人口数量会发生急剧的增加或是减少。而从清初之后，中国的人口开始稳定，数量开始急剧上升，在200年的时间里增加了四五倍，而且因为人口的增长中国也开始出现了一些环境问题。之后中国的人口数量稳定了一段时间，随后共和国成立，后来又出现了独生子女政策。

现在中国对于人口的担忧主要是来自于新生婴儿减少，而老龄人口越来越多，这和日本、西方社会的担忧是一样的。我对于这种担忧一直持怀疑态度。因为这种对于人口老龄化、没有足够的劳动人口的担心，都是建立在一种农业社会的结构之上的，意思是说你需要很多人做很多繁重的体力劳动。现在人类社会正在快速发展，進入一种人类不需要进行繁重劳动的社会形态，你需要的是思想。人的头脑比身体要持续得更久，因此很多60多岁的人继续工作并没有任何问题。我现在已经76岁了，马来西亚新当选的总理已经92岁了，这些人仍然可以继续工作。因此如果你担心没有足够的人口进行工作，只要修改退休年龄就可以了，因为很多人都希望能够继续工作，而且很多人都希望能够不停地更换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说过，英国和日本都是在“无意中”避开了“马尔萨斯陷阱”，但是现在世界上不同国家的人口生育率差别相当大，这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不是一个全新的问题，“马尔萨斯陷阱”依然存在吗？

麦克法兰：“马尔萨斯陷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的：人类的人口数量以指数形式增长，而可以养活人类的资源却只能呈线性增长，当资源无法养活人口，就会爆发战争、饥荒和疾病。目前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可以寻求到的资源也可以以指数形式增长，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尔萨斯陷阱”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另一方面，人类的人口数量仍然在以指数形式增长，因此未来的“马尔萨斯陷阱”可能不再是关于食物，而是关于环境污染、全球变暖、塑料污染等方面，我们可能是以一种新的方式，而不是饥荒来毁掉人类自己。因此可以说“马尔萨斯陷阱”仍然存在，它一直在那里，人类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也一直在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于“个人主义”的发展历史做过很多研究，那么在你看来，“个人主义”是不是一种人类独有的发明？

麦克法兰：“个人主义”并不是人类所独有的，它甚至并不是人类所普遍拥有的。可以说个人主义是在英国被创造出来的。英国是第一个真正推崇个人主义精神的国家，它随后被传播到了美国，现在它被广泛传播。

你看一看这个世界，你只有一个人，世界的所有部分都在你的心里，这就是个人主义精神——“上帝在我心中，我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在我心中，其他的一切都是第二位的”。而在其他所有文明里，都是以相反的形式发展的，他们都是首先以群体的形式衡量，例如儒家思想是建立在父子关系的基础之上，包括道教、佛教，都是建立于一个更广大的身份认同之上，你只有通过和别人联系才能够找到自身的价值。

所谓“孤掌难鸣”，在中国和印度，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两只手才能够拍出声响。因此英国之外的文明，在人类学研究中被称为“关系式”，或者是“结构式”的，我的意义取决于我和其他人的关系，这在日本，在其他国家都是一样的。英国人发明了个人主义。我有一个完美的家庭，但是说到底，我不需要依赖任何人，我只是我自己。

三联生活周刊：在经过了几十年的研究之后，你如何描述人类这个物种？你认为对于人类来说，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宗教，或者是科技？

麦克法兰：我想是说谎的能力。说谎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能力，因为我们总是处于非常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这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其他动物也可以说谎，因此这并不是人类独有的能力。相对于其他动物来说，人类可能没有任何独特的能力，甚至自我认知能力也不是人类所独有的。比如海豚和高级的灵长类动物就具有自我认知能力。如果我们一件一件地分析，我们会发现人类的所有能力其他动物都具备。

人类真正独特的，可能就是人类在出生时没有任何的优势或“长处”，很多动物都有与生俱来的长处，比如奔跑能力、锋利的牙齿、非常好的消化能力或视力等等，人类在各方面都比较平均，人缺少自我保护，因此人类从一开始就需要制造工具。虽然一些动物也能够制造工具，但是制造复杂的工具，让它们成为自身的一部分，这是人类最独特的特点。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在中国，有越来越激烈的关于“普世价值”的辩论，有人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普世价值，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你认为在道德、伦理、社会秩序等方面是否存在着一种普世价值？

麦克法兰：我并不这么认为。我想可能存在普世的目标，但是一些东西，比如说生命、自由、对快乐的追求等应该被认为是属于普世价值的东西，这并不是在所有的社会中都被珍视的价值。而且关于普世价值的危险之处在于，当西方社会提到普世价值时，他们的意思是“我们的价值观”，而不是你们的价值观。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普世价值的意思就是我的价值观。比如说西方的民主社会完全不适合中国，西方的资本主义只是部分地适合中国，西方宗教完全不适合中国。现在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应该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但是在50年之后或许会反过来，中国人会宣传普世价值是追求和谐，或是儒家思想——但这也只是中国人的价值观。英国人推崇公平竞争，推崇公正的法律体系，但这是目标，而不是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