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峰



严格假想 小心求证——李方桂先生《上古音研究》问题撮要

宋 峰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46）

上古音在汉语音韵学研究中堪称最难攀登的山峰，语言大师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研究》是这个领域中的翘楚。因其严格的假想系统和周密的求证思路，读起来颇感费力，煞费周章。为减少学习障碍，得其要领，从“略述历代学者在上古音研究中的主要建树”等五个方面对该书所涉及的重要问题做出归纳和梳理，以期在经验交流中，共同提升对上古音的认识。

《上古音研究》；严格假想；小心求证；上古音声韵系统

上古音作为汉语史的一个部分，因其亘古久远，材料相对匮乏，成为汉语语音史研究上的一个难点。尽管如此，不少学者在上古音研究中仍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可参考的经典性著作有高本汉《On The Scipt of Chou Dynasty》《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1928)，董同龢《上古音表稿》（1944），陆志韦《古音说略》（1947），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1958），郑张尚芳《上古音系》（2003），斯·阿·斯塔罗斯金《古代汉语音系的构拟》（2010）等。

其中，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研究》是上古音研究领域里的一部重要论著。此书是据作者1968年在台北台湾大学关于上古音所作六次演讲的基础上整理而成，全书共103页，1980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的出版，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讲，旨在“启发对这方面有兴趣的人再作进一步的研究”[1]。本文主要讨论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略述历代学者在上古音研究中的主要建树

（一）上古音的研究历史说略

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说到“古语与今殊别”，算是萌生了古今之别的语言观。对语言的认识真正有历时范畴的，要数明末陈第。他在《毛诗古音考自序》讲到：“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读古之作，不免乖剌而不入。”[2]清代学者对古音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明末顾炎武一直到江永、段玉裁、孔广森、江有诰、王氏父子、章炳麟、黄侃等人，将上古音的研究推向极致。他们表现出了对古文字的热情，利用古音成果来解释先秦古籍里的许多训诂、校订文义等问题。清代学者对上古音的贡献主要集中在：（1）系联先秦古籍，特别是《诗经》的用韵；（2）利用谐声字来研究失于系联的部分字，将谐声和系联法结合起来；（3）将古音的研究和《切韵》系统联系起来，以明了音韵的古今演变。清代学者对上古音的研究在材料上扎实稳固，在方法上科学合理；后代学者若仅在这些方法和材料上进行研究很难再有大的突破。李方桂先生在其上古音研究中一方面结合了高本汉的音标注音工具，另一方面结合新的研究（比如汉藏语比较等）做出推定，其卓越贡献得自于他对古音学家的传承和创新。

（二）提出一个研究上古音的假想系统

自高本汉将语音符号用来研究《切韵》以来，涌现出许多研究古音的学者。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研究》也是在考察个人意见的基础上，采用他们对上古音的研究有启发的地方，综合起来，提出一个关于上古音的假想系统。具体来说他的研究思路是先给自己树立研究中的标准，然后参酌各方意见，进行推导定夺。

（三）上古音研究上的新方向

主要包括：（1）借字的研究；（2）汉语与别的藏汉语系的比较研究；（3）经籍异文假借与汉代的声训材料。李先生特别强调现阶段对上古音的研究仍然要沿循清代学者的大致研究思路。我们认为在上古音研究上，新近出土的历史文献（简帛等）在考订上古音系中的突出作用也日益明显，可以增补。

二、上古音研究中所采用的中古音标准问题

李方桂也像顾炎武一样，在研究上古音之前选取一个中古音系统作为古今的标准。他选取的是高本汉所拟的中古音系统，这一点，我们认为多少会影响他对上古音的拟测；因为就目前学界对高本汉的评论来看，高本汉对中古音的理解和拟音体系存在很多纰漏。在运用过程中，李先生虽做了一些调整，不过仍有些问题需要思考，比如将高本汉的三等韵的介音-i˜-改为-j-，似乎仍有点不妥。他将高本汉《切韵》系统中浊母塞音或塞擦音送气改为不送气。他不同意高本汉将知徹澄娘等母拟为舌面前的塞音和鼻音，而是采取罗常培先生的做法，将这些声母拟为卷舌音，与照二穿二床二审二相配合。李方桂先生所构筑的中古音体系共37个声母，韵母因牵涉对主元音增添的附加符号特多，显得有些混乱。附加符号的增多，减少了主元音的数量，也有其适宜之处，其中共有八个元音：a、o、u、ú、e、i、ñ、ô。介音：u、w、j、i。

三、古音构拟中应遵循的谐声原则问题

在上古声母系统考订上，李方桂借助的是“谐声推演法”，也借助了一些假借、异文和声训材料。看一下他的两条谐声原则：（1）上古发音部位相同的塞音可以互谐。（2）上古的舌尖塞擦音或擦音互谐，不跟舌尖塞音相谐。这些原则主要集中在塞音、塞擦音和擦音上。发音部位包括舌根（跟近部位的喉音晓影互谐）、舌尖塞音、舌尖塞擦音或塞擦音和唇塞音四类。另外，这些音类中的塞音，不常跟相应的鼻音相谐，这样就容易记住。

李方桂利用自己的谐声原则指责高本汉的上古拟音体系，主要体现在：

（1）李方桂纠正了高本汉将舌尖塞音和舌面塞音（端组和章组）互谐的做法，指明上古音声母中没有舌面塞音、塞擦音，去掉了四个舌面塞音或塞擦音。（2）同样，指出高本汉将舌尖卷舌音和舌尖前塞擦音相谐的问题，根据他的“上古发音部位相同的塞音可以互谐”的谐声原则，又可将五个舌尖卷舌音排除掉。因为它们不符合上古的事实，所以没有理由在上古声母系统中出现。（3）李方桂指出高本汉等的上古舌面擦音，同样不能和舌尖塞塞音或塞擦音相谐，进而又去掉了一些。

李方桂严格地执行自己的谐声原则，凡不符合处皆不纳入自己的音系体系中。他对高本汉和董同龢等人在上古音体系上的不认同就是出于这方面要求而定的。就像书中所言：“也许有人说上古谐声系统并不如此的严格，不应该这样严格的解释。”[1]7他说：“这话也许是对的，但是如果不这样严格的实验一下，就不知道究竟如何解释我们的谐声系统。”[1]7李方桂的回答是科学的，他总能在相互比较中探得学问的精华与要义所在，他以同样的办法来检验董同龢、王力等人在上古音研究上的优点与不足。

四、《上古音研究》所论及的上古至中古声母演变规则

李方桂将高本汉34个上古声母体系中特殊的、让人产生疑问的15个声母去除掉①，得出了只有19个声母的上古声母体系。李方桂的上古声母系统实际上只有三大类音：唇音（p、ph、b、hm、m），舌音（舌尖t、th、d、hn、n、hl、l、r；舌尖塞擦ts、tsh、dz、s），舌根及喉音（非圆唇舌根k、kh、g、hng、ng；非圆唇喉音h；圆唇舌根kw、khw、gw、hngw、ngw；圆唇喉音w、hw）。在声母系统的格局图上，共31个声母，但若不计其中的鼻音中的清浊对立和舌根音及喉音中的圆唇不圆唇的对立，则共计20个声母。在音韵学上，送气不送气是声母发音上的一项区别特征已经无异议，但清音符号h和圆唇性的w是否算作区别特征，还值得思考。而且李方桂的声母拟音体系中，塞音次清的送气符号也用h代表，和鼻音、通音中的清音符号h又是一样，我们认为还是作些区别为好。李先生曾假定上古时代没有合口介音，那么其所拟定的圆唇舌根及喉音又该如何解释？圆唇和不圆唇是同时产生的，还是有先后之别，到底谁在先？清音也是如此。中古的送气与不送气之先后看来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为什么上古系统里不该有卷舌、腭化的特征，是否是后代才产生的现象？所以汉语声母中的区别特征（送气不送气、清浊、圆唇不圆唇、卷舌、腭化等）源流及考辨问题显然很重要。李方桂另拟一套圆唇舌根音的理由据其认为是后来合口韵多出自于圆唇舌根音的缘故。众多合口韵和它都有密切联系，所以不是后期的倒也很有道理。上古的开合口只体现在舌根音和喉音上。

上古声母体系的确立不但要依据谐声，同时还要顾及从上古到中古的演变事实。汉语声母系统在从上古到中古的演变过程中，介音无疑起到了调整音类和促使音变发生的重大作用。上古介音问题在上古语音系统中占据着较为重要的位置。依照李方桂的看法，上古音系统里只需要两个介音，即二等的卷舌化性质的r和三等的腭化性质的j。在对舌尖卷舌音和舌尖后卷舌音的处理上，李方桂认为在上古应该有一个可起到卷舌化的功能的*r声母，它可以顺利地实现由上古舌尖塞音和舌尖塞擦音及擦音向对应舌尖卷舌塞音和舌尖后卷舌塞擦音和卷舌擦音的转化。

上古没有等的概念，但却有等的实质，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3]。上古音系统里只需要j和r两个介音。j出现在三等，r出现在二等。一四等无介音，但四等韵里应当有个元音性的i。这两个介音的重要性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们对声母有影响，可以使上古的简单声母系统演变成《切韵》的较复杂的系统；另一方面它们对元音有影响，可以使上古的简单元音系统演变成复杂的《切韵》元音系统。

（一）关于介音j

介音j对声母主要起到一种腭化作用，同时能使后面的较低的元音向上及向前运动。介音j在《切韵》里只出现在三等韵里，所以三等韵里的声母一定和这个介音关系密切。所以李先生在上古音里保留了这个介音j。最关键的是它对解释上古时代的谐声作用很大。大体说来这个介音对声母的影响是腭化。高本汉等曾拟定上古有一套舌面化的声母，与舌尖声母并行，依据是谐声字，比如：终：冬，充：统，禅：单，神：电等。李方桂根据他自己严格的谐声原则，认为这两套发音部位（一套舌尖，一套舌面）不相同，不应该谐音。之所以谐声，必定是原来发音部位相同，后来因为腭化作用，从舌尖音分化出舌面音。李方桂还从世界上多数语言舌尖音居多的现象来否定上古舌尖和舌面并存的假说。这两套声母孰先孰后是另一话题，但介音j的腭化作用不可否定。

（二）关于介音r

介音r对声母主要起到一种卷舌作用。李方桂认为在上古时代二等韵里应该有一个舌尖卷舌化的介音r，而不认为二等和一等元音有别。李方桂所假定的这个*r功能强大，不但可以出现在舌尖音后面，而且可以在任何别的声母后出现，也可以在*j前出现。不过有一点，李方桂先生讲到唇音和舌根音后的这个*r在中古时期失去。

介音r可以使后面的较高元音下降，也可以使后面的低元音上升一点，即有一种中央化的作用。李先生强调这种变化不但与介音有关，也与韵尾辅音有关。

（三）关于本书上古至中古声母系统的演变规则

对于床、禅两母各家多有讨论[4]，李方桂先生从床禅二母的分配、近代方言史实、一些字书如《经典释文》《玉篇》等出发，认为这两母在上古有同一的来源，并且指出《切韵》之所以分床禅两母“似乎有收集方言材料而定为雅言的嫌疑。”据此暂定中古床、禅两母是上古浊塞音腭化而成的。上古*d+*j->中古床三dz-，或者禅z-。（上古-j使然）

谐声字中泥母字日母字跟娘母字往往跟吐气清音透母徹母谐声，从音理（都是浊音）和谐声原则上来说，泥日母应该跟定母澄母相谐才合理，但事实上几乎没有这样的例子。这种吐气清塞音和鼻音相谐的事实，肯定有其他原因。他在贵州调查描黑方言时，发现他们的清鼻音n¥-听起来很像是n¥th-，因此他做出假想认为*hn-变为*hnth-，再变为th-。如态：能，滩：难，丑：纽等等。据此他将泥日娘在上古归为疑母（n），并用清音字来配（hn），且认为透母徹母字都是清鼻音声母*hn-，*hnr-变来的。

他同样将上古的来母（l）字用清音母（hl）来配。有很多来母字和透母徹母字相谐的，如獭：赖，虿：厉，宠：龙等。和来母相谐的大多是送气的透徹母，很少不送气的端、知母。李方桂根据吐气的透徹母跟清的边音hl在语音上相近，且有唐代译音为证，所以认为中古透母徹母的来源如下：上古*hl-（一、二、四等字）>中古透母th。上古*hlj-（三等字）>中古徹母}h。按其说法，从上古来的中古透母徹母字有两个转变途径：一个从清鼻音来，一个从清边音来。对于上古舌根音中的匣母，群母和喻三等母的问题，高本汉、董同龢等意见多不统一，问题出在他们各自的谐声原则不同。李方桂先生没有接受他们的拟测，因此借助上古舌根音的圆唇和腭化作用来推测群母、匣母和喻三的来源（见下表1）。

本书在论证上古声母系统至中古声母系统演变问题上，主要依据的是谐声现象，但也有不少地方结合了古台语、藏语译音、现代方言情况，现将本书声母部分的演变规则整理如下：

表1 上古到中古声母系统演变一览表

李先生在上古介音一章里开始论及复辅音声母或复声母的问题。李方桂认为若两介音和声母连起来也算是复辅音声母，如*kj-、*tr-等。当然他重要地讨论了其他类型的复辅音。

在论断上古复辅音声母上，与来母字和心母、审母字相谐的形声字能提供很多的线索。大量例子证明中古的心母s-及审母二等È-（从上古*s-而来的）常跟来母、鼻音声母、舌尖塞音、舌根音谐声。差不多是跟各种声母字谐声了，这不符合一般的谐声条例。高本汉等已拟有*sl-、*sn-等复声母，李方桂又增添了*st-、*sk-、*sm-、*smr-、*sn-、*sl-、*sg-、*sgw-、*sd-（李先生认为这类很难判断）等复声母，但在跟舌尖塞音及舌根塞音谐声字的判断上，便有了困难，不易决定是*st-还是*sth-，是*sk-还是*skh-。s冠头（李方桂称为词头“prefix”）在上古复辅音声母中格外显著，郑张尚芳先生《上古音系》中有论述。

五、本书的元音系统及上古韵部划分

李方桂在研究上古元音系统及对韵部进行划分时，也和上文所提及的谐声原则一样，所作的都是同样严格的假设（即上古同一韵部的字一定只有一种主要元音）。李方桂先生把上古元音系统拟定为“单元音：i u ñ a；复合元音：iñ、ia、ua”。

李方桂先生没有将上古的元音系统拟测得像高本汉、董同龢一样的非常复杂，而多将不少繁杂的现象归结为方言混杂的结果。这和张琨先生看《切韵》、陆志韦先生看上古音多有相似的情况。“上古韵部的各别讨论”占了全书的主要部分，但是他据以讨论的依据或规则变化主要还是决定于前文他所论证的有关声母、介音、元音、韵尾等问题。我们根据主要元音的区别整理出该书的上古韵部表（见表2）（韵尾后附x表示上声，后附h表示去声）：

表2 李方桂上古韵部拟测

近些年随着汉藏语系及域外音的研究不断深入，特别是新近出土的早期文献（如数量可观的战国楚简等），在不同程度上都可对上古音的既有成果进行相关的检验与补益。

李方桂先生在上古音研究上，有开山凿石之功，后人多在他的基础上进行开拓。不过，其书中所提及的某些观点，我们认为还可以商榷。比如上古泥娘分不分的问题，床禅分不分的问题，次清声母有无的问题，有无清鼻音声母的问题，喻四的来源问题，上古二等韵前成分（-r-）的问题，合口韵尾的问题等。其中不少问题，已有学者试作过探讨。比如孙玉文《试论跟明母谐声的晓母字的语音演变》（《语言研究》2005第1期），罗智光《试论古无次清音》（《中山大学学报》1999第2期）等。

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研究》在上古音研究上一方面比较严格地限制古韵部的元音系统和谐声字里的辅音系统，另一方面又能充分细致地利用各地方音和古文献材料对所推得的理论进行缜密论证。这种“严格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法何尝不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一种学术精神呢？

[1]李方桂．上古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明陈第．毛诗古音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8：7．

[3]殷焕先，张玉来．重纽的历史研究[J]．古汉语研究，1991（4）：7-13．

[4]邵荣芬．切韵研究[M]．校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117-128．

（责任编辑：郑宗荣）

①其实是13个，其中的两个*g-和*d-高氏也曾讨论过，且认为跟别的声母如*ng-和*dh-相混了的缘故，李方桂也同意这两个声母的特殊性。

②李方桂同意中古喻四归上古d母的，但更确切地说应是“r”或“l”，只是近似d。

Make Assumptions Boldly, Find Proofs with Care: A Summary of the Questions inby Li Fanggui

SONG Feng

The ancient sound is the largest difficulty in Chinese phonology research.by Li Fanggui, the master of Chinese language, is the leader in this field．However, it is hard to read through smoothly due to its rigorous hypothetical system and thoughtful confirmation．In order to reduce the learning disabilities and get the essentials, we summarize and sort out the important questions involved in this book from five aspects, such as “ to summarize the contributions of ancient scholars to the ancient sounds”, with a view to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Ancient sound recognition．

; Make Assumptions Boldly; Find Proofs with Care; ancient phonological rhyme system

H111

A

1009-8135（2018）04-0107-07

宋峰（1980—），男，江苏丰县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汉语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