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红

最近,《朝日新闻》报道了“日本生产率本部”的一则消息说，在以1644名公司新入职年轻人为对象的调查中，未来想当社长的比例降到10%，为1969年有该项调查以来最低。17.4%的人对未来能晋升到的位置持“无所谓”态度；而对于工作要努力的程度，62%的认为“与别人持平就好”。被问及“如有约在身却被命令加班会如何处理”时，31%回答“会拒绝加班”，也创历史新高。

这是不是说明日本年轻人胸无大志，缺乏进取心了呢？进一步讲，这是不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

实事求是地讲，“后现代”的日本年轻人与高速增长期比，确实少了过去日本人的那种勤奋、忘我、敢拼的精神面貌。即使在高峰时间的地铁上也很少能见到“上班族”的急急匆匆劲儿，相反则多了不少“中产的恬淡秩序感”。人们如经济增速一样慢下来了。体现在职场上，按部就班、追求专业，与周围的人和平相处，不争雄，不拔份儿，自觉维持职场秩序，成了日本社会底层自发的“后现代”。

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年轻人缺失了上进心。事实上，每天早晨，你仍很容易看到赶路上班的年轻人“有序的紧张”。有日本学者朋友说，现在的年轻人都在努力加班、做实验，写论文，要拿诺奖。这已是经济社会进入新阶段的社会心理和人的面貌体现。最近，在世界杯热潮中，日本球迷纷纷涌到成田机场，赶赴赛场为日本队加油。特别是面对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更多的日本年轻人期待复兴1964年东京奥运会时期的经济社会盛况，期盼金牌总数重夺亚洲第一。

每一个时代都有这个时代的经济状况，也会折射出时代的精神面貌。经历了泡沫崩溃、经济低迷，乃至人口减少，日本的经济社会结构已发生历史性变化。社会阶层在看似不变的静止中龟裂，人们的价值观、资产意识、职场态度也发生深刻变化。政府希望社会恢复活力，提倡“一亿总活跃”，推进“劳动方式改革”，主张上市公司引进外部董事、女性董事，推广现代治理。NGO也尝试登上舞台，要解决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带来的社会疑难杂症。

全球化推进了市场化、自由化、金融化和服务化，同时，信息技术的革命性进步又使得社会交往样式、甚至职场状态虚拟化、移动化。日本不少的大企业开始尝试“非职场”办公方式，员工、高级项目主管或高管，可根据自己的便利选择居家公办，或移动办公，以减少繁缛的行政程序和成本，以及通勤劳顿。

如此，企业的全球竞争态势也从降低劳动成本，选择临时工、合同工、派遣工等有利于资方的用工制度，转向有利于资本追逐利润的、更注重人创新实现的制度。人们对生产率与产出量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过去靠机械化和劳动低成本虽能带来“生产率”提升，但并不能带来“每个人的生产率同时提升”，扩大经济总量。原因是，“以一当十”的生产率提升，也会导致“九人剩余”，“生产总量不变”。为此，必须提升“人均生产率的上升率”，才能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一认知的变化推动着公司治理、宏观经济调控意识的变化。在此，公司新人的工作意识与状态或将成真实反映经济社会的“新时态”。▲

（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