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忠

我出生在1966年，正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年头。我的回忆清晰，但是充满着不和谐的剧烈的冲突。小时候，我住在烟雨江南的一个中等城市里，小巷幽深，墙角长满了青苔，院子里有一口古老的井，还有一棵古老的无花果树。只要不走出去，那么，就宁静得就像历史本身，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历史的动感。可是，只要一出门，就是市中心，那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满耳都是语录课、高亢的口号声；满眼都是大字报，一片鲜红鲜红的颜色。

童年喜欢热闹的，可是，我并不喜欢走出去。

童年快乐吗？我不知道。

那个年代的“经典”严格说只指“红色经典”，除此之外，是没有其他经典的容身之地的。今天可以昂然列入，或者说重新归入“经典”的种种经典，在当时，不是有“封、资、修”的气息，就是有“大、洋、古”的嫌疑，当然都在破除、打倒之列。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对这场巨大灾难应该还是记忆犹新，甚至是刻骨铭心的。

那么，今天我们大家公认的，被大家一致认同的那些经典是怎样进入我的生命的呢？由于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第一次自己阅读今天意义上的“经典”的时间很容易确定。

那是1976年的一天，当时“四人帮”刚刚被打倒，转眼之间，我们又在老师的带领下，还是似懂非懂地投入到“揭批四人帮”的热潮当中去了。我们的一个英语老师，教了我们一句英语口号“Smash the four men！”，回去鹦鹉学舌地叫给父亲听，谁料没有得好，让英语系毕业的父亲大骂一顿。我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后来，稍微大了点，和父亲理论，才知道父亲发火的道理。父亲当然不可能对“四人帮”有什么好感，但是，这句英语实在太洋泾浜了，太拙劣了。父亲不好当着我的面去指责我的英语老师，但是，他对教育水平的衰退、教师水准的下降实在是太愤怒了。

我遭受了这么一场无妄之灾，就很没趣地躲到房间里。那个时候我们还住在一座由英国人在20世纪初建造的破旧的大楼里面。这样的大楼，即使在白天，房间小，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杂物，有时候是会找到一些宛如隔世的旧东西的。

就在这一天，百无聊赖的我，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抽出一本残破不堪的线装书来。父亲因为刚发完脾气，也没有来理我。我就坐在那里翻读起来。线装书，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稀罕东西。

这本残书后来跟了我很长时间，一直跟我到北京大学，跟我到德国汉堡大学。我现在特别想找到它，这样就可以带来，让大家看看。可惜，屡经搬迁，我不知道它是否还在我的书房里。或者，它完成了对一个懵懂少年的经典启蒙，正安静地藏身在书深不知处，这也未可知。我所希望的当然是后者了。

总之，我记得非常清楚，这并不是一个什么好版本，而是一个“烂”线装本。后来知道，大概曾经是充斥书店书摊的大路货色，一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虽然是残了，而且残得相当厉害，但是篇幅本来就很小的《大学》《中庸》却完整无缺。我当时以为，这两部书无非是“大学”“中学”之类。我就开始了没有老师指导的阅读。

这是我接触的第一部标准意义上的古籍。直行，还有双行的夹注。有太多的字不认识，读不出来，读不断。但是这反而增加了探险般的神秘感，激发了我的犟劲。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是在阅读《大学》《中庸》。如果说，就这项阅读活动而言，我有什么长进的话，那就是：我在当时认为自己已经读明白了，其实尚不懂得世界上有必须用整个生命来阅读的书籍；在经历了三十年的跨越，而注定还会延续下去的阅读活动中教会了我，有些书不是读过了就可以搁在一边的，有些书是弥读弥新的。换句话说，过去的我，认为《大学》《中庸》只不过是两种古书而已；而今天的我，则认为《大学》《中庸》乃是当之无愧的经典。

就经典的种类或者数目而言，历来就有五经、六经、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十四经、二十一经的说法。当然，比较通行的是十三经：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诗》《书》《易》《孝经》《论语》《尔雅》《孟子》。当然，这也未必就是大家公认的。

还有一种大家耳熟能详的说法，就是所谓的“四书五经”。这个叫法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五经”是指《诗》《书》《礼》《易》《春秋》。这个称呼汉武帝时候就有了。

而排在“五经”前的“四书”这个称呼，却要晚上一千多年，到宋朝才出现。“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由南宋的朱熹完成最后结集的。这也标志着宋学的确立。宋学讲“四书”，这就是宋学和汉学的最大的区别。

从历史上看，自从元朝把“四书”定为科举考试的功令后，也就是说，取得了国家考试规定教科书的地位，它们就成为读书人必须熟背的经典了。仅仅就这一点而论，“四书”所产生的影响之大且深，是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分的。

《论语》《孟子》大家相对比较熟悉了。和它们相比，《大学》《中庸》就比较特别了。《大学》《中庸》原来只是《礼记》里的两篇文章而已，并没有特别尊崇的地位。《中庸》在汉代已经有了脱离《礼记》的单行本，而且历来相传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作品。

《大学》的情况就不同了，同样是《礼记》里的一篇，但是在宋朝以前不仅从来没有什么单行本，而且连作者是谁也不知道。一直到了司马光，才开始出现单行本。然而，连司马光这样的大学者、大历史学家，也没有告诉我们《大学》的作者究竟是谁。到了“大程”程灏，他才认为《大学》是孔子的遗书，并且开始对照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动起手术，改变它的章节！大程的弟弟“小程”程颐，也做和他哥哥类似的工作，但是结果却截然不同。

南宋的朱熹不仅继承司马光，把《大学》单行；也不仅继承二程，改变《大学》原文的章节文字；而且指出，作者是曾子和曾子的门人！这样一来，付出的代价是《大学》的本来面目全非了，但是，却取得了儒家经典的最高地位。

其他三部书的问题本来就不太大，《大学》的问题解决了，“四书”的系统也就确立了。起码，朱熹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认为的。

可是，朱熹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弄明白这个问题，不仅可以看出朱熹的苦衷，同时也可以看出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有着独特的生命历程的。

朱熹面临的是令他非常担忧的局面：一千多年来，印度传入的佛教，以其特殊的魅力，引起了中国本国士大夫的浓厚兴趣，已经到了可以动摇在当时占据支配地位的儒学的理论基础的地步了。朱熹自己是儒、佛兼通的人物，他明白，仅仅依靠汉学所看重的“五经”，是绝对不能维持住儒学的地位的。问题出在，就“五经”而论，它们所包含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比起佛教经典所包含的本体论、方法论的博大精深来，实在是差得不可以道里計了。

今天的社会当然和古代不同，《大学》里的“家”“国”“天下”的概念也并不和今天的相同，至于“天子”“庶人”更是早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剥去它特定历史条件所规定了的特殊性，它还是有着昭然若揭的普遍和恒久的意义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是每个人都可以、也应该去实践的，难道不是吗？

至于《中庸》提倡“中”，是儒家本体论的核心。从喜怒哀乐未发的“中”，到发而皆中节的“和”，由此追求“天地位”“万物育”的境界，虽然听起来似乎更是玄远不近人事，却是有着同样重要的道理在的。“中庸之道”绝对意味着保守而不进取，它提醒我们这些身处竞争空前激烈的现代社会里的人，必须在汲取中，追求一种圆融和谐的简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