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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我亲身经历三位伟人去世

2018-06-28邬吉成

中外文摘 2018年13期
关键词:汪东兴追悼会人民大会堂

□ 邬吉成

1976年9月18日,毛主席追悼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北京百万群众参加

邬吉成,在三十多年的警卫生涯中,他一直从事党的核心领导人和来访高级贵宾的重要警卫工作,亲历和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有过难忘的人生经历,特别是一九七六年,那个特殊的年份……以下是其回忆文章

周总理突然聚集起更多的力量,嘴里又多迸出了几个字:“钓鱼台的Wu”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安全部部长罗青长,曾经写文章记述了周总理临终前的召见。那是1975年的12月20日,周总理召见了他,在和他交谈中间,周总理突然昏厥,他不忍心让病中的周总理再增劳累,就悄悄地离开了病房。所以,人们多把罗青长称做周总理最后召见的一个人。然而,此后周总理还提出要见一个人,那就是我。这是我意想不到的。时间是在他辞世前六天,即1976年1月2日。当时周总理已经处在弥留之际,昏迷状态大大多于醒来时分。而就在这天中午,他醒过来时,用含混而微弱的声音说:“找Wu……Wu……Wu……”但究竟是“Wu”什么,身边看护的人都听不清。人们顺着“Wu”的发音推测,以为周总理是要见一位姓“吴”的,而且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中,确实就有姓“吴”的,例如,“文革”以后担任周总理值班室主任的吴庆彤。

毕竟,在中国,姓邬的也太少了,再说谁会想到周总理在生命垂危之际,要见一个既不曾在他身边工作过,又和周总理主管的业务距离较远的、仅仅是从事保卫工作的干部呢?

周总理用神情一次次否定人们的假想后,突然聚集起更多的力量,嘴里又多迸出了几个字:“钓鱼台的Wu……”人们这才明白他要见的不是“吴某某”,而是负责钓鱼台警卫工作的我。

但人们还不敢确定,就又询问了一声:“您要见的是不是钓鱼台的邬吉成?”周总理点了一下头。于是,周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马上给我打了个电话:“你马上到三〇五医院来,总理要见你。”

我立即叫上司机小王,乘车赶到了三〇五医院。进了医院的楼里,我径直进了周总理病房斜对面他的护士和随身警卫的值班室,我记得当时的时间是在2点左右。“赶紧去见总理吧。”我急于聆听周总理的指示。可是,值班室的人告诉我:“总理又昏迷了,请你在值班室里等候。”一面等着,一面猜想着周总理召我前来,究竟是要做些什么嘱托和吩咐。等啊等,一直等到大约是黄昏的时候,有人来通知我说:“总理醒过来了。要先服点儿药,医生做一些简单的处置,你就可以进去了。”可我等到的不是进入的消息,而是“总理又昏迷了,你再等一等吧”这句话。

又是漫长的等待。次日凌晨五六点钟,我在走廊里碰到了邓颖超大姐,还有作为医疗组组长的刘湘屏(卫生部长谢富治的夫人。邓大姐见我还在苦等,就对我说:“总理还没醒过来,你已经等了太长的时间了,就别在这里等下去了。你先回去吧,总理再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再通知你来。”

“好的。”我刚答应完,就又口随心思地向邓大姐提出一个突然冒出的请求:“请让我在门外看一眼总理吧。”邓大姐立即点头答应了。我走到周总理的抢救室门边。当时的门是半敞开的,我可以看见病榻上处于昏迷状态的周总理。他的面庞已经非常消瘦,这难道就是我熟悉的那个精力过人、睿智超群的周总理吗?我的内心思绪万端,但还是尽力抑制住悲伤,默默地敬了一个军礼,然后悄悄地离开了。从那以后,根据医生的回忆,周总理的“心脏在微弱地跳动,呼吸浅而短促,真是脉如游丝”,他再没有气力发出要见什么什么人的声音了,直到他在五天后与世长辞。

周恩来总理追悼会

在商议周总理治丧事宜的会议上,我被指定为治丧活动期间安全组的负责人之一。中央办公厅警卫处随后开始了警卫工作的部署。

我还要说一件事,这是一个从未被披露、人们闻所未闻的秘密。因为毛主席没有出现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所以世人只是推测了一番毛主席为什么没有到场的缘由,却没想到毛主席原本是要出席周总理的追悼会的!作为安全组的负责人之一,我在追悼会开始前,确确实实接到了毛主席可能参加追悼会的通知。是汪东兴亲自给我下的指示:把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和台湾厅准备和安排好,以供毛主席到达时落脚歇息。也正是因为等待毛主席的到来,追悼大会开始的时间才比原定的时间推迟了一会儿。但毛主席最后为何没有到场,其原因我无法猜测。这对我来说至今也仍是个谜。

由于室内温度没有控制好,致使朱德委员长患了感冒

7月6日,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病逝。

在我的记忆中,朱老总的那场病起因很偶然。6月21日,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由于会见的时间推迟而没有及时通知,朱德委员长在有冷气、气温低的客厅里等了近一个小时,以致患了感冒,回到家中就开始发高烧。住进医院治疗后,朱老总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反而逐渐加重,继而发展到肺、肾等部位并发炎症。从朱老总病情恶化到昏迷期间,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部分领导及老同志,都到医院进行了探望。

7月5日下午,我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以上干部,去北京医院朱老总的病房看望他。此时,朱老总靠插着输氧管微弱地喘息,已经不省人事。见到此情此景,阵阵悲痛涌上心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站在朱老总的病榻前,我不禁思绪万千……

那是1973年,朱老总的政治秘书廖盖隆向中央办公厅反映,说朱老总处的医护、保健、生活照顾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汪东兴随即指派我到朱老总的住处,召集全体工作人员开会加以处理。我因此两次到万寿路新六所四号楼朱老总住处,请康克清大姐一起开会,商讨如何妥善解决相关问题,最后形成了康大姐和工作人员双方都满意的意见。事后,我给汪东兴写了一份书面的情况汇报。

朱德委员长追悼会

作为周总理追悼会期间长时间守候在现场的警卫工作负责人,我还记得,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时,年近九十的朱老总到医院作最后的遗体告别,他站在周总理遗体前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离开时,面目显得异常沉重。

在周总理逝世后,毛主席病重期间,朱老总还说过,他可以分担一部分中央的工作。从此,他更多地出面会见外国元首、政府首脑,以致染恙不治,走在了毛主席的前面。

为确保安全及各项规定的贯彻,几位副处长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

送走了朱老总后,毛主席的病情也一天天恶化,不久就进入异常紧张的状况。中央陆续向各地发过几次电报,通报毛主席的病情。可以说,全国各级领导和广大民众,对毛主席不久于人世,是有一定精神准备的。

1976年9月9日,经多方全力救治无效,一代伟人毛主席逝世。中共中央随即组成了以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为首的治丧委员会,料理毛主席的治丧事宜。

参加了这年几次重大治丧活动警卫的我,再次成为警卫组的主要负责成员之一,参与了这一次治丧工作。警卫组的办公地点在人民大会堂的黑龙江厅,常坐守在那里值班的,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马盼秋。

9月10日晚,毛主席的遗体从中南海住处出西门,经府右街进人民大会堂西门,安放在设于北大厅的灵堂。从9月11日到17日,三十余万各界群众代表、各驻华使节以及来华外宾,在人民大会堂吊唁和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

在为期七天的吊唁过程中,中央办公厅主任、警卫处处长汪东兴一直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内,警卫处的其他干部们更是全力以赴,每天工作都在十三四个小时以上。在紧张的忙碌中,我只能偶尔抽出很短的时间,在警卫值班室的长椅上打个盹儿,恢复一下体力和精神。

为了在吊唁期间使毛主席的遗体得到完好的保护,除了严格的安全警卫外,还制订了一系列保护遗体的严格规定,如对室内温度的控制,照明用的灯光,照相摄影等,都不能超过所要求的限度。为确保安全及各项规定的贯彻实施,几位副处长,像李钊、毕景荣和我,二十四小时昼夜轮流值班。

在我们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诸多副处长中,只有武健华和我两个人,被指定参加在群众吊唁时的守灵任务,每班守灵要在毛主席的遗体旁站一两个小时。每次守灵人员的名单,是要刊登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的。我读报时发现,除了武健华和我两个警卫工作者以外,其他为毛主席守灵的人,都是中央各部委的负责同志。能为毛主席守灵,我感到这实在是一种极高的荣誉。

这一圈兜下来算是完成了迷惑的任务

吊唁仪式到9月17日下午全部结束,毛主席的遗体要从大会堂移至某地暂放,并将在那里进行防腐处理。我参与并目睹了整个过程。在起运前,毛主席的遗体先从水晶棺移到密封的氮气帐篷里。新华社长期担任为领袖拍摄任务的摄影师杜修贤,从各个角度拍照了毛主席的遗容后,遗体被抬上了专用的汽车。

警卫组从安全和保密的角度为行动作了周密的安排,遗体的运送按预先的布置,组织了两个车队,其中有一队承担迷惑任务。张耀祠带领的一队,护送着毛主席的遗体,出人民大会堂西北门,直接开至某地。汪东兴也在这一队坐镇。第二队由我组织带队。汪东兴布置任务时对我说:“你再调两个人,乘一辆车做前卫。”我随即召来了庞廷经和高振普。我们这一队也是出人民大会堂的西北门,然后向东经南、北池子,过了北海大桥,从北门进入中南海。

大概不会有人想到,这兜了一大圈儿,担任迷惑任务的车队的主车上,乘坐的是在毛主席逝世后,排在党内第一位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华国锋在中南海换车时,把我叫进了他的轿车,我们再从西门出来,驰往暂放毛主席遗体的某地。到达目的地后,华国锋下了轿车,在临下地下室时,他还问我是否跟他一起下去。我想我的任务就是把他安全地护送到这里,下去并没有我要做的工作,就说:“我不下去了。”

9月18日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大会的主席台搭在天安门城楼下,金水桥的里边,前面的观礼台上布满了花圈。在主席台上的人员,有由党和国家领导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全体成员,再加上工农兵代表二百余人,共约五百人。参加广场追悼会的群众,号称一百万。

追悼大会的安全保卫工作,主席台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全面布置,广场及参加追悼会的群众队伍的安全由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公安局担负。在进行布置时,警卫组要求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人人做安全工作,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防止苏修的突然袭击,防止反革命的破坏活动,还要防火、防爆炸等一切危险情况。

追悼大会从开始到结束,长达十多个小时,场内外始终庄严肃穆,秩序井然。会场部署了工人、民兵、北京卫戌部队、公安民警等,共动用警力两万三千五百余人,保证了追悼大会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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