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晓 谷

湖南桃源师范中师生

对于这些想当然地认为中专生从来就是差生的人，孙文桢开始还总是耐心地给他们解释。但到了后来，便慢慢地不愿意再作任何解释，因为“觉得憋屈”

很长一段时间里，孙文桢都羞于与别人谈起自己的学历，“觉得憋屈”。

他想不通自己当年以陕西富平全县中考第5名的成绩考入的中专学校，才过了10多年，地位一落千丈，倒成了“差生才会去上的学校”。

像他一样心有不甘的人不在少数。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这批天资聪颖的十五六岁少年，初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被选拔进入师范、卫生、农林、财税中等专业学校，早早转成城镇户口，等待他们的是毕业后的“铁饭碗”和干部身份。

3年后，当年的初中同学参加高考，有的考上重点大学，离开家乡去了大城市，而自己手中只剩下“不值钱”的中专文凭。

“考不上中专的，才去上高中”

得知自己被中专录取的那一天，来自安徽一个落后县份的杨昊记得“全家都很开心”。

那一年已经是1996年，中专教育已经开始在走下坡路。国家正大力投入高等教育发展，大学急剧扩招。

那年中考，杨昊考了全县第一名，“可以上省重点高中”。但欣喜之后，他还是选择进入中等师范专科学校。“师范当时还有包分配的可能，可以不考虑找工作的事。”

他出生农村，家境贫寒，兄弟姐妹多，都在上学，选择中专是无奈之举。“帮家里减轻负担。”不少中专生的出身与杨昊类似，继续念高中甚至大学，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对比之下，中专的优势明显表现了出来。中专生以最快的速度拿到“铁饭碗”，进校就保证毕业会分配到中小学当教师，拥有干部身份。同时，还能跳出“农门”，户口从农村转到城镇。对于农村家庭来说，这些待遇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最初的几年，几乎所有的初中学校都要进行筛选考试，只有进入全校前10名或20名之内，才具有报考中专的资格。“考不上中专的，才去上高中”，是当时的普遍认知。

20年前，中国究竟有多少“尖子生”上了中专?

“文革”前，每年大中专院校招生人数，最多的年份只有16.4万人，少的只有6万多人。尤其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高中毕业生数量的急剧增加，“文革”10年的滞留人员都涌向考场，大中专院校录取人数连续几年都在28万人左右，录取率只有3%～4%。20世纪80年代，高校开始快速发展，在90年代中期大中专招生并轨之前，录取率也一直在20%～25%左右徘徊。

有几个数据可以参考：80年代，小学升初中的比例只有70%，初中升高中的比例只有35%，高中毕业生又有部分被筛考下去没有参加高考，那么，能够考上大中专的比例可以说是百里挑一。

“不值钱”的中专文凭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专地位一落千丈，从原来的重点高中之上“沦落”于普通高中之下，中专文凭变得不再“值钱”。对于不熟悉中国教育制度变迁的很多人而言，“差生去的地方”成了中专的标签。

“失落!要是我也参加高考，会是什么样的?”一位中专生说，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自己也才18岁，看着有些曾经成绩不如自己的初中同学考上了重点大学，但自己的未来似乎已经一眼看到了头。失去动力的他开始消沉，每天下班之后的活动就是“一帮人聚在一起打牌”。

更为感受到命运巨变的则是95、96、97三届中专生，李宝庆是其中之一，“当时家庭极度困难，家人举债供我上学，在学校一天3块钱的伙食费，连饭都吃不饱，把四年中专上完了，可国家说不给分配了，欲哭无泪。”

一个中专报考，让他们的人生境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早早地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押上了自己一辈子的出息。这批极具天赋的学生，在没有灌满浆之前，就被提前收割，然后被晾在最基层。

“不服气”是这个群体共同的心理。基层信息闭塞，一些想证明自己的人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找出路。

由于上学早，钱海燕初中毕业时只有14周岁。家庭虽不至于贫困，但父母仍把他的中考志愿改成了中专，“怕我不一定考得上大学”。

“本来填的是财校，阴差阳错之下进了卫校。”他随后在安庆卫生学校医士班读了3年中专，毕业后分配回老家的乡镇卫生院工作。同一时期，他从前的初中同学已经进入大学学习。

1998年9月，钱海燕开始准备专升本考试，到1999年5月考试，他需要从头学起的内容不少。“最头疼的就是高数。我是高数零基础，尤其是微积分，很头大。”

通过一年的努力，他以第12名的成绩考入安徽医科大学，两年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3年后考博进入阜外医院，如今他已是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的副主任医师。

为中专生“正名”

好胜、刻苦，是这个群体的普遍特征。比起同龄人求学就业的顺遂，这些家境贫寒的中专生“起点比较低”，在后来的岁月里付出了更多的努力，走过了更多的弯路。

很多中专生通过继续深造等方式实现了“再次鲤跃龙门”，也仍有大批中专生留在了基层，有的在岗位上一待就是几十年。

“一批优秀青年成了小学教师，可以说，不少80后、90后的孩子从起步便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因为那个年代的中师生功底扎实。”周碧华这样评价。

作为老师，周碧华面对学生们的人生经历时情绪很复杂。“我深深知道，全国的中师生特别是20世纪80到90年代的中师生，都有着相同的特殊心路历程：他们优秀，却走了一条平凡而清贫的道路。”

一代中专生更希望得到后来者的理解。

孙文桢说，“一些同胞也许是由于对教育制度变迁史的无知，竟然根据中专学校现在地位的低下，而想当然地认为中专学校从来就地位低下。”对于这些想当然的人，孙文桢开始还总是耐心地解释。“但到了后来，我们便慢慢地不愿意再作任何解释，因为我们觉得乏味，觉得无聊，甚至觉得憋屈。”

周碧华、孙文桢等人至今仍在为中专生“正名”而呼走。周碧华在文章中写下感叹：“没有他们的奉献与牺牲，就没有扎实的基础教育，没有扎实的基础教育，又怎有人才辈出?没有人才，祖国又怎能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