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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天奖颁奖礼时，当萨日娜和宋春丽念到张桐的名字，镜头切到他脸上，张桐的表情迅速收紧，很明显地怔了一下，错愕的眼神告诉我们他对刚才发生的一幕有点难以置信。几秒后他站起身同旁边的孙维民握手、拥抱，又搓着手走向了领奖台。但其实他并没有准备领奖词，作为中国电视剧最高奖项，张桐没想过80后的自己会获得如此殊荣。他甚至有些语无伦次的激动，感谢了一帮人之后最后还是把奖杯献给了自己的“红三十四师”。其实某种程度上讲，张桐就是陈树湘。他说这个人物已经变成了自己人格的一部分，拍着拍着，他也分不清到底谁是谁。张桐觉得自己上辈子可能也是个演员，“只要遇到表演的事就没命，非得去琢磨，翻过来覆过去地想怎么演是对的，怎么演不对。怎么叫塑造人物，什么定义问题、定性问题都得去想个遍。”想了三天还是不明白，就拉个人在旁边坐着“我说，你听。”后来觉得太魔旺，又自己拿笔写。这样挖心挠肝的思考他早已习惯，甚至已经变成了痛苦中的乐趣。思考很累，但他就是愿意去想：“没办法，太爱这行了，痛并快乐着。”

飞天奖肯定的不是我一个人

卸下军装满脸污泥的张桐还是很有军人的样子，背景坚挺，抽出疏通阔。采访的这几天，他都在赶各种活动和通告，好不容易抽出一点访问时间，他轻声道歉，“咱们开始吧”。标准北方大老爷们儿的口音，寻求对方回应时永远说的是：“您”。他的思维很发散，尤其与演戏有关的触类旁通，能一直口若悬河地跟“您”聊下去。而关于“陈树湘”他也多少是有些遗憾的，毕竟这么好的作品，无论从剧情还是口碑上都值得称颂，“但还是有很多老百姓没看过。”张桐可能至今都没想通这个奖怎么就到了自己手里，于是他给了自己一个无懈可击的回答：“可能跟我扮演的这个角色和现在的导向有关。”除了自谦，更多的是敬畏，他说他不喜欢有人拿“演员”这个事来开玩笑。

P：你觉得飞天奖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张桐：首先应该是对我演技的肯定，其次，是对于80后演员，或者说我们这一批知名度不够但一直都认认真真拍戏的演员的肯定。也给我们在今后的创作和经营角度上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最后当然应该还有对英雄的缅怀。

P：我很好奇你的奖杯放在哪里的？

张桐：放在家里书柜上。回家的时候爸爸不在北京，妈妈捧着拍了张照。出去跟朋友聚会，他们特兴奋，说你怎么不把奖杯带来，让我们也看看。因为我很多朋友都是特爱表演的，他们说张桐你拿奖我们比你还高兴，因为这让我们知道，不靠炒作，认认真真拍戏也有希望拿奖。

我不是在演身份

《绝命后卫师》一共拍了四个月，用张桐的话说：“基本上天天在拍，不拍文戏的时候就去拍武戏。”七月的泉州，地表温度高达45摄氏度，而他们拍的却是冬天的戏，有里有衬的衣服加上拍摄地点在山顶，没有树，周围还有火点，爆破后战场硝烟，基本跟火焰山没啥区别。拍摄时导演晕过去两次，片场也几乎天天有人如此。收工回酒店洗澡，服务员急了，因为他们洗出来的一地泥块、沙子，把下水道都给堵了。看着他们耳朵里的血浆和脸上的咖啡沫，问道：“你们是去钻垃圾箱了吧。”他说最崩溃的时候，脑子都不会转了。“拍拍拍，脑子就空白了，口里的话怎么说出去的不知道。”下来干杯庆祝直接是拿四支藿香正气水挤开，搁在一个罐里，然后拿罐怼。据说他们去那以后还变相救活了几个藿香正气水厂。张桐称这段时间“挺神儿的。”因为接戏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类题材是有些吃力不讨好的，“其实你看不光是我们，像《至暗时刻》《敦刻尔克》这些很好的奥斯卡得奖影片，在中国的票房也不高。”他更兴奋的是，把一个大家都认为无味的题材演得生动。“那么从一个演员的角度来讲，我就是成功的。”

于是他无比自信，又带点不服气的意味走进“陈树湘”的生命里。刚开始又有人质疑“你一个师长，你得有师长样，怎么能那么演？”一听这话张桐急了：“我又不是演身份。”他说这部戏他用了最大力气揣摩的就是“去概念化”。他想与传统抗战剧彻底区别开，摆脱“铁血师长”的刻板印象，“因为我要演一个活生生的人，我想告诉观众他不仅仅是一个军人，他还是一个孩子，甚至又是不称职的丈夫。我觉得我有义务把一个人的多层次摆在那，让观众看到。”但这并不意味就弱化了“师长”的形象，“恰恰是这个人的某些能力，某些品德更能让你看出他是完全能够统领这个师的。”为此琢磨了多久他不知道，只是一直到结束都还跟角色在一起。

P：你觉得这部戏打动你的是什么？

张桐：避免了一些主旋律的常规惯用的表现手法和讲述视角。因为我们主旋律的戏，大家一提到就觉得枯燥、说教，而且空洞。《绝命后卫师》它把整个的视角放低，讲的就是一整个红三十四师官兵的心路历程。而且我在表演的时候，也跟导演建议，不要给他弄成一个概念化的人物，我想把他内心当中作为人本身的一些情感和感受演出来。这个很大胆，因为搁在以往的时候，这种主旋律的戏都是大手一挥，同志们跟着我冲。我们要胜利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他不是人。我在创作当中说一定不要演这个，因为主旋律就是这个套路。

P：同是战争题材，拍《绝命后卫师》与当年拍《亮剑》时的心境有什么变化？

张桐：首先是年龄上差太多。看待世界，和认识生活的角度都不一样了。拍《亮剑》的时候特别年轻，思考的东西也比较简单。到了《绝命后卫师》可能对生活的理解多了些。但我一直以为表演就像我们人生体验的一个阶段的汇报，它是我对于生活感受的反刍。刚好我在年轻时候拍了《亮剑》，所以出来的就是那样的和尚，现在这个年纪拍了《绝命后卫师》出来的就是这样的“陈树湘”。

我不愿意循规蹈矩

18岁的张桐还在南开大学就读计算机专业，看到的未来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朝九晚五地一直忙到退休。父母对他的希望也是进入一个职业踏踏实实干，然后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这个是张桐没法接受的，他说他是个不愿意循规蹈矩的人，也不喜欢没有变化的生活。于是张桐决定出走，跟家里人嚷嚷，甚至不上学，整天在家待着，用这些方式去示威。最后家里人没辙，送他去法国学了艺术戏剧。但这时，他突然又意识到渴望放逐的自己原来这般狂妄：“法国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精彩，反倒使得空间更小。”最艰难的时候也曾后悔过，因为他认识到当演员“哪那么容易就被人认可。”当生存成了问题，他去做了群众演员，从最基础的干起。凭着坦诚的性格，一步步踏实地拍到了现在。

“没想过放弃吗？”

“没法放弃。选择了这条路就走吧。”

张桐形容自己的生活是无趣的。不爱热闹，—个人呆着的时候就看看书、翻翻电影，偶尔喝喝茶，跟聊得来的朋友说两句。喜欢随心情而定的旅游，或去面山背海的大理，或驾着房车去澳大利亚转一圈。这种简单到直白的日子，他却也过得如闲云野鹤般自在。

P：据说你是信仰佛教的，你觉得它给你带来了什么？

张桐：佛教的教义能给我解释一些事情，例如“有乐皆苦”、“业无常”“万法无止境”，让我重新用一种视角去看待生活。

P：那你当下的处世之道是？

张桐：尽人事，听天命。把自己职责范围内，你认为应当做的做好。以致于其他的成功与否、荣耀与否，是否被人夸，是否被人骂，就不要考虑那么多了。因为你也控制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