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霞

摘要：文学史话语在确立和发展中逐步形成了权威性的地位和影响。总结百年来文学史学科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学史话语权威性的标志主要表现在它的信史性、经典性、共识性、传承性等特征。本研究将结合我国近现代文学史话语的历史变迁和重新建构进行相关的研究。

关键词：近现代文学；文学史话语；历史变迁

国际上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跨学科互动已成趋势，但国内文学研究与语言学研究缺乏深度的融合，文学研究者缺乏最新语言学方面的理论素养、专业训练和强烈兴趣，而语言学研究者又缺乏对文学研究方面的重视，材料多局限于古代文献，显示了文学、语言研究“两张皮”的情况，相互的激发、促进不足。

一、中国近现代文学史话语研究的重要性

当西方占有形而上的符码，非西方的反抗被贬为形而下的事实，采取实证主义式的阅读策略或不加批判的使用西方崇高等看似客观而中立的批评指标，只会复制西方与非西方在意识型态上的分歧[1]。因此，在多元文化的理念下，要进一步探讨如何表述主体性，仍须回到自身的文化语境中，思考主体如何通过文化理路表达相应的理念情感，方能较完整的呈现。由这个角度来看，有必要再思考阅读机制的运作，亦即如何阅读的问题。话语是意义构成的网络，而社会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差异，主要在于文学话语表达的方式是较自由多变的。社会话语因作者本身身分、发表处、读者等皆受到限制，因此它的表达方式是受限制的，较难以呈现多元观点；而文学文本因可运用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有利于多元观点的表述。

二、中国近现代文学史话语的定形分析

根据现象学、新批评的看法，文学话语层次可以划分为文字（语音）层、意义层、意象层、形而上层四个层次。根据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文学话语层次可分为言、象、意三个层次[2]。但是这两种层次论都将语言摆在了初级位置。根据黑格尔论述的关于（物质）形式与（精神）内容的辩证关系。形式大于内容的形式化的艺术与内容大于形式的概念（思想）化的艺术，都是文学话语的初级层次，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即价值阐明的完美性）才是最高层次。这种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也称为“话语蕴藉”。文学是语言艺术，读者阅读接受文学作品，首先就有个对语言文字的解码、对其意义和情味的把握问题，穿透语言形式层面，才能深入到文本的精神内容层面，实现读者与作者的情感交流与心灵碰撞。换言之，文学阅读接受都得从透彻地解读语言文字入手。在文学文本的阅读与欣赏中，文学语言接受表现为“文一意一物”的过程[3]。

三、中国近现代文学史话语权威性的标志

但是，新历史主义思潮中孕育的历史观念，却认为历史是不可叙述的。历史与文学具有互文性，其中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想象和虚构。历史学家、文学史家所追求的“信史”是不存在的。

文学史，虽然记录的是文学艺术的历史，作家的精神创造史，甚至可以说是人类想象力的见证史，但是，既为史，那么，也同样要以“信史”为其最高境界。中国著名的现代文学史开创者之一钱基博先生在论及“文学史”时，就指出“文学史者，科学也。文学之职志，在抒情达意。而文学史之职志，则在纪实传信”。

任何文学史话语的说与写都是在说某一特定的话语体裁，体裁也就是体式，是长期文学史话语实践形成的相对固定的话语模式。第一是文类。是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以及相关变体。第二是叙事体和抒情体，这是就话语体裁的主要任务而言的，叙事是为了讲故事，抒情是了表情达意[4]。第三是母语体与翻译体。母语体就是母语文学，是纯粹的民族语言文学，形式与思想是合一的，心手双畅。翻译体是翻译文学，是通过新的形式来重新表达原有文学。第四是邀请体、挑衅体与独语体。邀请体，邀请读者进入，作品对读者开放，处处为读者着想，它们多采用常规主题、常规方法、常规方式、常规结构，希望得到读者的理解和认可。

纵向的向下分析，即文类分析。最常见的是诗歌、小说、散文、戏剧话语等，它们之间可进行话语比较，或者抒情文学、叙事文学等。一级文类分析之后还可以分为二级文类分析，如诗歌里面的抒情诗、叙事诗、散文诗话语等，文类分析再往下往往和类型分析结合，比如从小说话语到长篇小说话语，而长篇小说多数就从类型开始划分。

四、中国近现代女性文学史话语的建构

过去，女性研究作为一个所谓主流中国研究的补充而存在：将女性视为社会上的一个特殊群体，研究其生活、家庭，并将此结果视为对中国历史文化主流研究的补充。而在强调女性主体的现今，女性研究則强调其自身即为历史的一部分而非附属，从而开启以女性主体为中心的各式研究[5]。

作为生命驱力的性力与社会特征，不必然须通过躯体来达成，因而女性反映不了完整的自我，女性只是与男性相对照，获得的临时位置。故若单纯以生理性别来划分性别主体，性别主体成为固定的意义结构，在父权的架构中，女性也永远只能成为男性的他者，此无异与父权共谋。当主体的研究已由知识论进展至建构政治的范围，那么社会、文化如何促使性别主体意识建构、分化即成为研究重点所在，现今性别研究者，反对单纯以生理性别来定义男女，理由即在于此。对于传统文化与性别之关系，过去学界多抱持负面看法，以为女性深受传统文化压迫。然而，面对当时多数不识字、恪守传统职责的妇女，如同对于妇女问题的反思，应是立基于传统中国的再认识上，而不是把落后、愚昧的包袱强加诸于其上。由此来看现今中国近现代女性主体意识的研究，王政等人以为，为更仔细的描绘女性主体在汲取知识的过程中，如何建构意义与自我建构，使女性文本浮出历史地表是首要的[6]。

以男女主体建构方式差异为阅读基础，重读张爱玲、凌叔华、丁玲等女作家之作品，指出现代文学中常被形容为感伤或滥情的写作，反映出妇女被理想化，而作为一个话语，中国妇女也成为饱受创伤的中国自我意识的替身。揭示了以反抗、解放为表现现代性标准的论点的不完整，通过文学文本中所描绘的妇女，指出妇女作为一个更新的能动力，在现代性话语中的辩证。无庸置疑的，她的阅读方式为将女性主体置于中心的研究目标带来新的记性。

结论

近现代中国对于国家意识的建构，是与儒家这种对现实意义的掌握方式分不开的——正是以为传统文化思维模式有误，声称以此无法掌握真实，无法建立起符合现实的道，因此需要改变思维模式。

参考文献：

[1]韩惠欢.历史视域下的文学史叙述——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例[J].榆林学院学报，2017，27（03）：80-83.

[2]魏继洲，唐琼琼.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读图”趋势[J].上海文化，2017，17（04）：21-24.

[3]龚举善，丁琳.当代文学及其历史建构的守正与开新——以“延座讲话”为基点的文学史观察[J].汉江师范学院学报，2017，23（01）：44-45.

[4]李盛涛.文化生态学：言说中国网络文学的有效理论话语形态[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4（01）：55-56.

[5]肖锦龙.重写和重写学——后结构主义文学史研究方法探论[J].文艺理论研究，2016，36（06）：184-185.

[6]温雅红.话语启蒙与规约——《我们夫妇之间》知识分子叙事及其文学史意义[J].潍坊学院学报，2016，16（03）：2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