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积岐

当他讲到那位法国老师用法文讲完最后一课，临离开课堂时那份感人的情景时，站了起来。他注视着对面半山腰的教室，突然，泪水潸然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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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第一节课之前，照例是升国旗。在我的记忆中，那天清晨的国旗升得不太顺畅，国旗升到半路，滑轮卡住了。两个四年级的同学拽住麻绳，使劲拉，怎么也拉不动。一个三年级的男同学走到国旗跟前去，要帮助那两个四年级的同学拽绳子。代课老师刘太明把这个男同学拦住了。他到家里去找了一根白杨树的树干，拨了拨滑轮。滑轮转动开了，刘老师继续用竹笛奏国歌。那天清晨，刘老师的国歌吹得不只是悲壮忧伤，而且，艰涩、艰难、艰苦。我们四个年级的十一个同学静静地看着刘老师。他极力挺起他那佝偻的腰身，注视缓缓而上的国旗。滑轮又卡住了，刘老师又掂起了杆子去捅滑轮……

二十多年来，那天清晨的画面在我的头脑里越沉淀越清晰。

国旗升上去之后，我们没有即刻回教室里去。刘老师跟我们说，同学们，老师明天要出一趟远门，今天给你们上最后一课，如果新的老师没有来，明天就由你们的师母代替我给你们上课。刘老师这么一说，我们不由得向对面山坡上注视：坡地里的四头牛正在很悠闲地吃着草，我们的师母一一被刘老师亲切地唤作爱娃的爱人正一边放牛一边挖药材。她的腰身弯下去，抡上去的锄头仿佛一牙月光，给暮春初夏的清晨增添了亮光。

我恍然听见师母的喘气声，仿佛看见她正背着一捆子山柴弯腰曲背地从院畔下向上挪动，她的喘气声简直就像瓜蔓一样扯不断。她将山柴放在窑门前，一刻也没停，又挑上木桶，去沟底里挑水。我一眼瞅见的是她按住扁担的手，她的手是年轻的，可是，粗糙得跟山里的土地一样，纹路清晰，骨节特大。她就是用这一双手割柴火，抡镢头，给我们十一个同学和面、擀面，缝补衣服。而此刻，她的手像清晨的太阳一样挂在对面的山坡上，像清晨的太阳一样拨开了雾霾，把一片清丽呈现给我们十一个山里的娃娃。

后来，我才知道，师母和刘老师是雍山深处多年来唯一考上高中的两个高材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回到这大山里当上了代课老师。二十多年过去了，其他代课点都撤销了，唯独这个没有撤，因为这里距离乡政府有四十多里路。孩子们去乡政府读小学太不容易了，刘太明老师几次要求留下，于是，这个代课点就被留了下来。学生在逐年减少，从五十几个减少到了十一个，于是，刘太明老师的爱人不再代课，她像我们的母亲一样，照料着我们，每逢刮风下雨或大雪纷飞的日子，我们就吃住在刘老师的家里。

有次，雪大概是半夜下起来的。清早起来，满世界都白了。一脚踩上去，积雪没了脚踝。爸爸一看，说，算了吧，今天就不去了。我说，不行，我读三年级了，都九岁了，不能逃学的。我不去，老师会找上门来的。我家距离教学点不是很远，出了院门，上了一面坡，站在梁上，就能看见我们的教室了。站在山梁上，我老远看见，瘦狗脊梁两边（路很窄，两边是沟，刘老师将这条路叫瘦狗脊梁）插着十几个杆子，杆子上端系着红领巾，迎风飘扬的红领巾仿佛在雪地里燃烧。瘦狗脊梁是唯一一条通向北边的山路。后来，我们才知道，天还没有亮，刘老师就起来了，他用铁锨推开了一条路。他害怕同学们掉进两边的雪窖里，找来了十几个树干，在树干上端拴上红领巾，作为标志，不料，在插最后一个杆子时，脚下一滑，掉进雪窖中了，他上不来，下不去，蜷缩在雪中，等待同学们路过时营救。我是第一个看见刘老师的，老师在下面说，不要靠近我，你快去喊人。我连滚带爬地到了教学点。师母去县城没有回来，我叫来了离教学点不远处的几个村民，他们用麻绳把刘老师从雪窖中拽了上来。

2

为什么刘老师跟我们说，他是上最后一课了？他要出远门？他啥时候才回来？终于，有个同学举起手来问刘老师：老师，您还回来吗？刘老师笑了：还回来。他那慈祥的笑久久停滞在面部。十一个学生欢呼起来。

刘老师神情庄重地说，我代了二十多年课，还没有去野外上过课，今天是最后一课，我带你们去野外上课，好不好？十一个同学齐声说，好！

院畔下面就是流到平原上的雍水河。刘老师领着我们走到河对岸，并没有走多少路，他就气喘吁吁的，脸色发白，两鬓稀疏而花白的头发被汗水濡湿，看起来有了老相。其实，那一年，刘老师只有四十七岁。刘老师跟我们说，野外课的第一个内容是在河边的柳树枝上去折柳枝。我们折了一堆抱到了刘老师跟前。他教我们将这些柳枝编成四个柳枝圈。编好后，刘老师说，现在，你们去坡地里采野花，把采来的野花插在柳枝圈上，做成四个花圈，一个年级做一个花圈。我们这才明白了刘老师叫我们折柳枝的用意。

我们十一个同学开始去坡地里采花了：紫蓝的黄芩花，雪白的百合花，血红的山丹丹，还有许多我们叫不上名字的花儿。一大堆花儿堆在刘老师四周，仿佛天上的星星在闪烁。刘老师在花的映照下，脸上有了光彩。我们将花儿插在了柳枝上，四个花圈被装扮得十分斑斓。刘老师看了看那四个花圈，点点头说，我们走吧。我们跟着刘老师开始上坡。刘老师一走一喘，我和四年级的一个同学在刘老师的身后推着他，三年级的两个同学分别拉着他的两只手。我们都默不作声，头顶上的白云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我们走啊走，走到了半坡里的一块平坦处。刘老师站住了，我们围在了他的四周。刘老师指着一个被荒草纠结住的土疙瘩说，这是前任代课老师赵宣先生的坟墓，你们把花圈给他献在坟前吧。

刘老师告诉我们，赵老师是他之前的代课老师，他在这偏僻的山沟里一待就是十多年。夏季的一天，上完最后一节课，突然电闪雷鸣。赵老师把二十几个同学从雍水河的简易桥上送过去，看着同学们上了坡，他才放心地往回走。赵老师走到简易桥的中央，山洪猛扑下来将赵老师卷走了。三天以后，人们才在山口找到了赵老师的尸体。赵老师被山里人抬回来埋在了这面山坡上。刘老师说，二十多年了，赵老师一睁开眼睛就能看到对面的教学点，就能看见他的学生。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晌午，在赵老师的坟墓前，刘老师给我们讲了他读初中时学过的课文：法国作家都德寫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当他讲到那位法国老师用法文讲完最后一课，临离开课堂时那份感人的情景时，站了起来。他注视着对面半山腰的教室，突然，泪水潸然而下。我们十一个同学不约而同地都站了起来，我们扑上去抱住了刘老师，放声大哭。

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很难受，看一眼刘老师就想流眼泪，刘老师抚摸着我们的头发说，同学们，不要哭了，老师出一趟远门就会回来的。老师为能为你们代课而高兴，说不定，你们中间将来就有人要做老师做教授，当医生，当科学家，当诗人。刘老师问我：你说说，你长大后干啥？我说：当农民。刘老师说：当农民也好，你们的父母亲都是农民，可你要有大志向。我说：下地回来，我就写作文。第一篇作文就写给你。刘老师一听，脸上绽出了笑，他说：那就叫业余作家。我说：我就当业余作家。

3

第二天，果然由师母给我们上课，临下课时，师母才说，刘老师出远门去了……她一句未了，便跑出了教室。我们都跟了出去。师母进了她那窑门，还在里面哭泣。我们十一个同学就站在窑门外，陪着师母哭。

一个月之后，刘老师出远门回来了，他是山里人用棺材抬回来的。刘老师在几个月前就检查出来，已经到了肺癌晚期，他没钱住院做手术，把诊断书藏了起来。师母发现了那张诊断书后，逼着他去县医院住院治疗，但已经无法再治愈了。

刘老师就埋在赵宣老师的坟墓旁边。山里人凑钱分别给赵宣老师和刘老师立了一块石碑，我们刘老师的石碑上刻着一行字：与青山共存的刘太明先生之墓。

2015年暮春初夏时节，我带着一个花圈和我写的一篇纪念文章来到我的代课老师的坟墓前，我不由得想起了刘老师在这里给我们上的最后一课。刘老师临离开我们时挂在脸庞上的真诚的笑容像青山一样不老。他的最后一课和第一课一样精彩而饱满。上完最后一课，刘老师用目光将我们十一个同学挨个儿抚摸了一遍。当他用目光轻轻地按住我的时候，我流泪了。

杨益庆摘自《散文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