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责任公司原股东知情权诉讼边界
2018-06-22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 2018年6期
(安徽农业大学法学系 安徽 合肥 230036)
0.引言
从2011年360起诉前高管傅盛非法披露公司商业秘密,到2014年腾讯向前高管刘春宁追讨数千万元股权收益引发“互联网竞业禁止协议索赔第一案”,再到近日百度以商业秘密受侵犯为由起诉前高管王劲……可见,股东出走后与原公司知情权纠纷引发热议。如何平衡股东知情权与公司商业秘密成为现行立法亟需解决的系统工程。
1.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知情权的现行制度及瑕疵
为解决实践中多发的股东泄露商业秘密给公司造成损害,2017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以下简称“《解释(四)》”),似是有力的回应该问题。 在《解释(四)》第七条中进一步阐明股东资格这一重要前提,但原股东在法定有限情形中也有权行使股东知情权。其知情权行使的有限性主要体现在原股东起诉时应当举证证明其在持股期间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事实存在。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实质上仍实现了有限责任公司原股东与存续股东知情权的同等保护效果。
一方面在我国诉讼程序中,立案阶段的举证证明材料往往仅需初步的证据,由此原股东极易提起知情权之诉。另一方面现行公司法解释四这一规定具有较大解释空间。首先条文并未界定原股东其合法权益损害受损程度及具体情形,导致公司对原股东知情权仅构成轻微损害也可能作为权利受损证据。笔者认为现行制度安排中关于原股东知情权诉讼的相关规定仍有进一步细化空间,反观知情权属性及构造,原股东知情权行使正当性基础薄弱,采用同等保护的层级,将引发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东间的多重治理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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