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对象和监管者之间的合谋，也就是政府被俘获的现象非常普遍，可以归结为规制的悖论，需要动员社会的力量才能打破这个悖论。

樊盛涛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40年来，从小岗村改革、个体户、乡镇企业，到引进外资、国企改革中的抓大放小，中国非公经济尤其民营经济步入了栉风沐雨、波澜壮阔的40年发展历程。

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市场主体放权，为市场带来了积极的活力，极大减少了交易成本，为民营经济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几次宪法修改，也相应强调了民营经济的重要性。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更是首次将私有财产权写入宪法，对私有产权的尊重和保护，开始进入最高级。

在民营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土地、资金等大量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一些审批权力直接决定着企业的发展乃至生死，在“双轨制”的改革路径下，一些企业家与政府部门和具体官员之间的关系，难免错综复杂；地方与地方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招商引资”一直是政府工作主要内容之一；国企改革与“国有资本流失”之间，也存在着较大张力。种种政经结构的特征，使中国的政商关系亟须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正是针对这样一种政商格局而言。对中国政商关系的历史和未来，我们邀请武汉大学政治系唐皇凤教授谈一谈他的观察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