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丘露薇

三年前，当我用学生身份坐在大学的教室里，我已经46岁了。四年的博士课程，如果一切顺利，正好50岁毕业。我努力了一把，终于扯住四十的尾巴，成为了一名博士，按照中文世界的流行定义，成了一名“高龄”“女”博士。

2016年，48岁的范冬梅报考人民大学博士生，按照她的说法，没有导师愿意接收，招生老师更是亲自劝她放弃，直言年龄太大，不适合读博。所以，对于像我这样，过了四十五，想要接受职业或者学业再培训然后转型的人，能够拥有学习和提升技能的机会只不过是完成了起步，更严峻的问题在于重新进入职场，而这个时候，已经人到五十了。50岁求职，有无数的调查显示，不管是在英美澳，还是大中华地区，50岁是求职变得困难的分水岭，而女性比男性遭受的年龄歧视更多。

47岁的博士杜鹃，毕业后尽管已经签署了三方协议，但是最终因为超过了贵州省人事厅规定的45岁年龄限制，无法成为贵州理工学院的老师。

不管是范冬梅还是杜鹃，不管是报考还是读完了博士，都是尝试通过个人努力，尝试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进行转变。而她们的遭遇成为公共舆论的關注点，说明了她们的遭遇，并不是个案，而是代表了某个年龄层，或者某一个人群。

个人努力当然重要，尤其是那些突破社会固有偏见的行为，不管是年龄偏见，还是性别偏见，做的人多了，或者媒体的关注多了，那么逐渐的，可以改变一个社会的文化，让大家觉得习以为常，认为人生就是这个样子的，在不同的年龄，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