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文 于唯德

摘 要：《穆君墓志铭》是书刻于北魏孝明帝正光二年（521）的一方墓志，其中包含诸多历史、文化信息，值得研究。尤其该墓志所表现的书法艺术风格更能代表这一特殊时期书法变化的风貌，也是我们了解从孝文帝改革至孝明帝时期书法在当时发展的可靠资源，值得与方家商榷。

关键词：北魏；穆纂；穆君墓志铭；书法

北魏《穆君墓志名》全名《魏故东荆长史征虏将军颍川太守穆君墓志铭》，北魏正光二年（521）刻，该墓志二十六行，共计781个字。该墓志形制规整、笔画清秀、辞藻华丽，是至今所见北魏墓志中极品。其中，详细地记录墓主人的身世、生平、功绩，是研究北魏孝文帝后期至孝明帝初期的珍贵资料，同时也能够填补《魏书》之缺移。拟从墓主人（穆纂）的身世、经历对其一生进行考释，同时，本文拟从墓志自身的书法风格分析其艺术价值。

通过对墓志释文的考证可知，穆纂死于北魏孝明帝正光二年（521），时年30岁，为英年早逝。按原文“春秋卅”可推知其出生年在491年间，时值北魏孝文帝时期，且经历了孝文帝一系列改革，同时也见证了迁都洛阳后北魏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中国历史转折关头的亲历者，其个人际遇堪称所处时代的缩影。[1]墓志揭示，穆纂出生于将门世家，其文武双全，生平主要经历平定南蛮叛乱之重大历史事件。

一、穆纂身世

墓志中提及穆纂乃“侍中大尉公黄钺将军宜都贞公崇之后”“曾祖寿”“冠军将军散骑常侍正国之孙”“司徒左长史驸马都尉长成（城）之子”。按《魏书》中记载，穆崇有七子，分别是穆遂留、穆乙九、穆真、穆忸头、穆观、穆翰、穆顗。

结合《穆君墓志铭》中提供的信息可推测，穆纂属穆崇七子中穆观一支，而穆观有子穆寿，穆寿之子穆正国，穆正国有子穆长城。其中穆长城的身份与墓志铭中“司徒左长史驸马都尉长成（城）之子”相吻合，由此判断穆纂是穆长城的儿子，而《魏书》中却遗漏此信息，所以该墓志中所提供的信息可补《魏书》之不足。

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是左右此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当时社会上影响很大。北魏拓跋鲜卑氏是北方少数民族之一，自从鲜卑族入住中原以后，通过一系列政治手段对其朝野管理和民族生活方式进行改革，以便鲜卑族能够适应中原生活环境。随鲜卑族皇室一块入主中原的高官贵胄以及有功之臣亦不例外。《魏书》中所载的穆崇家族就是其一例。穆氏非皇族血统，却凭借累代积淀的家世背景，在當时政坛赢得一席之地。

为了彰显祖业的荣耀，世代袭爵和联姻是南北朝时期最突出的政治现象。穆纂的祖辈们世代袭爵，如穆观袭爵、穆寿袭爵、穆平国袭爵都是穆氏家族显赫地位的象征。[2]北魏时期的社会各个阶层对此特别看重，只有在此风尚的侵袭下，才能光耀家族。据墓志中记载穆纂的生父穆长城即为驸马。按《魏书》中有关穆氏家族的记载，其祖辈都有与皇室联姻的现象。足以说明，穆纂祖上世代与皇室联姻，不仅彰显了高贵的社会地位，也保持了高贵的血统。

二、穆纂生平经历

北魏在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之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加快了鲜卑族在中原地区的汉化进程。其改革主要是从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进行。孝文帝在改革中不仅强令其民族改变风俗习惯，也明令其民族学习汉文化中的典籍，其中主要以尊儒崇经，兴办学校为主。孝文帝对儒家文化的如此重视，也说明鲜卑族的文化进步是注入了儒家思想。最主要的是孝文帝在整个政治管理过程中，也强化儒家思想的应用，如其恢复汉族的礼乐制度、采纳汉族封建统治制度。沐浴在汉化风尚的社会环境里的穆纂，学习汉族文化，穿汉服，读儒家典籍等，以此为修身之本。正如墓志铭中所载，“孝踰江夏，信重黄金”。 《论语》中有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3]可见穆纂在当时汉化风尚的熏陶下，以儒家思想成就其“孝踰江夏，信重黄金”的高尚德行。

《墓志》中载有“皇子高阳王之为太尉公，盛简门彦，以备行参军。时有结驷而求者。君高枕而应显命。”其高阳王乃北魏献文皇帝拓跋弘之子。结合《穆君墓志铭》分析，穆纂曾效力于高阳王雍。又有“南荆州刺史桓叔兴蛮夷狂勃，背国重恩，归投伪主。时召君为东荆州长史加前将军，统军追贼。”依此可判断穆纂曾以东荆州长史加前将军身份平叛南蛮部族的叛乱。北魏时期南蛮部族主要活跃于江汉、江淮地区。

这支少数民族部落曾经归附于北魏王朝。北魏之所以加强对南蛮部族的控制，其主要原因在于南蛮部族生活在江汉一带，地理位置重要，蛮人又有彪悍的性格，是不可小觑的军事力量，有利于与南朝对峙。所以北魏的统治者一直关注南蛮部族的发展。故而在《穆君墓志铭》中提到“南荆州刺史桓叔兴蛮夷狂勃，背国重恩，归投伪主。”有关此次南蛮部族的叛乱原因，一方面是北魏迁都洛阳后，随着时局的变化，北魏统治者对南蛮的控制放松。另一方面，由于南朝梁国不断派军侵扰南蛮部族，在这种长期的战争中，南蛮不但不断强大，也在战争中提高了自己的战略位置。“魏南荆州刺史桓叔兴表请不隶东荆州，许之。”[4]可见，当时桓叔兴要求北魏政府放宽对南蛮部的控制，北魏统治者允许了。桓叔兴乃南蛮部族首领桓氏的后裔，其在与梁国军队作战中起了重要作用。桓叔兴“背国重恩，归投伪主”给北魏政权带来了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北魏政府“召君为东荆州长史加前将军，统军追贼。”穆纂在平叛乱过程中恩威并施，“追战尅捷”；穆纂在平叛的同时也表现出文武并举的完美人格。

三、《穆君墓志铭》书法艺术风格

由于北魏时期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格局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加之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住中原，汉人的大量南迁，导致北方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出现文化杂糅现象。一个方面，表现在北人南迁，文化艺术精英的随之南迁。这种现象与当时社会政权更替有极大的关系。当时与北魏政权对峙的南朝梁国就是一个很有实力的汉人政权。萧衍的身世是西汉相国萧何的二十五世孙，故在其所统治辖区内汉人的文化艺术色彩比较浓重。而与之对立的北魏拓跋氏的统治区域内虽然有孝文帝汉化改革的现象，但是鲜卑族的血液里仍然流淌着北方少数民族所具有的粗放、刚健、豪爽等基因。孝文帝改革在入住中原的鲜卑族内部是一次巨大的震动，加快了鲜卑族向文明化的转型步伐，此举历史影响深远。其中，文化艺术直接接受汉人的传统。目前，从发掘的史料中来分析，最具有代表性的、记载信息最真实的属墓志。由于北魏汉化过程中，对汉人丧葬制度的继承，使得书刻墓志之风在北魏时期极盛。一方墓志不仅真实地记载了一段历史，也是一件很有价值的艺术作品。

北魏时期的书法可谓星光灿烂。首先，是对汉隶的继承。北魏在迁都洛阳以后，实施一系列的汉化改革政策，其中包括对汉字的书写和整理，对于汉隶的整理也不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书法发展的裂变时期。相对而言书体杂糅，距今所发现的诸多有关时期的碑刻、墓志等都有诸如此类的书体杂糅现象。北魏书法在平成时期直接继承前代书风，从出土的《孙洛墓铭》《韩弩真妻王亿变墓碑》《皇帝南巡之颂》《申洪之墓志》等都可见其风格之一斑。其次，是汉化影响。北魏鲜卑族内部本身就有能书者，在孝文帝改革之后，有新的书写风格出现。孝文帝支持书法文字学家江式的整理文字的建议，这些都促进了当时书法艺术的发展。[5]如《元羽墓志》《穆亮墓志》《元始和墓志》年《寇臻墓志》《李羹墓志》《元思墓志》《元篙墓志》等都是孝文帝改革时期的墓志，且趋于规范化。最后，是汉化之后风格多元化，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北魏内部政权的更替有关，孝文帝时期书法有规范化的趋势，而孝文帝之后书风就显得风格多元化。同时，也有受南朝书法影响的因素。如雄健俊朗、方正质朴书风的《元暐墓志》《元挺妻穆玉容墓志》《元遥妻梁氏墓志》等，也有方正和温雅并重的《元怀墓志》《元裕墓志》《元子直墓志》等。

北魏时期的书体以迁都洛阳之后为典型，即“洛阳体”，为楷书。洛阳体也属“魏碑体”的范畴。按该墓志的书刻时间推测，《穆君墓志铭》应书刻于孝文帝改革之后，所以此墓志书法艺术风格属于洛阳时期。比较同时期的墓志书法风格，可以发现《穆君墓志铭》接近洛阳一带书风，即端庄舒展、温文尔雅的风格。《穆君墓志铭》与北魏时期其他墓志相比较，其中汉字在书刻过程中的棱角坚硬、转折方直有所收敛，不像《元广墓志》《元简墓志》《元晖墓志》中书刻汉字笔画那样生硬。从整体风格上欣赏《穆君墓志铭》偏于舒展朴质、文雅畅达，这种书风明显的还是受孝文帝时期汉化影响。孝文帝时期改革中主要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故而“书写的刀刻味在逐渐减少，书写端正精美，自然和谐，舒展大方，书写者好像在有意识地追求表现儒家文化的礼仪规范的有序和典雅。”[6]而且《穆君墓志铭》中汉字的笔画仅斜、畅达舒展。欣赏该墓志的过程中可以深刻体会到“方折用笔和圆转用笔相间出现，能体现出刻手并不是一味表现自己，而是在力求和书手的书写相契合。”[7]

四、余论

《穆君墓志铭》给后世留下了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料，值得学者们去深入挖掘，以填补《魏书》之不足，其书法艺术价值也不可估量，由于穆纂生活的时期正好是孝文帝改革初期到孝明帝初期中间三十年。在此时间段里正是书法艺术裂变时期，尤其孝文帝时期的漢化改革政策的强硬推行，对墓志的发展，乃至书法艺术的发展都有推动作用，对后世影响很大，值得研究。

注释：

[1]刘军.北魏元昭墓志考释[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05）：75.

[2]刘军.北魏元昭墓志考释[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05）：76.

[3][春秋]孔子.论语·为政[M].北京：中华书局，2016，（01）：13.

[4]司马光.资治通鉴[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07）：1754.

[5][6][7]顾涛.墓志书法研究[D].中国美术学院，2008.

作者简介：

于唯德，西安工业大学中国书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书法美学。

周国文，西安工业大学中国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书法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