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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代佛教艺术中的健美力士造像

2018-06-21魏勇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18年1期
关键词:审美观念佛教文化

魏勇

摘 要:通过对佛教文化、力士造像等进行检索、参阅和梳理,对早期力士造像的产生及汉化的进程进行探讨。从艺术表现手法来看,在外来佛教艺术中人体观念的冲击下,对人体比例结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写意性民族艺术传统的融入,共同创造了唐代力士造像的艺术成就。从审美观的角度分析,唐代对中国古代阳刚、健壮、力量之美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古希腊“健美”内容的吸收,是唐代健美力士造像形成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佛教文化;唐代力士造像;健美;审美观念

中图分类号:G812.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8)01-0072-06

Abstract:According to search, reference and combing of Buddhist culture and bodybuilder,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generation and the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n the aspect of artistic expression, under the great impact of the conception of human body of exotic Buddhist art, the amalgamations of the native and foreign artistic traditions and the deeper perception of human body proportion both hav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artistic achievement of the Tang bodybuilder. However, on the aesthetic perspective, the Tang dynasty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masculinity, haleness and the beauty of ancient China and took elements of ancient Greece, which is the main reason of the beginning of bodybuilder in the Tang dynasty.

Key words:Buddhist culture; the Tang bodybuilder; bodybuilding; aesthetic idea

力士,亦稱金刚力士,是佛教的护法神祇。力士是佛教中的古老概念,不仅带有深厚的古印度民间色彩,而且也深受古希腊传统艺术风格的影响。相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的重在写意,强调“大力”的身份,赋予力士造像更多的写实性人体表现,为我们洞悉古人的审美观提供了极佳的视野。

唐代力士造像的大量出现,与唐代的统治阶级慑于隋末农民起义的巨大声势,凸显军事体育重要性和武士在国家中重要地位有关。我们称唐代力士造像为健美力士,是因为唐代力士造像中不乏一些精品,其外貌造型、神情姿态,与现代健美运动员的体形、表演姿态十分相似(图1、图2),极具舞台感染效果,被誉为我国“古代健美运动员”。而金刚力士的雕塑形象,也确与古希腊健美运动员的形象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唐代健美力士的成因来探讨唐代的健美观念,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和全面地了解我国古代的人体审美观念,为我国古代健康审美观的研究提供些许有益的启示或参考。

1 佛教文化中的早期力士造像

根据佛经记述,力士最早源于印度古代神话的夜叉。夜叉原是印度民间信仰的出没于山林湖泊之中的男女自然精灵,在古代印度被奉为家宅、村庄或圣城的门神和守护神,后被佛教列为“天龙八部”之一,成为佛陀的护法神。早在佛陀造像出现之前,印度的巴尔胡特、桑奇大塔等地的入口处就出现了突出人体健康丰满、结实硕大的药叉造型。男性称为药叉,有着坚实的胸膛,鼓胀的腹肌,粗壮的双臂,挺拔结实的双腿等(桑奇大塔夜叉,图3、图4)。女性称为药叉女,有着纤细的腰肢,饱满鼓胀的乳房,丰满的臀部等(桑奇大塔夜叉,图5)。这些极具世俗化、生活化的审美意象蕴涵着人体美与宗教精神的完美结合,无疑是古代印度美貌健壮人体标准的自然表达。早期佛经记载,夜叉的职责是护卫阎浮提的须弥山界,夜叉归四天王之一的北方天王毗沙门天所统领,在寺院门两侧的“执仗夜叉”便是金刚力士。

在佛教发展过程中,犍陀罗佛教艺术打破了“佛相不可现”的禁忌。犍陀罗艺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和女神在当地的文化与宗教信仰下,自然的与佛教的精神相交融产生的,将佛陀和佛教中的圣者、菩萨、诸神、力士等用雕刻的艺术形式体现出来。犍陀罗艺术中各类佛教神祇的造像,绝大部分借用了希腊罗马古代众神的外形。佛的外形是借用希腊的太阳神阿波罗的外形而创造的,金刚力士则借用了古代希腊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外形(图6,公元前2世纪)。在希腊神话中,赫拉克勒斯凭借超人的勇力和智慧为人类解灾救难,他曾完成十二件艰巨的任务,其中第一项任务就是手持大木棒和一头刀枪不入的狮子搏斗,最后成功勒死它,剥下它的皮,披在自己的身上,狮子头则成了他的头盔。犍陀罗艺术中就存有这种头顶狮头皮冠、手持大木棒的金刚力士(图7,公元2~3世纪)。赫拉克勒斯被佛教吸收后,有的金刚力士造像则把赫拉克勒斯手中的大木棒变成了金刚杵(图8,公元2世纪)。阿富汗贾拉拉巴德东南的哈达遗址是古代中亚著名的佛寺遗址,建造于公元4~6世纪,中国古代的高僧,如东晋的法显,北魏的道荣、宋云,唐朝的玄奘等都曾访问此地,在一尊坐佛旁就半跪着一尊裸体的金刚力士像(图9),其形态与古希腊的赫拉克勒斯雕像一模一样。

在力士造像中,具有古希腊雕塑风格的郝拉克勒斯的造型影响最为明显,从犍陀罗的普遍流行一路东进来到了中原大地,在这一路上不断适应着新的变化,融入了新的艺术元素,不过作为护法者的主要身份却一直保留着。新疆的巴楚托库孜萨拉依佛寺、高昌古城的力士造像,都是赫拉克勒斯不断“东渐”变化的产物。

2 排斥人体的“中原风格”

以郝拉克勒斯为原型塑造金刚力士,表明金刚力士本是一个孔武有力的形象,力量和阳刚之美是它所要表现的主题。然而,力士题材的兴起,本身就是佛教本土化、世俗化的产物,他没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佛一类的形象在教义中明确的描述和规定,[JP+1]这也使力士这种具有强烈人体意识的佛像,在面对中国不同时代背景和审美理想影响时,会表现得更为积极和主动,赋予他们强烈的本土立场以及特有的原创性。

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孝文帝迁都洛阳,至宣武、孝明时期,洛阳龙门石窟造像盛极一时,创造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崭新形式——代表当时佛教造像整体面貌的“中原风格”,即“秀骨清相”。这是北魏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吸收南方汉文化的必然结果。“秀骨清相”不仅主导着佛教艺术创作,还弥漫于其他造型领域之中,成为我国影响深远的审美创作法则。而“中原风格”的形成过程,也正是力士造像在龙门石窟兴起的过程。

宾阳中洞外北侧的力士,是比较典型的早期汉化护法力士形象(图10)。他们披帛长裙,人体的表现仅见于大的体态和动势,力量的传达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戏剧化的比例和静穆森严的神情,朴拙夸张的姿态显示出“护法”的威严。莲花洞北壁的力士(图11),似乎更具时代精神的原创性,对飘举衣纹的装饰性刻画取代了对肌体、动态的塑造,整体视觉上透露出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风度,与护法神的身份显得格格不入。在古阳洞(图12)、火烧洞、魏字洞等窟中的北魏造像龛中,也出现了大量披帛长裙、宽袍大袖的力士。在“中原风格”的兴盛时期,在中国儒家正统思想和南朝玄风的强势之下,外来因素的人体表现完全被飘飘衣裾遮盖起来。此时兴起的力士造像,非常鲜明地表现出对人体的排斥。[HT2.][HT5]

3 唐代健美力士造像的成因

3.1 唐代力士造像的写实化与传统写意手法的融入

经历了北魏末期到隋代的发展,更有中国佛教僧侣如玄奘、王玄策、宋法智、义净等沿漫长丝绸之路的西行取经,唐代力士造像的写实性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在外来人体观念的冲击下,唐代的金刚力士造像不再满足于静谧安详和宽衣大袖间对人体的变形,表现出对强壮肌肉和裸体的浓厚兴趣。初唐的力士造像,弱化了衣饰的刻画,改变了“中原风格”中平直刀法所特有的平面装饰效果。刀法变得圆转自如,形象趋于写实。突起的肌肉表述清晰,也很符合人体解剖结构。如规模宏大、氣魄雄伟的龙门奉先寺力士造像(图13),在熟练把握人体结构的前提下进行了突出神韵的夸张变形,创造出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样式。盛唐时的力士造像则更为平易写实。它们摆脱了平面化的束缚,装饰性的衣纹唯有在长裙的衣纹中可以见到,在肌肉的塑造中也减少了线条的勾勒,也没有了锐利的刀法,力士造像更加浑圆,平面压缩的感觉大大减弱,人体的表达更为生动和自然。如龙门极南洞力士造像(图14),人体把握更为娴熟精到的同时,将肌肉用力时的形状准确地表现出来,更为自然逼真,被誉为“我国古代艺术解剖学原理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具有皇家风范的龙门石窟力士是皇权威严的护卫者,表现的是强悍骁勇的将领形象。相对于龙门力士的“高端大气”,民间展现的则是“寻常村陌”的“武士”形象,力士造像则趋于“大众化”。如有着“中国民间石刻艺术之乡”的四川安岳的力士造像(图15、图16),其身材与蜀人相似,颇具劳动人民所特有的“粗壮”感。这些力士造像普遍采用了武术动作进行写实化刻画,与中国传统武术套路的身形颇为相似,完美地呈现了当时社会生活中习武之人的健美形象,当地人称之为“功夫力士”。

唐代力士造像也融入了传统的写意手法。强有力的外表,在视觉感受上是真实的,相对于古希腊雕刻极富肉感的“人体艺术”,在艺术手法上却并非完全的写实。在形态比例合度的基础上,其显现强壮的视觉冲击力也源于对各个部位恰如其分的主观表达。比如中国武术有“以意导气,以气催力”之说,“力与气合”称为力气,极南洞力士,因运气而极度鼓起的圆形肚皮,到肚脐处突然紧收下去,一鼓一收的特有造型与胸部连接处一连串乳状突起,塑造出一种似梅花绽放的形状,这就是我国古代所谓的“梅花肚”,此种运气法就是武术中的“丹田之气”。这种表现手法,源自中国传统艺术中特有的写意眼光,是一种民族化的人体艺术语言。

3.2 唐代崇尚阳刚、健壮、力量之美的健美观念

中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代亦有着对人体美的认知、观念和思想。身体的健康、强壮,富有力度感和阳刚之气,就是中国古人对人体健美的诠释。中国古人对健美的追求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是在与大自然的生存斗争中形成的,我们的祖先在人物塑像时,就很“强调外形轮廓的健美柔和”。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赳赳武夫”“羔裘豹饰,孔武有力”“硕人其颀”“硕人敖敖”,表明先秦时期是以高大健壮为美。秦始皇陵兵马俑, 个个雄壮威武,形体厚重,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审美风格。汉代时,文人学士渐以儒雅自高于世,至魏晋南北朝时,儒弱相尚之风已是登峰造极,加之道家玄学中风姿、风采、风韵为核心的情感意识和人格特质,形成了士大夫文人崇尚肤色白皙、体形清瘦文弱和气质女性化的审美情趣,这种讲究“容仪俊爽,文弱飘逸”及对男性阴柔美的欣赏日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和审美风尚,从而出现了造型艺术上“秀骨清像”的流行。至此,人们鄙视武力的认识愈演愈烈,“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的儒家思想泛滥,健壮的武人形象变得越来越粗俗卑贱,夸耀力量有时竟然成为了草莽野夫、市井无赖等反面形象的代名词。而力士的身份恰恰是一个“武夫”的形象,显然,需用当时的审美来加以改造,才能供人膜拜和欣赏,因此,“中原风格”的力士造像显现出含蓄忠厚、谦恭守成、内敛拘谨的气韵情态。

唐代的健美观念,表现为对中国古代阳刚、健壮、力量之美的继承和发展。唐代的健美观念更多地得益于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唐统治者尚武图强,厚赐军功,武人形象得以提升,创设武举制,习武之人也能入仕干禄,施行府兵制,兵农合一,宫中民间,习武为常。文人学士也一改魏晋六朝以来盛行的阴柔、文弱之风,展现出阳刚之美。诗仙李白“十五好剑术”,奠定了他二十五岁“乃仗剑去国, 辞亲远游”的武艺基础,《侠客行》中的“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则是他自恃武艺高强而显露出的任侠情结,公元761年,已年逾花甲的他,听到李光弼领兵平定叛乱,依然爱国热忱高涨,主动投军远征。诗圣杜甫,亦是豪侠武勇,他在《壮游》中写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鶬。”刘希夷在《从军行》中的“平生怀仗剑,慷慨即投笔”,就是他们在尚武风气下向往着建功立业、匡扶社稷的真实写照。唐代的尚武精神,赋予了唐人积极向上、健康开朗的生活态度,追求体格健美成为这个时代的审美特征,大量文学、艺术作品就很好地表现出唐代以健为美的时代审美风尚。王建《醉后忆山中故人》中有“斗健且登楼”,以及韩愈在《岳阳楼别窦司直》中有“腾踔较健壮”,“斗”“较”皆为比试之意,表现出唐人在社会生活中追求健壮的主动性,正如杜甫《遣兴五首》中所写的“丈夫贵壮健”。在美术史的研究中,对人物画的艺术审美有“雄豪壮美,不着一字尽得风流”[1]56的评论,对工艺品“唐三彩”,也有“体态健美、造型逼真”[1]55的赞誉。在体育史的研究中指出,唐代造型艺术中的妇女都是体态丰腴、端庄秀美,男子则如赳赳武夫,体格强壮,风度翩翩,给人以健壮丰美之感,这一审美倾向,为唐代体育活动的蓬勃发展开辟了道路[2]。在社会生活的考察中,西方汉学家高罗佩就这样描述:“至于当时人们理想的美男和美女,你会注意到,男人追求的是赳赳武夫式的外表。他们喜欢浓密的须髯和长髭,崇尚强健的体魄。文武官员都学习射箭、骑马、剑术和拳击,擅其术者备受赞扬。[3]”值得注意的是,唐人的丰腴,既包含具有女性美特征的“姿质丰艳”,实际也是体质健壮的表现,非以“肥胖”“富态”为美。宫廷妇女就喜好身着轻便的戎装通过健舞、骑射、打马球等活动来尽现飒爽英姿,以至于有了“媚戎服之豪侠”“奔车轮转旋风迟”“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殿前香骑逐飞球”等赞美之词。

唐代社会生活中崇尚富有力度感和阳刚之气的健美身姿,使时人对显现形体的健力美也有了相当的认识和理解。唐三彩,汉族古代陶瓷烧制工艺的珍品,是唐代社会生活的客观反映,其中,就不乏健美人体的表现。1960年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唐三彩,其中的彩绘陶骑马狩猎俑(图17),面部表情栩栩如生,流畅有力的线条就刻画出人物形象的健美身姿。而唐人对人体健美的认知还不止于此,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彩绘陶袒身骑马胡俑(图18),可见胸、臂等处的肌肉格外健美,充满力度感,是一位气度轩昂、体魄雄健的武士形象,正自信满满地跃马于市井之中,炫耀着自身的肌肉与力量。这件半裸的陶俑竟然出土于一位盛唐17岁的公主墓中,可能是因为唐王朝是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唐代“胡汉一家”的政策和李氏王朝与少数民族的血缘关系,形成了民族大融合和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的局面,大量的少数民族内迁,他们“耻文弱,尚壮健”的习俗,無疑对唐代的社会风气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以至于唐代“大有胡气”。这类唐三彩虽是“胡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却也形象地说明,在唐人的意识中,肌肉的发达是衡量人体力量强劲的重要标志,他们对人体健美的认知存在着更为深刻和开放的一面。另外,“筋”是古代对肌肉的俗称,中华武术就有“修炼筋骨”“打熬筋骨”“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之说。施肩吾《壮士行》中“一斗之胆撑脏腑,如磥之筋碍臂骨。有时误入千人丛,自觉一身横突兀”刻画的也是“骨健筋强”的“任侠之士”的健美形象。

大唐盛世的政治统一和经济繁荣,使唐代的尚武精神更多地表现出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民族性格,孕育出唐人崇尚阳刚、健壮、力量之美的健美观念。在唐代,无论达官显贵还是布衣百姓的成年男性都对身材有着较高的要求,都渴望拥有一副健美的身材[4]。为满足这一审美需求,对身体的锻炼尤为重要,尤其需要通过习武、举重等体育锻炼来修炼筋骨,增加和改善肌肉的形态。唐代健康的审美观也印证了体育活动的兴盛与繁荣,在体育史上就有“惟有‘大唐三百年,是中国古代体育最辉煌的时期”之说[5]。可以说,唐代健美之风的流行,深化了人们对显现形体的健力美的认知,在唐人的健美观念中,就已表现出对发达的肌肉和力度为外表的健力美的认可和欣赏,这种朦胧的健美思想,是产生唐代健美力士造像的重要因素之一。

3.3 唐代对古希腊“健美”内容的吸收

古希腊的健美运动可能起源于军事体育。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形成了多国林立的局面,多国的矛盾纠葛形成了不断的战争,希腊各国都十分重视将士的体育锻炼。身体健美者成为国民崇拜的对象,在战争时期,身体强壮者被选为将军。古希腊的英雄人物都是战场肉搏的英雄,主要靠的还是力量的较量。因此,凡是美好健壮的身体都被人称赞,形成了古希腊文化的肉体崇拜。崇尚健美的人体美学观,也孕育了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的繁荣。战争中出英雄,和平之时的奥林匹克竞技场上也出英雄。两千多年前的古奥林匹克竞技会上,古希腊人为了表现他们身体的强壮,全身涂上橄榄油,裸体进行角逐,这便是最早的健美运动。竞赛中的优胜者被尊为神,其裸体塑像被送往神殿,接受城邦市民的讴歌颂扬。创作于公元前2世纪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就是依据当时古希腊的人体审美观来塑造的。图中的大力神一丝不挂,全身裸露,肌肉发达,完美地呈现了古希腊健美运动员的形象,恰如其分地突出了这种阳刚、力量之美。古希腊人喜欢欣赏裸体的运动表演和裸体艺术,是因为古希腊人认为,只有人体的健美才是最富有生气,最匀称、最和谐和最完善的,灌注着理想精神的人的躯体,就是神的形象。

我国的力士造像是随佛教艺术的东传出现的,对外来人体艺术的吸收自然也是产生唐代健美力士造像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外来人体艺术中,伴随佛陀左右的金刚力士可谓是形形色色,有肌肉发达的赫拉克勒斯的形象,有印度民间信仰的药叉形象,有中亚游牧民族的形象等。而具有古希腊健美运动体态的赫拉克勒斯对唐代力士造像的影响最为明显,从唐代力士造像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健美人体的基本特征,如对胸大肌、锁骨、三角肌、肱二头肌、肱三头肌以及前臂伸肌群和屈肌群等的塑造,已是非常符合人体的解剖结构。唐代对古希腊“健美”内容的吸收,还是在理性而非欲望的范畴,主要表现为对人体比例结构、肌肉表现、力量传送等方面的写实性表达。虽然力士造像反映的是宗教题材,但人物造型的刻画却多取自于现实生活中的形象。唐代尚武之风盛行,使唐人中不乏肌肉发达的雄健身姿,加之唐代生活中对肢体的暴露,为写实性的艺术表现提供了大量的范本和形象依据,如此,才将健康的人体美,准确地表现于受人尊崇的宗教艺术之中。唐代王洮在《慧聚寺天王堂记》中就这样赞誉:“塑状若耸,屹然拄空。金精狞环,力溢膺腕。[6]”这进一步说明,在唐人的健美观念中,是将肌肉的发达和力量的强劲作为衡量人体健美的重要标准。唐代是我国佛教最为兴盛的时期,这种肌肉饱绽、精力弥漫的身姿,可谓家喻户晓,在“取悦于众目”的欣赏和赞美中,也成为引导人们认知、理解和实现自身审美需要的具体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当西方进入中世纪,古希腊内涵极为丰富和独具特色的人体健美观念,被欧洲教会黑暗势力所湮灭时,东方的唐人却通过对古希腊“健美”内容的吸收,使具有古希腊人体雕塑风格的艺术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大放异彩。外来文化的精华,进步、健康的观念为大唐盛世所包容、吸收和融化。

4 结论

从艺术表现手法来看,在外来佛教艺术中人体观念的冲击下,对人体比例结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写意性的民族艺术传统的融入,共同创造了唐代力士造像的艺术成就。从审美观的角度分析,唐代对中国古代阳刚、健壮、力量之美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古希腊“健美”内容的吸收,是唐代健美力士造像形成的主要原因。唐代的力士形象集中表达了唐代古人追求健美、崇尚力量的美好诉求。这也说明在唐代的健美观念中,包含了健与力相结合的以发达的肌肉和力度为外表的健力美。唐代的健美观念更多地得益于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得益于一个民族不畏强暴、自强不屈、积极进取的精神,这也正是中华文明能够绵延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黄宗贤.中国美术史纲要[M].重庆:西南大学出版社,2005.

[2]周西宽.体育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56.

[3]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M].李零,郭晓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89.

[4]闫玉峰,徐泉森.巴蜀石刻造像中的体育刻画研究——基于安岳石刻造像的田野调查[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3,39(1):84-86,90.

[5]关文明.体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50-67.

[6]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百九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3:8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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