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会有人这样问我：雪归，你在写什么？

这个问题，看似好回答，实际并不好回答。

关于我写作的内容，三言两语很难尽述。前两天，女作家川妮因了我的一篇评论文章这样对我说：女性的感觉，只有女性更懂得。

川妮的话，让我想起我的小说作品中的那些女性人设。这些收入我的小说集《暗蚀》《无脚鸟》和《在我之上》中的女性，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我赋予她们生命与品格的同时，也期望自己能就此燃起一堆火，雖未必能照亮深沉暗夜，但期待能够给暗夜里行进的人以温暖和希望。

刊于《飞天》（2012年第12期）的《杏花天》里，为了生计而卑微低下地工作，却为了一丝难得的温情而甘愿忍受他人误解的尚秋菊，善良本分，吃苦耐劳。这个小说里，我设计的主人公尚秋菊，因为偶然的机缘认识了同姓又同龄的尚敏。繁重艰辛的劳作，让尚秋菊的腰都快要拧断了，这个上午，她冻硬的手无法像平日伸展自如，两只脚更像是装在冰窟窿里一般。而尚敏工作的地方，“亮堂而舒适，干净漂亮的办公桌椅，电脑、饮水机、电风扇样样齐全。”于是尚秋菊这样奢想：如果有一天，自己也能在这样阔亮的地方干活挣钱，那可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呢。

这里当然有羡慕，甚至还有嫉妒。当尚秋菊的手在工作中扎伤，尚敏递给她的一包纸巾突然就让尚秋菊的眼泪“在那一刻愈发汹涌”。尚秋菊的眼泪，有感动、感激，更有对自己运势不佳、命运不济的伤感。

不是尚秋菊太过脆弱，而是巨大的反差，让她敏感的内心受到的伤害更加深一层。

尚秋菊特别留意了尚敏的手，“纤细的手指一根根像葱根一样白嫩，指甲修剪得非常美观，更加衬得她的手形修长而美丽。想到自己伤痕累累的双手，每一根指头又粗又短不说，那黑黑的指甲缝更让尚秋菊自卑又羞愧。同样是女人，为什么各自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呢？”

当尚秋菊在这个城市里，用双手和汗水换来微薄的收入时，却换不来尊严。尚秋菊经受了太多城里人的冷眼与鄙视，那种高人一等距她于千里的傲慢和冷漠，使尚秋菊更加敏感更加自卑，更容易为生活带给人的不同际遇而深深伤怀。

后来，当尚秋菊发现尚敏的生活并没有她所想象的如意，看到尚敏身患绝症的丈夫，看到尚敏脸色苍白的女儿，看到尚敏逼仄的小家，深深触动尚敏的，是这个女人的坚强和乐观。早前，她为了交个朋友留个念想，把一个捡来的翡翠佛头送给了尚敏做纪念。后来，当她得知佛头的真正价值时，甘愿忍受丈夫李万福的暴力相加，也不愿把翡翠佛头要回来。因为那是她给尚敏——这个她交往不深却善良的女人的纪念，不在价值多少，而在情深义重。

同样刊于《飞天》（2014年第6期）杂志的《春尖尖》讲述了一个洗车女工的故事。小说中，这个洗车女工名叫周蕊，长相普通，不像同事小祁那样可以依靠出色的外貌就可以招揽很多顾客。周蕊认真地洗好每一部车子，本本分分地做好手头上的工作。在李先生送给她一张健康体检卡后，她带着年迈的母亲来到大医院第一次为母亲做全身检查。母亲辛劳半辈子从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周蕊心里也是五味杂陈。生活的艰辛和不易使得周蕊的心操碎了，她没有金钱和精力顾及这些“享受层面”的生活。当第一次诊断出母亲患有癌病的时候，周蕊心如刀绞。有评论家说，“这就是生活在底层人的困境和悲哀。”在《当代小说四季评》中，评论家辛晓伟以《最难的是活着》为题，这样写道：“小说最后的结尾虽然是一种误诊，但作者是紧贴人物的灵魂走的，周蕊的一声哀叹‘这下子，又该轮到哪一位儿女，为哪一个和自己母亲同名的老人揪心？那个母亲，会不会也和自己的母亲一样，说类似春尖尖一样古怪可笑，却妥帖又温软的话呢？”辛晓伟认为，这句戳心窝子的话一下子拉近了人与人之间心的距离。所以，小说的结尾也变得意味深长。

也有读者这样评价，《春尖尖》中出现的那张体检卡，“在艰难、卑微、粗陋的生活中发掘人性美的光点，增加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情感力量。”

《我把蒋之菡丢了》刊于《中国铁路文艺》（2011年第4期），文中我设计了一个给富二代当保姆的年轻未婚女性——小姜。小姜来自农村，家境贫寒，大学毕业后到蒋中兴的公司做文案工作。蒋中兴同时安排小姜照顾他的女儿蒋之菡，条件是房租免费。这在工资微薄的小姜来说当然是好事，于是，她承担起了照顾蒋之菡日常饮食起居的任务。父母离异，得不到母爱也得不到父爱的蒋之菡性情乖张，顽劣无常，几乎让小姜难以忍受，也让小姜对这个孩子产生了深切的同情。蒋之菡变着法儿要钱，在学校打架，残害小动物，这些小姜一一替她解决，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然而现实终究是残酷的，蒋之菡拿刀伺机伤害她父亲蒋中兴的情人，失败后挨了父亲一耳光的蒋之菡离家出走，不知所踪。

而为工作所累，又为情感所困的蒋中兴因与女儿之间巨大的鸿沟，选择了逃避和放弃。蒋中兴说，“我已经为她搬了四次家，每次都被她搞得鸡犬不宁，我都不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她和谁都住不到一起。天天想尽一切办法整你，她的心眼多得就和她妈一个样，我这辈子就欠了她俩人了，被她俩弄完了。她怎么就不死呢？那么多人出车祸，都死，她怎么就碰不上呢？”

当小姜给蒋中兴打电话说蒋之菡丢了时，蒋中兴在电话里说：“丢了就丢了，就当丢了只猫或狗。蒋之菡最好永远别回来，我也就永远省心了。”

在小说中我插入了这样一段叙述：“我（小姜）想起在乡下，母亲丢了一只鸡她会在满村寻找，时不时有村人邻舍的过来问一下，并一起帮忙寻找。可是，现在蒋之菡丢了，我一个人该到哪里去找？偌大的城市，到处人影晃动，但没有一个是蒋之菡的。”

有评论家说，这个小说既隐喻艰辛，又给人以无限希望。小说同时又通过“我”的弟弟在都市受挫返乡后最终还是回到都市的选择，表达了“精神返乡”与“现代回归”既存在难免的矛盾冲突，又存在某种层面上可协调性的观点。

这篇小说曾获得青海青年文学奖，授奖词中有这样一段：蒋之菡的世界乖戾无常，危机四伏，当小说的主人公“小姜”最终因失望而绝望，然后毅然离开冷漠的城市，她的回归也让她重新找到了希望。

《欲说还休》（《青海湖》2015年第10期）和《隐深》（《雪莲》2015年 13 期）创作于同一时期，是我个人相对比较喜欢的两篇小说。《欲说还休》讲述了小镇上一个患有不孕不育的女子小袁，在拆迁中遇到的尴尬和无奈。和小袁家一墙之隔的方文林家要拆迁，但方文林却當起了钉子户。这让小袁的丈夫余大海十分着急。因为只有方文林搬走了，他的家才可以变成临街的铺面，从此，每月的铺面租金收入可以使他再不用外出打工。但是方文林不搬，余大海只能无望地等待。于是，余大海想出了一个笨办法，他每天到方文林的水泥铺中义务当装卸工，企图打动方文林让他早日搬走，但方文林软硬不吃。余大海无奈之下，因为妻子小袁的一句埋怨把火发向小袁，并下了最后通牒，责令她想办法。

余大海说：“我快撑不下去了，如果你想让我死，你就看着办。”

余大海把小袁逼上了死角，小袁不能继续坐视不管，心里急没用，她必须要出马。但她不是绝技在身的坐帐元帅，她只是一个“不生蛋的鸡”而已。生活早已磨去了她初始那点尚不知往哪儿努力的信心，也逆来顺受地习惯了没有尊严的人生。她要出马，去办余大海拼了命也办不成的事……

于是，她趁着方文林的妻子外出时，精心备了小菜和面食，请方文林吃饭，同时，用自己的身体引诱他，她的目的只有一个，打动方文林，让他搬走。

当然，方文林迟早会搬，不论小袁出不出面。

对于小袁，我本人寄予深切的同情。这个身不由己的弱女子，为了维持婚姻，为了让父母放心，不得不违背意愿做自己不情愿的事。然而，生活就是这么阴差阳错，她的意外怀孕，也可以说是生活给她的最大安慰，她含着眼泪被动接受的同时，欲说还休。

《隐深》中迫切想嫁到城里的农村姑娘崔美兰，如果不是长得还可以，青年技工王家强不会看上她。婚后，王家强和崔美兰的感情并不太好，王家强对这个主动投怀送抱想嫁给他的女人充满了鄙夷和嫌弃。无力改变现状的王家强并不想离婚，他总是抱怨，抱怨她挣不来钱，抱怨她不生孩子，抱怨自己取了一个败家的女人。他甚至还以折磨崔美兰为乐，冷嘲热讽加横眉冷对。有几回，他竟对她挥起了拳头。

好强的崔美兰不想靠丈夫养活，她让丈夫出钱给她买来缝纫机，在市场上做起了缝裤边换拉链的生意。

同在市场里做生意的刘二胖对崔美兰的美色早就垂涎三尺，总找机会靠近她想占有她。

有一回，因为崔美兰的失误不小心将一条价格昂贵的裤子烫破了，这条价值六百八十元的裤子，她需要换三百四十条拉链，或者做二百二十条裤子的裤边，才可以换来。

赔不起这条裤子的崔美兰被强势的顾客厮打，在众人的围观之下无计可施。刘二胖恰在此时出现，仗义伸手相帮，替崔美兰解围。但居心叵测的刘二胖在崔美兰最脆弱的时候，强占了崔美兰的身体。

身心受到重创的崔美兰回到家，丈夫依旧和以前一样不问冷暖，甚至冷嘲热讽。于是，崔美兰想跳楼一死了之。

生活中，有多少事要我们打落牙齿和着血泪吞进肚中。小说中，我让已经坐在窗檐上的崔兰因为一阵轻风吹来瞬间清醒。

我这样写道：“这一瞬间，崔美兰如此渴望风再大一些。风会吹走所有挣扎，所有疼痛，所有恐惧。风是最有能耐的东西，风会把许多东西都吹走，吹到远远的隐秘的深处，可能连自己都找不到的深远处。难道不是？这么些年来，是什么让自己一直坚持下来？在庄稼地里没日没夜地劳作的时候，在王家强的巴掌落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在父亲母亲的叹息落下的时候，在找不到工作心灰意冷的时候，在城里人投向自己的目光充满了鄙夷不屑的时候……一些东西，不正是被风一样的东西吹到那个地方，然后自己睡过一觉不就一切都好了吗？”

我的中篇小说《飞翔的日子》首发于《朔方》（2017年第5期） 。我的小说集《无脚鸟》的书名，就来自于这个小说中的意象。

《飞翔的日子》采用两条线并进的方式叙事，一条以肖蔚在城市里的艰难打拼为线索，反映肖蔚城里颠沛挣扎的生活；另一条以肖蔚老家的父母为主线，反映的农民家庭的艰辛困顿。小说采用顺叙、倒叙和插叙转换交叉的手法，表现了主人公肖蔚为追求一个朴素的生活愿望的遭遇。

有人认为，《飞翔的日子》是我的作品主观色彩比较浓厚的一篇，“笔端无不流露着对肖蔚及其父母深深的悲悯情怀”。还有读者这样说，欣慰的是，肖蔚这只无脚鸟并没有因此沉沦或堕落，她知道，她还有一对坚韧的翅膀。

可以假设一下，如果《飞翔的日子》里肖蔚本人认识不到翅膀的存在和作用，那这篇小说除了让人备感人生的无奈和失望，甚至绝望，还能带给读者什么？

没有脚怕什么？不是还有翅膀吗？这是这篇小说的题记，也是我精心设置的一个注脚。

有读者这样说，无脚鸟的翅膀是健康有力的。认为翅膀在这里有多重喻意，是不灭的理想、美好的精神追求、生活的权力以及坚韧、不屈的精神力量。

用不着太多举例，我在小说中这些女性人设，大都来自底层，她们卑微，渺小，弱力。我尽我所能地展现她们身上的坚韧、顽强、克制、隐忍。因为经历过漫长严冬，她们对光明与温暖有着更为迫切的需求和更为敏感的反应，她们对高贵、对尊严的渴望，远远大于绝望。我坚持来源于生活的文学不应该只是对现实的简单描摹或复制，应该高于生活。这也是我之所以给我的许多小说作品中刻意增添一些光亮因素的主要原因。

记得我喜欢的作家刘亮程曾说过：“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是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寒冬。而寒冬过后，总有春暖花开。四季的轮回一如生命的轮回，阵痛后是让人无比欣喜的新希望的诞生。四季如是，生命如是，相信我们的国家正在进行的这场伟大变革亦如是。

文学应该是照顾人心的。当我将目光投向身边每一个在漂浮的状态下以挣扎的方式生存的个体，在筛选与再创作的同时努力透过生活的庸常抓住痛点写作，这个过程也让我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这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事情，我也因此深深感恩。

【作者简介】雪归，本名杨秀珍，海东市平安区人，中国作协会员，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小说等文学作品见于《文艺报》《清明》《文学港》《朔方》《飞天》等报刊杂志，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暗蚀》《无脚鸟》《在我之上》，散文随笔集《云端或泥淖》等。有小说作品获得青海省政府文艺奖、青海省青年文学奖文学之星、全国电力文学大赛单篇作品一等奖、海东市首届河湟文艺奖金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