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 希

某微信公众号在几天前推送了一篇文章，很尖锐地提出了目前国内科技界的所谓“帽子”问题，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所谓的“帽子”其实指的是国内各种名目繁多的人才计划，当然最终的指向是那顶最大的院士“帽”。在那天的评论中，我的一位朋友不无调侃地指出，这些从小到大依次排列的“帽子”，其实形成了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当代科举制度。

各类“帽子”出台的初衷，是把科技创新活动纳入体制化管理，有些“帽子”也的确产生过不错的效果，支持了一批处于科研高峰期的优秀人才，比如基金委的杰出青年。但是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这些“帽子”也存在着不小的负面影响，近年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首先，愈演愈烈的“帽子”争夺战占用了科研人员大量的宝贵时间和精力。当下，这已经成为各个科教单位每年的重头戏——不要说院士增选，基金委的杰青、优青，中组部的千人、青千，教育部的长江学者，都是关注的焦点。如果连续几年表现不佳甚至是空白，就会在单位上下造成一种恐慌情绪，领导们也往往会坐不住，亲自带队去开展工作。

而这里说的所谓“做工作”，打个也许不完全恰当的比方，堪比在西方国家打一场小型的选战——每个潜在的评审人都要想办法去争取，这其中的人情世故，把书呆子们生生逼成了社会人。30来岁的年轻人，精力充沛，正处科研事业的起步阶段，给点压力不是坏事，但压力要给对方向。“帽子”问题给年轻人带来的压力，主要并不来自科研，而是各种公关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