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次登 杨大洲 索穷 魏毅

启蒙年代

提及与摄影的结缘，扎西次登说得益于他的舅舅计美邓珠。计美邓珠20世纪50年代初参加革命，在解放西藏的时候，随十八军进西藏工作。1959年，扎西次登的家乡四川理塘县开始进行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他的舅舅回到家乡采访拍摄电影纪录片，扎西次登还记得片名《康巴的新生》，那个时候他只有十三四岁。当时，舅舅只身一人来到理塘拍摄，家里弟妹中扎西次登是最大的男孩子，舅舅也就自然而然地选中扎西次登做他的小摄影助理。于是，在拍片子时，他经常给舅舅打打反光板，扛扛三脚架，扎西次登曾经从舅舅那台名叫“康瓦适”的苏联产电影摄影机的取景器里看了一下，第一次奇异地在玻璃方框中感受到了家乡的美丽。

世界上的所谓缘分可能就是这样吧，从那以后起，扎西次登就对摄影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以至于摄影这个行当成了他人生选择和终生从事的事业。1959年，扎西次登来到北京，在中央民族学院预科班读书，由于对摄影的热爱，喜欢上了美术与绘画作品，同时也经常读有关摄影的书。1965年中学毕业，他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并如愿被录取。

扎西次登所在的那个班是新闻科教大专班，按照正常的发展轨迹，学习两年以后，他很可能分配到科教电影制片厂或新闻电影制片厂工作。1969年3月，这些学生稀里糊涂地毕了业，走出电影学院的大门来到塞外的一支部队的农场里接受再教育，插秧种水稻、掰玉米棒子、扛百斤重的大米包……每天近10小时以上的艰苦劳动考验着这些年轻的学生。

在部队劳动锻炼了一年后，扎西次登得到部队的批准，回乡探望年老的双亲。他回到拉萨，回到亲人身旁。当时西藏革命展览馆正在举办揭露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的阶级教育展览，大量的展览图片拍摄、征稿和制作还真需要一个懂行的摄影专职人员，扎西次登的到来填补上了这个空缺。多年以后，扎西次登依然觉得自己很庆幸：“在那个年代，我有了工作，而且是搞摄影工作，是自己热爱的工作，我的运气还是挺不错的。”

渐入佳境

随之而来的20世纪80年代，当时，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在悄然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人们的思想也在逐步得到解放，很多旧的观念也在悄悄地得到改变，这让扎西次登有一种身心如释重负、完全解脱的感觉，他觉得摄影不仅仅是完成一份工作，通过摄影，可以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认识。我们从他那时的摄影作品中确确实实感受到了这份轻松明快的心情。有一年，扎西次登和舅舅一起，搭新影驻藏记者站的便车去藏东的波密，正好是春暖花開的阳春三月，一切都是生机勃勃、春意盎然。短短的6天采风中，扎西次登把眼前的银色雪山、红色桃花、绿色麦田统统装进了摄影镜头，一共拍下了10多卷彩色胶卷。

1980年，西藏摄影家协会成立，扎西次登成为西藏摄影家协会的创始人之一。扎西次登承认“有那么一点创始人的味道”，同时却更正说是西藏摄影协会的发起人之一更合适些。

1980年，我手里的器材也更新了，我第一次拥有了一个摄影者日思夜想的哈苏相机，虽然是二手的，人家用过多年了。但哈苏机器是当时摄影人心目中最棒的相机，我能不激动吗！原来发给我的那个折叠式的蔡司依康相机用了几年，后来一直还在用，中途又换了个双镜头的禄莱福莱。最后用的才是单镜头反光的哈苏相机，还配有两个镜头，一个标头，一个中焦。我高兴坏了。拿着这么一个机器，而且手里有几个柯达的彩色胶卷，那个时候简直不得了。心情又好，就是那一段时间，疯狂拍摄，简直是太奢侈了。那个时候十几个彩色胶卷很不容易，我用过国产的胶卷，你知道不知道，国产哪儿出的？就是保定城。从这以后，我摄影的激情开始有点儿喷发了，好像不可收拾的那种感觉。所以彩色也拍黑白也拍，拿着机器有一种自己特了不起的感觉。

据统计，扎西次登在国内外各种展览、摄影杂志报刊、画册上共发表了5000余幅摄影作品，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和21世纪初的这些年。以至于扎西次登每次总结西藏摄影历史的时候，都会着重提及起那个年代，西藏摄影队伍的成长、发展，完全得益于那个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辉煌年代，完全得益于国家日新月异的巨变。虽然有过文革前摄影专业的科班教育经历，但扎西次登还是愿意将自己看作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个成员。在那个难忘的年代里，扎西次登开始尝试着将自己的新认识、新感觉与自己的激情通过自己的摄影创作表达出来，在他的摄影生涯中，那是一个创作的高潮期。他拍摄的反映改革开放以后西藏新面貌的摄影作品《春到高原》《晨雾中的布达拉宫》曾获“祖国颂”全国摄影公开赛的优秀作品奖。他的系列作品《藏族头饰》曾获1998年首届中国国际民俗摄影“人类贡献奖”年赛提名奖，他在阿里拍摄的《雪山脚下的金色草原》被评为大众摄影2000年最佳摄影作品。1988年5月，他在拉萨举办了第一个藏族摄影家的个展“扎西次登摄影艺术作品展览”。1994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由已故中国摄影大师吴印咸提写书名的第一个藏族摄影家的专集《扎西次登作品集》。

用镜头记录历史

从初握相机的1970年至今，扎西次登的镜头为我们留下了西藏当代历史的诸多场景，这是一份弥足珍贵、无可替代的史料，长达40年对藏区不中断的关注，造就了扎西次登独有的视角。他认为，摄影作为一门艺术，理应也有能力反映一些社会深层次的内容，同时见证社会的变革、时代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扎西次登在工作之余开始关注身边藏族同胞的生活，他到藏北牧区采风，拍了一些牧民的生活、牧民人物肖像。20世纪80年代，西藏地区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雨露中，走出文革浩劫的阴霾，呈现一派春暖花开、欣欣向荣的景象，牧民们虽然依旧衣着简单，但面部表情很丰富，看得出精神状态很好；待到2003年故地重游时，牧民们的衣着也和表情一样，变得光鲜而多彩。

扎西次登的代表作《重见天日》，反映的也是新旧时代交替的欣喜。20世纪80年代，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下，甘丹寺开始进行修复，一年一度的展佛节得以恢复。1986年夏季，终止多年的甘丹寺展佛又一次亮相于世人前，虽然周围的环境基本还是残垣断壁的废墟，但照片带给世人的是一种重见天日的喜悦，扎西次登解释说：“一个崭新的孕育着美好希望的新西藏即将开始。”《重见天日》曾入选1987年日本东京写真联盟第四十八届国际摄影展，复入选美国职业摄影家协会第九十六届国际职业摄影家作品展览。

（本文原载《西藏人文地理》2010年5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