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利丽

《伯夷列传》是《史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也是《史记》中的一篇奇文，在全书中占有“文眼”地位，切不可轻易读过。

《伯夷列传》位居列传之首，并非仅仅是时间顺序上的安排。当时《诗经》学中有“四始”之说，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就记载了鲁诗的说法：“《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诗经》中每类诗的第一篇都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如《毛诗大序》认为“四始”为“《诗》之至也”，齐诗更是在其中糅入阴阳五行、律历谶纬等内容。处于经学勃兴时代的司马迁，在安排《史记》篇目时，不能不对“始篇”格外重视。那么，为什么以《伯夷列传》作为列传之“始”呢？

从资料上来说，见诸经传的三代人物甚多，例如皋陶、伊尹、傅说、仲山甫等，并“功烈尤显，事迹居多”（《史通·人物》）。但是，司马迁没有取那些人物而仅为伯夷作传，原因在《太史公自序》中有交代：“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也就是说，司马迁痛慨时代奔竞扰攘、争名逐利之风，而取让国饿死者为传首，以标榜重义高让之德矫厉世俗。这与“嘉伯之让”而以《吴太伯世家》居于世家之首，用意相同。

《伯夷列传》在文风上令人称奇，是因其为传记之变体。文虽为传，但是记述伯夷、叔齐生平事实的仅215 字，其比例不到全文的三分之一。文中大量的内容是议论咏叹，回环跌宕，纵横变化，如蛟龙不可捕捉。但是细究起来，全文实以六艺孔子之言贯穿始末。开篇表明“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的史料取舍态度，因《尚书》见到的尧、舜、禹禅让之慎思熟虑，不同于诸子盛称的许由、卞随、务光之事，所以不敢轻信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