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雨浓

（大连外国语大学 西班牙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44）

《楚辞》诞生于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是我国首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它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篇幅较长而句法灵活，以屈原诗作为代表，兼有宋玉等人之作，“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脩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构成了独特的文化象征体系，极大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成为一种寄托思想情怀与政治抱负的独特艺术体裁，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长河之中的掣鲸碧海之作。早在1651年，日本已出版《注解楚辞全集》日文译本。19世纪初，《离骚》与《九章》德文译本于维也纳出版。我国的《楚辞》研究虽两千年来不曾中断，但译介工作起步较晚。1929年，林文庆先生英译的《离骚》才于上海问世。相较之下，2015年初次出版的尹承东和姜凤光先生翻译的《楚辞》西班牙语译本更算是姗姗来迟。[1]该译本译文语言准确精到，同时完好地保留了原文独特的文化气韵。然而，在仔细阅读对比的过程中，很容易发觉译文与原文往往并未完全对等，这种翻译现象难以拿单一的某一影响因素做出解释，只有从翻译的整体生态环境入手方能加以分析。我国学者胡庚申教授首创的生态翻译学是近年来在全球视野的生态思潮中以及翻译理论研究不足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理论。其翻译原则与测定标准，及其以生态视角综观翻译的定位，为进一步系统而全面地探究、分析译文提供了更为客观全面的视角和崭新的平台。由此，本文将以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翻译选择适应论”为依据，以其“三维”转换视角，对尹承东、姜凤光西译本《楚辞》从语言、文化及交际层面进行综合探究及分析。本文所引《楚辞》原文及原文释义均依据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的《楚辞补注》。[2]

一、翻译适应选择论中的“三维”转换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命题，将翻译的实质诠释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过程。主要提倡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原则上在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上力求多维度地适应，继而依次做出适应性的选择，[3]129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之下，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4]235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不仅要关注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也要关注双语文化内涵和交际意图的传递与阐释。

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评价与测定标准来看，“整合适应选择度”越高，译文水准越高。所谓“整合适应选择度”，即译者产生译文时，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选择性适应”和继而依此、并照顾到其他翻译生态因素的、“适应性选择”程度的总和。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某译品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程度越高，那么它的“整合适应选择度”也就越高。因此，译者只有在翻译过程中真正地做到“多维”的适应和至少“三维”的选择转换，才有可能产生恰当的译文。[4]240-241毫无疑问，这一理论在全球性生态思潮之中，有着重要的应用前景。使得人们可以在更加广阔、更为全面的生态背景下研究译介活动及不同译作，为翻译活动提供更为客观的原则和有力的手段。

二、《楚辞》西班牙语翻译的“三维”转换

1.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语言作为翻译的媒介和基础，与译介活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化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5]8这种转换并非简单的机械对应。

例如，《招魂》属于《楚辞》之中极具特色的诗篇，主要体现屈原在楚怀王崩逝之后眼见国势衰微而生发的悲戚愤慨，实为借召唤怀王魂魄之名抒发无限忧国之情。诗中反复出现对亡魂的殷殷召唤，着重突出诗人的恳切之意与疾首痛心，其中“魂兮归来”反复出现十二次，“归来归来”六次,“归来返故居”一次与文末“反故居些”一次。这些重复召唤层次井然，强调突出了诗人殷切深情的热烈渴盼，使得整篇诗歌更具节奏感，读来一唱三叹，朗朗上口又韵味无穷，更为全诗的情感升华添彩。然而，西班牙语作为译入语，其语言习惯与中文截然不同，通常避免重复使用相同词、句，常以指示代词、人称代词等替代前文名词、人称，以同义词、词组或主语省略形式替代前文出现过的句子。因此，虽然上述语句原文释义均为“灵魂啊，快快归来故乡”，但充分考虑到西班牙语的使用习惯，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的过程中，将它们转化为20种互不相同的形式，依次如下：

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来看，语言维的转换需要译者高度关注源语含义和目标语言的语言特征，选择恰当的译语语言进行表达。由上表可见，译者主要使用均有“返回、回来”这一释义的动词regresar、volver、retonar及venir，借助灵活的句式变化，在准确、完整地表达原文释义的基础上，完成了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既没有对原文生态造成“损伤”，又保证了译语准确达意、通顺合理的表达。如此一来，译文更符合目标语言读者的语言习惯，也远比机械地一一对应优美，使得读者更易接受，从而保证了译文能在译语生态里富有活力。

表1 《楚辞》语言维转化示例

2.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由于源语文化生态和译语文化生态在性质和内容上往往存在着差异，为了避免从译语文化出发曲解原文，译者不仅需要注重源语的语言转换，还需要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即文化生态，并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即所谓“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3]135例如，《楚辞》作为中国文化典籍，其对外译介工作要求译者首先要理解原文表达的文化内涵，同时考虑译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译语文化环境，以便完整地在译文中阐释源语文本的文化品格，使读者最大程度地认同并欣赏其文化价值。

《离骚》:“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2]

原文释义为：“先父看见了我有这样的生日，他便替我取下了相应的美名；替我取下的大名叫做正则，替我取下的别号是叫做灵均。”[2]

译文：“Nombres propicios escogió mi padre,inspirado en un recién nacido como yo.Zhengze,mi apelativo,significa‘dechado de verdad’；Lingjun,el otro,indica‘armonía espiritual.’”[1]3

中国文化自古有以美名寓美意的传统，“正则”二字喻指正直高洁，“灵均”则形容美好而平坦，此处皆旨在突出诗人非凡的气度与刚正的品质。对于处于中国文化环境中的源语读者而言，不难从字面解读到这层内涵。通常情况下，翻译活动中人物名称翻译多采用汉语拼音，然而此处若采用直译，则只能传递语音信息，尽管维护了源语文本中的“语言生态，”却隐去了其中的文化内涵，使意蕴大打折扣，对其“文化生态”甚至“交际生态”产生了明显损伤，直接影响译语读者的理解与阅读感受。尹承东和姜凤光先生显然考虑到了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在译文中选择了文内注释的处理方式，以“dechado de verdad”，即“正直的楷模”和“armonía espiritual”即“精神之和谐”对“Zhengze”和“Lingjun”做出了进一步解释，使译语读者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其文化含义，克服了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也保证了信息交流的顺利实现，令读者更好领略到诗人“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的美德。

3.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翻译过程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追求的是原文和译文的交际生态能够得到最佳的维护和保持。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之外，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既关注源语系统里作者的总体交际意图是否在译语系统里得以体现，是否传递给了译文读者；又关注源语系统里包括原文语言/文化形式和语言/文化内涵的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4]237-238

《离骚》：“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2]

原文释义：“寒浞之子过浇自恃很强悍，放纵嗜欲而不能节制自己；天天淫乐忘记自身的安危，因此他的脑袋终于落了地。夏桀违背治国的常理，安于无道而招致祸患。纣王把忠良剁成肉酱，殷王朝自然不能久长。”[2]

对应西班牙语译文如下：“Con desenfreno,enloqueció sumido en el placer,día y noche se daba por completo a los jolgorios.Provisto de pertrechos y armadura blindada,pagó con la cabeza el precio de su locura.Jie,de la dinastía Xia,por su desenfreno,halló catástrofes y perdió su corona.Zhou,el rey de Shang,promovió la sevicia.”[1]15

稍加对比可见，此处西班牙语译文与中文含义并不是完全对等，译文适当地弱化了原文的表达效果。译者将“纵欲而不忍”译为“Con desenfreno,enloqueció sumido en el placer”，即“纵情恣意沉浸在享乐之中”；将“日康娱而自忘兮”译为“día y noche se daba por completo a los jolgorios”，即“日夜都沉湎于欢闹”；将“后辛之菹醢兮”译为“Zhou,el rey de Shang,promovió la sevicia”，即“商纣王推行严刑酷法”。不难发现，译者在此处翻译活动中，对源语文本几处较为露骨直接的内容进行了模糊和弱化处理，“placer”释义为乐事、享乐、消遣等，“jolgorio”释义为欢闹、欢乐等，范围都较为笼统，其中包含的相应行为多种多样，并不仅限于正面积极的娱乐行为，也可以是源语文本中淫乐放纵此类负面的享乐。同样，“sivicia”所指的严刑酷法也较为概括、模糊地代指了纣王将忠良剁成肉泥的暴行。

在《楚辞》源语文本中，作者逐一列举上述行为，主要的意图在于劝谏和警醒，希冀以此为念，唤醒当权的统治者。因此，译者对原文的表层含义和深层含义综合把握，并未将后羿、过浇的纵欲淫乐和商纣王的血腥荒诞直接、突兀地呈现在译语读者面前，而是将源语文本所要传递的真实交际意图，以柳藏鹦鹉语方知的精妙景象展现出来。与《诗经》所传递出狎而不昵、见色不淫的高级审美情趣相同，恰当地表现出东方文明古国含蓄内敛的交际特点，在不失原意的基础上出色地实现了交际功能。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译语读者管中窥豹，只见冰山一角而对源语文化系统产生错误联想，进而产生损害国家文化形象的可能。

中国传统文学经典对外译介，必然承载着系统、准确地传递文化信息的交际意图，与在国际舞台上建立良好的国家形象这一目的紧密联系。在中国文化不断走出去的过程中，不乏少数“意似神离”的译文忽略了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破坏了原文的交际生态，使得译语读者接受不到源语系统中的总体交际意图，对源语文本乃至整个文化系统产生了错误理解。例如，“明代四大奇书之一”《金瓶梅》是一部通过普通人物的人生际遇来表现社会的变迁，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明确的时代性的文学巨著。然而少数西方学者只在源语和译语之间进行了单一转换，将其中自然主义描写最为突出的内容直接而粗略地进行了译介，使得许多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严重误解。直至今日，仍有西方学者对这部作品报以误解，《洛杉矶书评》撰稿人斯蒂芬·马彻写道：“今天，官商共生营造社会黑暗的现象已经重现。北京之所以有那么多铺天盖地的公寓楼，很多也是‘二奶’、情妇的住宅，这很难说不是从《金瓶梅》脱胎而来。400年前所写的古典小说，却有着惊人的当下阅读意义。”[6]

上述解读可谓荒谬，然而究其缘故，是由于翻译过程中译者在交际层面的选择转换出现了失误，才导致译文中交际目的与原文背道而驰。面对内容过于忠实，而交际效果完全不对等的译文，读者自然无法理解原文中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与交际意图。

三、结束语

本文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对尹承东、姜凤光先生的西班牙语《楚辞》译本进行了解读和探讨，借助生态翻译学的基本理论诠释了译者的翻译思想。译者在完美地保证释义准确的前提下，遵循了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的翻译原则，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及交际维进行了灵活而恰当的转换，兼顾了语言形式、文化意蕴与传播意图。在遵循翻译原则的基础上，使得《楚辞》的美学价值与文化价值得以清晰体现，达到了较高的“整合适应选择度”，成为一部信、达、雅三面俱到的出色译作，在纷繁的译作中脱颖而出。同时，本文进一步说明了生态翻译学视角之下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对于译介活动的指导作用和解释力，期待它能为今后的典籍西译提供助力，使得更多的中国经典著作在译者的不断努力下在异域土壤之中大放光彩。

[1]尹承东,姜凤光,等.楚辞[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

[2]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4]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5]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2).

[6]STEPHEN MARCHE.At Last,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OL].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2013,10[2018-3-2].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at-last-an-english-translation-of-the-plum-in-the-golden-v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