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诚龙

民国报人黄远生，以奇风异骨隆誉报界，人皆称能，或与刘少少、丁佛言被时人誉为“新闻三杰”，或以“能想、能走、能听、能写”称为“业界四能”，誉之高者，谓双第一：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其“远生通讯”更被视为当年中国新闻界的第一大品牌。可叹复可叹的是，黄公英年被杀，享年三十一，长使英雄泪满襟。

尤悲凉的是，其死可以六字语让后人痛彻：冤有头，债无主。冤有头，乃是黄公“有胆略，公然撰文警告三大势力：袁世凯、国民党、进步党。驰骋京都，笔战枭雄”。结怨枭雄多，谁个枭雄杀的他？都无人“宣称对此事负责”，有谓“被爱国华侨当作帝制余孽炸死的”，有谓“被革命党人以袁党人罪名枪杀于住宅内的”；有谓“被袁派遣杀手狙击身亡”，还有谓“被孙中山派人刺杀的”……到底被谁杀的？真相或只有一个，不真相却有N多；不真相变成真相，或谓手法造真相，源自N多手法出自一个心法：阁下恨谁，凶犯即谁。阁下若恨袁世凯，那凶手便是袁世凯；兄弟若恨国民党，那罪魁便是国民党……

黄公江西九江人，出身书香门第，其家向来“文采秀发”，思想初装脑者，是四书五经；后来换脑，观念转新学西学——其经书开蒙时节，还请了外教，洋女教师授其英语；十八岁（1903年），参加县试，中秀才，同年秋，中举人，列赣省第七。次年，大清举行末代科举，黄公高中进士。同榜者，有沈钧儒、谭延闿、叶恭绰等。“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在中国最后一批进士中，属远生最年轻，时不满二十周岁，真个神童。

黄公科举成进士，赢得“知县即用”榜头，却是天生反骨，中进士年，便以进士身份东渡日本，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入体制内，出体制外；再入体制内，再出体制外，黄公在体制内外出出进进，出进也多矣。六年后，以海归身份归清，历任清政府邮传部员外郎、参议厅行走、编译局纂修、法政讲习所讲员等职。

置身官界，做得甚事？不是为虎作伥，纵恶贯不满盈，也伥迹不用罄竹，一页纸是难书的；不行虎恶，不行伥迹，或只能一杯清茶一张报作禄蠹了，“以极可爱之青年之光阴，而潦倒于京曹”，此非黄公之愿，黄公之愿是“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誓言“吾之官乃与满廷俱毙”，官场不立身，何处立命？“立意不做官，不做议员，而遁身于报馆与律师。”黄公后来没遁身律师，而显身于报馆。

黄公非遁身报馆，而是显身报馆。显身两字，最是麻烦。红颜薄命，黑颜薄运，不红不黑间，命运最佳；才高断寿，才低断禄，不高不低者，寿禄恰好。才在高低处，名在显遁间，味在其味中，方是真欣然。才名也不能走极端嘛。奈何黄公，笔好，才高，名气尤大，这就出问题了。黄公做新闻做时论，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评黄公，“远庸（黄公之字）文章典重深厚，胎息汉魏，洞朗轩辟，辞兼庄谐，尤工通讯，幽隐毕达，都下传观，有纸贵之誉”。如此大才，不为我用，便当我杀。

袁世凯先要用他，1915年，袁氏帝心膨胀，自己不好意思，得请他人劝进，一时间帝王师者、无冕之王者、放浪青楼男女双方者，皆在袁氏罗致名单里。要罗致便要招士，便要养士；一般士人袁氏也要，却出价不高，比如那些妓女劝进团，袁氏不过是按上街人头招待一餐盒饭；大V之士，袁氏更要，出价奇高，比如袁世凯曾叫梁任公作一篇吏部文章，歌颂帝制，出价是20万光洋；黄公乃报界大V，其时任《亚细亚报》上海版总撰述，文采风流，笔底生人，笔底杀人，他人之或生或死，在其笔端之提起与放下间。

有谓，天下没有谈不拢的生意，只有出不起的价位。此言放之四海而皆准么？皆准？皆准？却也失之与梁公也。

黄公也不是没犹豫，黄公对袁氏素有好感，“袁总统当前北洋时代，威望隆然，海内之有新思想者，无不以非常之事相期望”。黄公此论，论者是袁总统；到了1915年，袁总统身份拟转换为袁皇帝，黄公也拟转评论口气，他胆略大起自思想新嘛，“指斥乘舆，指斥权贵”，而倒行逆施者如袁氏，黄公自然是不太理他的。奈何袁氏出手阔绰，一者给个现金10万光洋用一用，二者给个部长职位玩一玩，孔方兄不够摇动心中旌，红翎子当可搬动脑膜顶。人嘛，谁人无弱项？黄公看在价格份上，答应做这一笔灵魂买卖。

生意蛮划得来，到底沒做成，盖因黄公思想终究是新的，颂帝制是“似是而非”，黄公夫子自道是“主旨尚未过于没缺良心”，袁氏一读不得劲，袁氏要的是死心塌地，哪要首鼠两端？10万光洋不曾买个骑士，买来个骑墙士，袁氏自觉太冤枉，袁氏敲起桌子，说了重话，叫黄公再做一篇立意坚决、帝制昂扬之颂圣文。不晓得是袁氏话太重，伤了尊严，还是不肯再加价，再出重价采购尊严；抑或是黄公思想竖了定海神针，他肯卖身，不肯卖灵魂了，按黄公说法是，这一天是“人格上争死活的最好一关”。这天是1915年9月3日，黄公逃离帝京，南下上海，新思想战胜了旧蠹念。

黄公之笔，刺贪刺虐，刻铁有痕，其论民国代前清，“不过一班旧食人，而换取一班新食人者”；其论民国之非，“盖瓦解于前清，而鱼烂于袁总统也”；其讥刺精致之利己主义者，“彼以为天下之人，殆无有不能以官或钱收买者”……议论之剀切之风生，讥刺之锋利之深刻，巍然士中大腕，呵呵，黄公讽天下之人，都可被钱与官收买了去，不料也是请君入瓮，进了自个设论之瓮中，他也曾被光洋与部长，收买去也。

光洋与部长收买了黄公自己，而黄公再用尊严与良知赎回自己。这其中是甚使然？是生意还是编制，是价格还是价值？原来诺诺之士，忽然间不怕开水烫，成了谔谔之士，缘故者何？或许是价格没谈成吧——反之，也可以推论，一直不曾是嗻嗻之士，一直在做谔谔之士，无他，在等人来谈价格焉。

扯宽了。黄公南下上海，随即在《申报》《时报》与《大陆报》刊发启事，声明与袁氏御用之《亚细亚报》脱离“父子关系”，称原来“鼓吹帝制”者，全是假话，与自个内心“宗旨不符”，现在当划清界限，“不愿与闻”。之后，黄公还做了《忏悔录》，其言与魔共舞，乃是“魂为躯役”，源自内心“理欲交战”，痛悔自己“既不能为真小人，又不能为真君子”……文人常常解剖别人，从不解剖自己，故一为文人，不足为观；黄公却时时解剖别人，更深刻更无情地解剖自己，果然真君子。只是君子难做，士之君子要做，难做壮士，得做烈士，黄公发布与权贵断交书，权杖恼羞成怒，杀心顿起，不是跨省追杀，更是跨国追杀：1915年12月25日，黄公被恶人（其人者谁，无定论焉）所支使之枪手刘北海，枪杀于旧金山都扳街，时年三十有一。顺便说句，有士高论民国新闻甚自由，不过也有人统计了新闻自由下冤魂不少，仅从1912年4月到1916年6月，被封闭的报馆达71家，传讯49家，捣毁9家，24位报人被杀害，60余位报人被捕。

不说这个，转过来说黄公。黄公于体制之出入，于思想之转换，于正义之往来，果如其所言乃是“理欲交战”，非出自“价义交换”？考黄公此前此后，而最后命殉正义，我对黄公是蛮相信的。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