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来林

历史渊源

1937年底，日军占领上海、南京，遂将主要兵力集中于徐州一带，企图打通津浦线，仅留少量部队驻守宁沪线附近城市，无力顾及苏南乡村，这为新四军开辟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大好时机。1938年初，毛泽东电示项英、陈毅进军苏南，开辟苏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军部先派粟裕率领四百多人先遣队，继派陈毅的第一支队、张鼎丞的第二支队跟进，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并将当地抗日武装改编为“江南抗日义勇军”，迅速打开苏南的抗战局面。

新四军挺进江南，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开始制造摩擦，战斗在苏南的新四军首当其冲。在蒋介石授意下，第三战区将江南行署移驻溧阳，并调集兵力挤压皖南、苏南新四军的活动空间。

在此情势下，中共中央作出“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布局。1939年4月下旬，罗炳辉、赖传珠等率部从皖南抵达皖中，5月初组建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下辖第四、五支队和江北支队，经几个月连续奋战和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初步打开皖东抗日局面。1939年秋，应李明扬请求，粟裕派陶勇率第二团团部及一个营兵力护送李部10万发子弹过江，第二团乘机渡江北上，进入苏皖边区。接着，叶飞率挺进纵队渡江北上。10月，“江抗”撤往扬中，与叶飞挺进纵队合并，建立了江北抗日根据地的桥头堡，并于次年6月取得了郭村反击战的胜利。

1939年11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溧水成立，下辖一、二支队，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1940年7月，江南指挥部率一、二支队主力渡过长江，改称苏北指挥部，并取得了黄桥大战的胜利，巩固、扩大了江北根据地。留在苏南的“江抗”余部在谭震林等领导下，也逐步壮大起来，组建成16旅和18旅，开辟了苏南抗日根据地。

1940年，黄克诚奉命率八路军五纵队南下，从豫皖苏、皖东北一路向黄海边挺进，开辟苏北根据地，策应陈毅等所创的苏中根据地。

1939年6月，江北指挥部组建教导大队，以培养军政人才。1940年5月，教导大队扩编为江北军政干部学校，张云逸兼校长，赖传珠任副校长。9月，刘少奇率江北军政干校一、二大队600多人及江北指挥部等共上千人离开皖东，赶往阜宁与黄克诚部会合。10月，陈毅、粟裕取得黄桥大捷，挥师北上，与刘少奇、黄克诚等在白驹狮子口会师，苏中、苏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并打通与华北、苏南、淮南根据地的联系，标志着中共中央“开辟苏北，发展华中”战略目标得以实现。陈毅即兴赋诗一首：“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张爱萍和道：“忆昔聆教几多回，抗日江淮旧属归。新四军与八路军，兄弟共举红旗飞。”

在盐城，江北军政干校一、二大队与苏北抗日军政干校、皖东干校等合并，成立抗大五分校，刘少奇任政委，陈毅兼校长，张云逸任副校长，此时的五分校实际上也是抗大华中总分校。江北军政干校留第三大队及政治处主任徐祥亨、副教育长冯文华等干部给罗炳辉部，继续在淮南办学，仍称江北军政干校，次年5月改称抗大八分校。

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爆发，举国震惊，舆论哗然。1月底，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委。陈毅等将新四军九万人马改编为七个师，粟裕部为一师，张云逸（后为罗炳辉）部为二师，黄克诚部为三师，谭震林部为六师……

不久，薛暮桥等率皖南军部教导总队一百多人突出重围，抵达盐城。1941年4月，抗大总校派洪学智带领130余人的华中大队抵达盐城，进一步充实抗大华中总分校，洪任副校长，薛任训练部长。1941年底，华中总分校抽调部分骨干为三师另立抗大五分校。

正式成立

抗大九分校成立较晚，此前苏中、苏南新四军干部或由其抗校培训，或送抗大华中总分校培训。

1941年7月，日伪军纠集1.7万人对苏北进行“大扫荡”，企图消灭新四军领导机关。为便于指挥，新四军军部撤出盐城，转移到阜宁等地打游击。为安全计，刘少奇、陈毅分散行动，抗大总分校也一分为二，主体撤往盐城东部滩涂与敌人兜圈子，训练部副部长谢云晖带领抗大总分校两个大队前往东台县三仓一带。1941年9月，谢云晖所率抗大总分校两个大队与一师抗校合并，组建成抗大苏中大队，大队长吴肃，政委谢云晖，下设五个中队。

因苏南位处沪宁线上，日伪势力强大，加上国民党对新四军六师严防死守，谭震林部在狭小的江南难以伸展腾挪。1941年9月底，日军在苏南开展“清乡”。10月初，新四军六师师部及18旅为避敌锋芒，北渡长江，开辟江高宝抗日根据地；16旅留驻溧阳一带，继续与敌人周旋。

1942年5月，以抗大苏中大队为基础，在啟东县海复镇成立了抗大九分校，粟裕兼任校长，刘季平任副校长，谢云晖任政治部主任，设军事队、政治队、参谋训练队、青年学生队、地方武装队、电台训练队、会计培训队和医务干部训练队，课程分别以军事、政治、文化、财经、战场救护等内容为主。

九分校肩负作战和教育双重任务，既是教育单位，又是作战单位。为适应战争环境，九分校学校机构精干化、部队化。校部全部工作人员最少时只有10余人，最多时不过60余人，校部直接指挥连队；政治部门仅设组织股、宣教股和特派员；训练部门设军教室和政文室，组织实施教育训练；军教室兼参谋室，平时进行教育，战时组织作战，除教员外，战时协助政治部门进行政治工作；行政管理、后勤保障方面设有队列股、供管股、医务股、医务所。

九分校经常转战各地，有时在海滨，有时在山头，有时在海上，边战斗边教学，始终处于高度战斗戒备状态，轻装快捷。学员个人行李、公用文具皆有严格规定，总共不超过10担，最少时连电台、油印机、医药箱等只有六七担。

1942年10月，鉴于新四军一师与六师都是由新四军一二支队发展而来，同根同源，军部决定将六师与一师合并，江北18旅与江南16旅统归粟裕指挥，粟裕就成了一师与六师的师长，谭震林调到军部任政治部主任。是年底，谭震林改任二师政委。

转战苏南

1942年12月初，新四军三师刚粉碎了日军33天的冬季“扫荡”，准备休整。12月20日晚，潘汉年领导的上海情报系统传来敌情：日军正调集三个特种师团对苏北、苏中实行“大扫荡”，企图消灭新四军军部及一、三师主力。陈毅等闻讯，立即电告各师核实情报之真伪，两天后查明敌情属实。军部立即请示中央，并于12月25日撤出盐阜，向皖中转移（到淮南后决定就地留下），抗大总分校停办，军部及抗大总分校近千人分三个梯队撤至淮南根据地，跳出日军包围圈。

新四军军部要求一师和三师实行精简，做好应对敌人大举进攻的准备。三师让张爱萍带领一部牵制敌人，主力转往淮宝地区，不久发生了著名的“刘老庄战斗”。

一师也精简、整编了后方机关。1943年1月上旬，粟裕将苏中党校、1旅和3旅教导大隊以及一师服务团等机构并入抗大九分校。此时，抗大九分校活动在盐城海边斗龙港一带活动，为应付日伪大扫荡，粟裕等决定九分校转移至江南。1943年2月初，九分校集结到江都渡江，一周后抵达16旅所在地溧水，16旅教导大队也划归给抗大九分校，统一整编为3个大队和1个直属党训队，校长和政委仍由粟裕师长兼任，杜屏任教育长。因九分校有1200人，达一个团规模，故对外称特务团。3月初，抗大九分校在溧水甘戴开学。

很快，驻扎在高淳、溧阳的国民党军侦知苏南新四军新增上千人，遂于4月中旬纠集1.5万兵力，利用人数和装备的优势对16旅及抗大九分校发起围攻。九分校师生奋起反击，牺牲近200人，突出重围退往句容茅山。接着，日军蹑踪而来。鉴于九分校在苏南生存艰难，军部令其渡江北上。

淮南办学

1943年5月，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到苏中督战，日伪军加强了对苏中的“清乡”。鉴于苏南、苏中根据地形势仍很严峻，二师淮南根据地却较安定，加之原六师师长谭震林已转任二师政委，副校长刘季平率抗大九分校600多学员再次渡江北返，通过仪征来到天长县大通镇借地办学，代号“龙山大队”，对外称二师十二团。

1943年7月，抗大九分校来到龙岗镇（今属天长市在天长与金湖县交界）。抗大八分校已在龙岗镇办学一年多，为了使远道而来的九分校获得安定的教学与生活环境，八分校不仅让出自己在龙岗的教学、生活场所及其设施，连同所养的猪、所种的菜都让给了九分校，自己另寻驻地。

在龙岗，抗大九分校有了稳定的办学环境。九分校师生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时机，认真组织教学演练，取得了丰硕的教学成果。在龙岗，九分校优化管理体制，取消大队建制，缩编成六个学员队，一二三队分别是连排班级军事队，第四队是政治队，第五队是党训队，第六队是医务干部轮训队。

在龙岗，九分校拥有了豪华的师资阵容。因为1943年1月10日新四军军部、华中局、抗大总分校皆转移到了盱眙县黄花塘地区，与龙岗镇近在咫尺，陈毅、张云逸、赖传珠、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罗炳辉、彭雪枫、方毅、陈丕显、张劲夫等军政领导对备尝艰辛的九分校格外关怀，纷纷来校视察、作报告。范长江、潘汉年、韦悫等学者名流以及抗大总分校教员也分批来授课，极大地提升了抗大九分校的教学、管理水平。著名音乐家贺绿汀从二师来到龙岗教唱革命歌曲，大大提升了九分校学员的艺术素养，为鼓舞部队士气起了很大作用。各队每月紧密结合教学，开展小型专题晚会。凡遇重大节日和纪念日，只要条件允许，九分校都要出墙报，开报告会、运动会、联欢晚会等，介绍战斗经验，破除封建迷信，倡导文明风尚。

1944年元旦和春节，抗大九分校在龙岗举行文艺晚会，组织军民大联欢，学员们演出了《高邮湖水清又清》《荡湖船》《花船花鼓灯》《玩麒麟》等节目及踩高跷、舞花灯，由沈西蒙编剧、王啸平导演的话剧《重庆交响曲》将其推向高潮，军民同乐，盛况空前。此前，吴运铎在高邮西北乡建有二师兵工厂，与龙岗镇只有十里路。据二师兵工厂老兵吕文章介绍，二师兵工厂与九分校进行了联谊，吴运铎也表演了《兄妹开荒》节目等。

在淮南，九分校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大生产”号召，开荒种地、养殖水禽、种植蔬菜，实现了粮食、蔬菜等生活日用品的部分自给，改善了学校的物质生活条件。九分校还积极协助地方发展经济、抢险救灾，开展访贫问苦等活动，密切了军政关系和军民关系。

在淮南，开展了整风运动。适逢苏联转向反攻、共产国际解散，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逐渐走向成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成果逐渐形成，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指导思想，中共中央适时开展整风运动。抗大九分校积极组织学员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增强了学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自觉性和能动性，为迎接抗战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淮南，九分校共举办了第三、四期两期培训班，每期学员600人，为一师、六师和苏中抗日根据地培养了上千名军政人才。在淮南，抗大九分校停留十个月，是其停留最久、办学质量最好的时期。

回到苏中

1944年3月初，新四军一师发起车桥战役，我军伤亡200余人，歼灭日军466名（含生俘三泽金夫大佐等24人）、伪军483名，创造了抗战中活捉日军最高军衔军官和华东地区歼灭日军最多两项纪录，使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根据地联成一片，苏中形势有了根本好转。此战极大地震动了日军，多地日军惶惶不可终日。3月10日，驻东台的12个日本兵集体自杀……于是，一师让抗大九分校离开龙岗，渡过南三河，绕道淮阴抵达苏中根据地与师部会合。九分校在宝应县曹甸镇继续办学，第五期学员于1944年5月底毕业。

1944年6月1日，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战胜利，抗大第九分校结束了历史使命，学校在宝应县曹甸镇（后转兴化沙沟、宝应氾水等地）转为苏中公学，主要培养区级以上领导干部和建设人才。

从1942年到1944年5月，两年中抗大九分校共举办了五期，培训军政人才3300名，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贡献。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