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宜芯 李盛聪 李瑞雪

摘 要：社区是社会的核心和细胞，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改革地不断深入，城乡差距加大，居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改变，人们的思想与价值更加多元化，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大量涌现，对社会稳定与和谐造成严重威胁。以社区治理为基础和核心的社会治理成为我国深化改革、化解社会矛盾，满足人们需要的新型管理方式。社区治理的核心是人的自治意识、参与能力与文化素养的培养，作为全面培养居民知识、技能、道德与文化、精神修养的社区教育就成为社区治理关键内容和方式。我国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还存在：社区教育目标缺失，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功能错位，居民参与失位，社区精神丧失等问题。社区教育在促进社区治理过程中不仅发挥着以“魂”铸人、以“德”树人、以“文”化人、以“技”助人、以“情”聚人的功能，而且也可以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社会组织的培育等。

关键词：社区教育；社区治理；居民自治

作者简介：李宜芯（1991-），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多元文化与教育基本理论；李盛聪（1964-），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成人与现代运程教育；李瑞雪（1995-），女，四川巳中人，四川师范大学成人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成人与现代运程教育。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学习型社会下成人终身学习能力构建及培养研究”（编号：13XJA880002），主持人：李盛聪。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8）03-0113-09

一、选题意义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和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革的快速发展，中国已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镇化建设加快、人口迁移与流动增加、单位人被弱化、新建小区层出不穷、城乡差距加大、区域分化严重、国民财产分布严重不均、城乡居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改变、思想与价值更加多元化、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大量涌现，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以往的社会管理方式已不能满足我国现代化发展和社会转型的需要。创新社会治理成为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关键和落脚点，强化社区治理，对于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提高居民福祉、促进社会和谐均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社区教育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基础与核心内容。十八大以来，加强和创新社区治理和社区教育，抓好社会治理成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如何提高社区治理的科学化水平，提高居民参与治理的意识和能力是关系到我国发展全局的一个重大战略性问题。社区教育自然也被赋予更深远的历史责任与现实意义。2014年教育部、发改委等七部门在《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完善社区教育多元参与协商、合作机制、提高社区治理能力，推动社会治理创新”[1]。2016年教育部、民政部等九部委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中提出：“推动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不断丰富社区建设的内容”[1]。

社区教育如何促进社区治理，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缺乏深度的研究和探索。我国社区教育，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其发展原因是，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城镇化的加快，社区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管理中的地位日益突显，社区建设、社区教育成为提高居民生活品质，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助推器。30多年来，我国社区建设和社区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及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最为迅速，但乡村及中西部地区发展极不均衡。我国社区教育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是萌芽期，主要是简单、零星式的，以宣传、知识普及为主的社区教育；第二是探索期，主要是以居民“唱唱、跳跳、写写、画画”为主的休闲娱乐教育；第三是发展期，是把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进行深度融合的时代（有人将其称之为“社区教育3.0时代”）。应该说，我国当前的社区教育仍以前两种方式为主，其服务对象也多限于儿童和老年人，中青年人、在职人员很少参与社区教育。我国社区教育是“顶天、立地”的教育；“顶天”是指社区教育首先要符合、践行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治理和发展的要求、政策与愿景。因为社区在我国不仅是一个社会学概念，而且是一个政治的、经济的范畴，因此国家对社区教育的顶层设计是我国社区教育实施、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前提。“立地”是指要搞好社区教育的另一个基础是深入群众的实际生活，体察、了解社区居民的需求，以此构建社区教育内容、方式与活动，满足居民生活、学习的需要，社区教育要接“地气”。然而，当前我国社区教育就上述两个方面都还不尽如人意，一方面是社区教育顶层设计不够，另一方面是居民参与热情不高。在现实实践中，社区教育应该怎么发展？怎么深化？社区教育如何赢得基层社区和老百姓的支持、参与等等都是广大社区教育工作者苦苦寻求和日益忧虑的事情。

这些问题是我国社区教育发展的瓶颈和难题。只有不斷探索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的内在规律，深化社区教育的内涵，以社区治理和居民和谐发展作为社区教育的目标和任务，才能不断创新社区教育的机制、模式、方法与内容，解决社区教育实践的困境和不足。影响我国社区教育的深层因素是我国教育学科一直是以学校教育这一狭窄时空框架来界定其研究对象和范围，教育学也仅仅是教师教育的一门课程而已，从早期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到今天的教育学著作几乎都是没有研究学校以外的更为广阔的、历史更悠久的社会教育、生活教育等发生在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教育活动。人类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在人类产生学校教育之前，甚至在一百万年前原始人就有了自己的生活和教育。即使是学校产生以后，人类的教育活动依然在社会各个方面中广泛开展。几百年来，人们对教育学的窄化理解不仅导致教育科学不断遭人质疑，学科发展也远不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这么显赫，更致命的是这种教育观放弃了自己更为广泛的研究领域和对象，所以终身教育、社区教育的理论和思想不是从教育学的母体而来，而是从成人教育活动和其学者而来，这也是成人教育、社区教育在我国不受重视的真正原因，也是我国终身教育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由于上述原因，我国社区教育的理论和科学研究的匮乏，理论与实践没有统一共生。理论无法指导、引领实践，实践也无法滋养理论的发展与升华，从而造成了理论的空洞，实践的盲目。我国社区教育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形式，基本上还处于长期实践摸索之中，各个地区、城市相互借鉴，甚至直接复制其他社区教育的做法和经验，并未形成中国特色的社区教育理论体系。社区教育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学术界里并未受到重视，甚至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对此并不了解。社区教育的劣势一方面源于其学术历史短、起步晚、覆盖面少，其潜在的社会功能并未体现。另一方面是由于其专业性不强、研究对象不明、概念不清，研究内容浅显、研究范式缺乏、教师和管理者专业素养低下等。学术理论研究的薄弱与专业性的苍白使我国社区教育在促进社区治理时力不从心，目前关于这方面有见地的文章少之又少。

社区教育要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参与社区治理的需求，促进建立中国特色社区治理方式。社区教育、社区治理都是舶来品，社区教育一定要为中国社会和文化服务，为我国城乡社区治理服务。社区教育如何为中国社区治理服务，构建现代治理体系、提高现代社区治理能力，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方式是当前我国现实发展的紧迫问题，也是教育学、政治学与社会学必须回答和研究的问题。首先，社区教育应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体意识和参与社区治理的愿望与要求。社区教育的本质功能即是为社区居民服务，不断培养和提高每一个成员生命成长与社会参与的知识文化、能力水平和精神追求。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居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当家作主的意识不断增强，人们希望参与社区治理的愿望也越发强烈。这给社区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保罗·朗格郎曾说，历史上成人教育之所以发展缓慢不受重视是因为它没有满足和脱离了成人的需求。其次，（社区）治理是一个国家政治、历史、文化的行为方式，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导致其治理方式的不同。

鉴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我国现代社会（社区）治理不能照搬西方意义上与政府对立的“市民社会”的政治模式，也不能走古代国家集权的统治模式，而应采用政府与民间，管理与市场，居民平等协商、官民共治之路，市民通过有效沟通，参与协商、妥协、合作解决社会与社区问题。作为现代教育活动的社区教育应该培养居民、青少年成为理解社会治理民主制度的内容和特点，主动参与社区治理，并具有相应的知识、能力和素养的人。

二、社区教育何以能促进社区治理？

（一）关于“社区”“社区教育”“社区治理”的分析及其内在联系

要弄清二者的关系，我们首先应了解“社区”“治理”与“社区教育”的概念。

关于“社区”的界定，至今尚无统一的定论，目前有一百多种说法，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它的上位概念“社会”。尽管社会学家对什么是社会也颇有争议，但也基本认识一致。美国社会学家伊思·罗伯逊认为“社会就是一群享有公共同地域和共同文化的相互作用的人”[2]。他的这一概念清晰的阐明了社会本质和特征：第一，社会是人们必须占据同一地域；第二，他们不仅共享地域，还必须彼此发生相互作用，即人们在生产，日常生活、政治、文化、教育、艺术、宗教等活动中相互影响相互支持的活动；第三，人们必须有一种共同的文化，感受到自己是同一群体的成员并能对这一群体承担义务。这一概念在学术界得到肯定和普遍认同。杜威也认为“人类和一般的动物不同，是社会性产物，而社会的组成不是因为人们同处一地，而是因为大家具有彼此认同的信仰、目的、意识和情感。缺乏这种依赖以及相互维系的精神因素，人们尽管密集一处，也难以形成真正社会，而一旦有了这些，便能天涯若比邻”[3]。

“社区”一词最早是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斯1887年在其著作community and society一书中提出，其意思是共同的东西和亲密的伙伴关系，含有公社、团体、社会、共同体。后由费孝通先生译介国内。滕尼斯（Ferdinand T？觟nnies）钟情于乡村社区概念，他认为社区是即“生活共同体，即同质人口组成的亲密关系、守望互助、疾病相扶、富有人情味的社会群体”[2]。1955年美国学者G.A.希莱里对已有94个关于社区定义进行了比较研究，其中69个定义都包含了地域、共同文化和社会交往三个方面的含义，并认为这是构成社区概念必不可少的要素。所以，我们认为社区是生活在一定区域内，具有共同文化意识和共同利益，相互交往的社会群体。这与上面关于“社会”的定义不谋而合，具有极大的共通性，究其原因是在早期的研究中社会、社区概念并未严格区分，社会是由社區构成的，社区本身是社会的微缩化、具体化、现实化的表现。所以，社区的概念来源于“社会”的解释。我国的社区严格意义上是指由街道、乡镇指导下的居民委员会与村民委员会的自治群体组织。社区教育是指对一定区域内所有人群实施的一切增进人们知识、能力、品德、素养、精神的社会教育。从形式上看，它既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教育，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工作交往中非正规的和偶然的（非正式）的教育。从内容上看，它包含生活、工作等人类所有活动的教育，如社区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家庭、人际交往等。从对象上看，它包括社区的婴幼儿童、青少年、中年、老年人以及特殊人群如残障人士等所有人群的教育。从方法上看，它是一种灵活多样的教育，如课堂、讲座、实践、网络学习、游学体验等学习方式。所以，社区教育是一种惠及全民的、开放性的、多样式的终身教育活动。

关于社区治理的概念，目前尚无明确的定义，全球治理委员会将社会治理界定为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总和[4]。笔者认为社区治理是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与个人共同管理社区事务的过程。其特点是多员主体参与，民主协商共治。

社区治理和社区建设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实体的治理与建设，包括社区环境、社会组织、社会事业等为社区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治理与建设。社区实体治理的坐标是人的价值，即以提供满足社区成员福利、权利为宗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二是社区制度的治理与建设，如社区结构的调整与构建，社区利益与协商机制，社区安全管理等体制的治理建设。社区制度的治理目标是为了成员生活、交往的融洽和友善而制定的规范与要求；三是社区共同体及成员的治理与文化建设，这是社区治理最基础、最核心的内容，社区共同体是社区成员自发形成的群体，是居民共同文化、共同情感、共同利益、共同道德、价值观念的构建，以实现人人成为友善邻居和亲密伙伴的“善治”社区。概而言之，社区治理的本质是人并且是为人的实践活动。社区治理应赋予共同体所有成员应有的人身、财产、自由、尊严等权利，并让成员始终都有权维护自己的权利并学会尊重别人自由的权利。以权利和文化、情感为纽带的社区共同体不仅具有更大的民主与包容性，而且更富有凝聚力。所以，社区治理其实质是以人为目的，发展、创造人们安居乐业、守望相助的美好社区从而形成社区文化和社区精神的过程。正如加拿大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威尔·金里卡所言：“现代民主制的健康和稳定不仅依赖于基本制度的正义，而且依赖于民主制下公民的素质和态度——譬如：他们的身份感以及他们如何看待潜在竞争的其他民族、地区、种族或宗教的身份；他们对不同于自己的他人予以宽容和共事的能力；他们为促进公共利益以及为了使政治权威承担责任而参加政治活动的愿望；他们自己的经济需求上以及影响他的健康和环境的其他个人选择上表现自我约束和实施个人责任的愿望。如果没有具有这些素质的公民的支撑，民主制将步履维艰，甚至遭到动摇”[5]。这是为什么近几年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为何有很高的兴趣去提升公民的素养，也是20世纪90年来，政治学家们开始关注公民的责任行为、身份和忠诚的原因。

社区是由各种不同的人组成的，社区所有的活动都由人们主动参与，相互支持而完成。社区治理的基础和前提是人的自治，人的自治的基础和前提是人的素养和文明程度，而人的素养和文明程度的提高是靠教育来完成的。社区治理从根本上说是对人的培养和管理，社区居民的文明程度和素养直接影响到社区治理的实施和效果.在这一点上，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具有共同性。

社区教育是社区治理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和方式。首先，教育是处理和缓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张力的最佳方式。“民主的社会既然否定外部权威的原则，就必须用自愿的倾向和兴趣来替代它；而自愿的倾向和兴趣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形成。”[3]人的思想、素养决定着他对自然的敬畏与爱护，同时也决定这他对社会公正、客观的评价和行为。其次，教育也是人认识自我与他人，从而构建良好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的重要方式，社区治理其实是对社区事务的协商与民主管理，是社区居民对社区制度、文化、道德、法规等社会契约的遵循与维护，实现居民共享、共赢、共存的社区环境。

所以，教育不仅能提高人的生命质量与活动能力，而且是“善治”社会和社区自治的重要基础。正如19世纪英国公立学校运动的领袖霍拉斯·曼所说“教育是社会进步和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

（二）历史上，社会教育（社区教育）一直被认为是社会（社区）治理的一种重要手段

事物的产生与发展总能在历史中找到它的根源，教育与治理的联系也不例外。在西方，自柏拉图开始，教育就被认为是实现国家政治目标的首要途径，他甚至认为教育是实现理想国的唯一手段。此后，亚里士多德继承其思想，认为教育应是国家的事业，把教育和政治直接联系起来，要求奴隶主国家直接管理和掌握教育。洛克和卢梭所提出“绅士”道德教育观也旨在把社会人教育成为国家服务的绅士，其教育目的也是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公民”。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社会本位论者认为，教育应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为首要目的，如凯兴斯坦纳所言，国家的教育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造就公民。西方国家中社会教育（成人教育）历来在社会（社区）治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以英国为例，其最早的社会教育（当时没有社区这一称呼）产生于中世纪教区内的公益“演讲”（speech），主要是向社区居民传授教义、识字等教育[6]；到了16世纪中叶，产生了“世俗成人教育”（secular adult education），它们传授居民生活所需的技能，读、写、算的知识。随着社会的发展，17世纪英国产生了“咖啡屋”（coffee house）为代表的社区教育；到了18世纪，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各类成人教育学校和社区教育。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成人教育（社区）的发展历程。英国社区教育的产生和壮大固然是英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但是社区教育的产生与发展对英国率先迈入工业化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日不落王国是功不可没的。完善的教育体系，为英国储备、培养了大量高素质的技术工人和科学工作者。

在中国，《学记》中就有“建国军民，教学为先”的思想。先圣孔子要求教育培养的“士”必须是要具有远大的政治目标而又能“躬行”的君子，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称之“德治”或“礼治。所以在其教育思想中，以道德教育为主，“礼”和“仁”成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化民成俗”成为社区教育的主要功能。其后，孟子从“善性论”出发，提出教育的目的是明人伦，教育通过扩充人的“善性”进而达到国家治理的目的。我国受儒释道文化的影响，各个时代都很重视社会教育在社会治理与社区治理方面的作用，除了兴办学校以外，在民间大量推进道德、礼仪等传统的宣传与教育，让社会教育渗透到人们的生产劳动、家庭生活、日常交流之中。典型的如家风、家训的教育；乡绅、宗族的规训；日常生活中积德行善的规劝与习俗礼仪；民间戏剧、歌谣的教化等数不胜数。

儒家思想历来注重经验和社会实践对人的塑造，人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通过各种特殊角色（如父亲、母亲、儿子、女儿、朋友、邻居等）和关系来实践和体验如何“做人”，人们在一种分享性活动与共同经验的环境中，逐渐学习做人的道德和伦理价值。通过社会教育，几千年来儒释道思想已经渗透进农耕社会的骨髓，仁义礼智信等五常理念已春风化雨为友善待人、知足常乐、好人好报的朴素民风和市民智慧。

（三）当前我国社区教育在促进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各地的社区教育在社区治理中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与创新，部分地区正涌现出具有特色的社区教育方式和途径。但整体而言，当前我国社区教育在促进社区治理还存在很多问题，社区教育、社区治理未达到群众满意的状态，其效果不明显，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区教育目标的缺失，导致社区教育的功利化与影响力下降。教育是促进人们生命成长的特殊实践活动，是灵魂的唤醒和生命意义的追寻。人的生命成长首先是人的发展的全面性，人是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的统一体，人的生命意义即是追求物质和精神的全面发展，能摆脱自然界所加诸于自身本能、超越生存规定的自由，能实现自为的创造力。其次，人的生命成长是主动性与创造性。培养人的主体性、自由选择的权利与不断创新的思想和能力，是教育的本质使然。相对于人的灵魂与精神而言，所有单纯以认知为目的、以技能或知识为目标的教育与学习都是次要的。“任何教育如果只是为了传授技能，这种教育就是不自由的，不道德的”[7]。有灵魂的教育意味着追求无限广阔的精神生活，追求人类永恒的终极价值：智慧、美、真、公正、自由、希望和爱，以及建立与此有关的信仰。北大校长蒋梦麟曾说“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8]。概而言之，教育活动具有从现实生活中的知识、技能获得工具价值，更包含人的生命发展的精神价值，而后者远比前者更为重要，这就是柏拉图所说的追求人類绝对的善。然而受培根、斯宾塞科学主义教育和林德曼、诺尔斯实用主义成人教育思想与理论的影响，社区教育偏离了教育的方向，窄化了教育内容与方式，使社区教育功利化、浅表化，让人们觉得这种教育虽然热闹，也能学到一些常识和生活技能，但它始终难以走入人心，成为人们一生追求和寻找人生意义的终身行为。“毋庸置疑，用市场化的技能去培养学生是有价值的。但是，传授这类技能是教育应做的唯一事情吗？”[9]这种对教育曲解、窄化与表面化的社区教育得不到社会、市民、学术界的认可和尊重，又遑论对社区治理的作用和价值。

2.社区居委、村委会的功能错位，导致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管理无力。社区居委、村委会本是社区自治组织，它们虽然受街道、乡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但它们并不是政府的派出机构和行政单位，其重心是服务社区、服务居民、解决居民矛盾与需求。然而现实中，两委会都成了政府部门的基层机构，政府将许多行政、党委事务都交给它们，致使两委会在有限的权力范围内工作无限的扩大，同时，很多基层政府的指导思想仍是以发展经济为首要目标，不重视社区治理与社区教育。加上社区管理人员少、人员专业能力和素养较低，难以满足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精耕细作的需要，更无法引领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的探索与创新。

3.居民自主参与的失位，使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失去活力。居民自治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基石和出发点，只有每一个社区居民自觉自愿一块参与到本社区的决策，议事和事务中，关心、支持、承担相应的社区义务和责任，提高居民自治与社区治理的意识、能力才能有效的促进社区治理工作的进行，而这都依赖于社区教育的培养和推动。

当前的问题是，由于我国社区大多只是人们的居住空间，与人的生息无关，居民分散在社会的各行各业，居民们之间缺乏共同利益纽带和需要，个人参与社区治理的社会成本高，加之我国居民长期缺乏自治的习惯和意识，缺乏社区治理的相关知识和能力，所以，居民自愿参与社区教育和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不高。居民参与率低一直是社区教育、社区治理的一个难题。同时，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的政府包揽一切社区事务的管理机制，致使各种社会组织难以发展，社会组织的缺失，也导致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的举步维艰，社区治理、社区教育应该是多元主体共生的空间和场域，是各种个体的和组织广泛参与的共治方式，共治的前提是共享、共赢、共进、共存。

4.社区精神与凝聚力的丧失，使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失去动力。社区精神是社区文化和社区价值追求，它表现为人们对社区文化、习俗、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的支持、接纳、认同与遵从。社区精神既是社区治理的基础与方向，是社区教育的核心，也是联结社区居民之间的情感、关系的纽带，更是社区人的身份认同和价值，心理的归属，是人们形成凝聚力的核心。社区不仅是人们居住的空间，而更应该是人们精神、情感的共鸣与寄予之地。然而，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大量的新型社区。人们失去了原有熟悉的居住环境，带着不同的职业、身份、文化成为这种新社区的陌生居民。居民文化的多元性与身份的复杂性并未带来人与人之间的亲情、认同，而是隔阂和感情的淡漠。随着网络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年轻人更愿意在网上通过虚拟世界上交流以抵制现实社区人际交流的荒芜和寂寞。以血缘、亲缘、地缘为核心的居住方式的改变，人们共同爱好的消失与社区文化、共同心理的衰落导致社区精神与凝聚力丧失，使社区治理和社区教育失去了核心和动力。

所以，加强和深化社区教育，促进社区居民形成共同的精神、多元的文化，增强凝聚力是促进我国社区治理的重要方式。

三、社区教育促进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

社区教育促进社区治理，不仅仅是理论探索，更重要的是一种实践行为，社区教育必须回答并不断探索，创新促进我国社区治理实践的方式和路径。近几年来，我国许多社区学院在社区教育促进社区治理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和创新。以笔者熟悉的四川省社区教育为例，许多探索已经成为全国社区治理的典范。如成都市龙泉驿社区教育中心打造的“善学促善治”的社区教育品牌，实施“价值引领、凝聚人心；环境育人助和谐；制度育人促自治；课程育人升素质”的社区教育促进社区治理创新方式。青羊区社区教育学院连续五年资助、培育了60多个社区居民自我学习小组与院落学习小组等学习共同体；创建了40多个教育精品工作站、“盖碗茶”等居民议事点。威远县社区教育学院实施的“5+N”社区教育促进社区治理的创新模式得到了民政部、教育部等部门高度的赞扬。“5”是五个一：一个引领，就是以党员教育为引领；一个核心，以提高人的素质为核心；一个载体，是以特色活动为载体；一个力量，就是以培养社区文化为凝聚力的力量；一个目标，即促进社会和谐。“N”是满足群众的精神多元化文化需求内容。南江县社区教育学院创立教师用扁担挑着资料上山给农民施教的“扁担学校”等等。各地社区教育根据自身社区的特点，探索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社区治理方式。

综合而言，社区教育促进社区治理可分为显性和隐性两个层面，显性是指社区教育对社区治理的直接作用和影响，隐性是指社区教育对社区治理的间接作用和影响，如社会组织的培育，居民议事点的建设等。下面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从社区教育的显性功能看

社区教育促进社区治理的意义与作用不言而喻，其显性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魂”铸人。“魂”是指人要有信仰、思想、价值观和精神追求。价值观似乎看不见、摸不着，虽无影踪，但对于人的生存却至关重要。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不同之处在于，人类不仅仅生活在主客关系的自然世界，而且生活在多主体间性的人文世界的“意义系统”之中。就个人而言，必定得有自己的价值观念，这是人们思考、交往与行为的指导性原则，也是个体生活的意义所在。“就社会而言，必定得有某种主流的价值形态……它规范了这个社会的价值秩序和行为准则……是一个社会中人们生活的基本信念，方向和动力……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能完成凝聚人心的使命，建立长治久安的秩序，最终和谐平稳的发展”[10]。纵观历史，每一种民族主义运动总要寻找社会共同体中最本质的内在美德以确立自己的民族认同。民族精神与民族信仰是人们在心理的、文化的、历史的影响下渴求内在文化定位的产物。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网络时代的来临，个人的价值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物质主义价值观日益增强，传统的親情为核心价值淡化、利益权衡突出、民众的权力意识公共意识增加，作为法治社会核心的公民法律意识，观念还没有形成。人们更迫切的需要公正、公平的社会环境和仁爱友善的人际关系。由于价值的多元与社会阶层的矛盾，社会不信感扩大，缺乏共享的价值观和体系，人们无法达成社区共存、共享、共治的实现，社区也无法合作。所以，我国的社区教育应从居民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上培养人正确的信仰和价值追求，这是社区教育促进社区治理的根本课题。党的十八届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我国社区教育和社区治理的目标和准绳。

2.以“德”树人。“德”是指社区教育通过道德、礼规（民俗）的教育，促进居民的道德修养、规范个人行为。“为政以德”是儒家的基本治国理，只有先“修身、齐家”，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杜威认为“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社会特别需要的乃是优良的公民道德品质”[3]。可见教育可以通过提高居民道德素养以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由于封闭、教条的教育方式，学校作为道德建设的主要阵地，其德育的时效性一直遭受着人们的质疑，而社区教育在人与社会的互动生成中发挥它的德育功能，有效的解决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在进行德育过程中忽略社会因素和学生自我道德价值选择的问题。

以德促法，法德兼治，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基石和催化剂。德、礼使人们养成的内在行为准则，是人的自觉约束，自我意识、行为与判断的内在动力，“超我”的社会道德无时不在调控人的“自我”以抵制“本我”的原始诱惑与冲动。内化的道德使人能遵从社会规范和制度，促进社会法制的养成。法治教育与道德教育的结合，使“刚性”、“惩戒”的法律与“柔性”、“自律”的道德相得益彰，是社区（社会）治理的关键和基本方式。当前道德、礼仪在我国的很多社区教育中大力推行，如家风、村规的制定、尊老爱幼、诚信友善的睦邻教育等，这都展现出是中国社区教育的特色。

3.以“文”化人。“文”指文化。人类学家E·B泰勒说文化正是“那个复杂的整体，包括了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11]。社会学家对文化的理解要广泛得多，他们认为文化包括大家共同享有的全部人类社会产品，即物質的和非物质的，从形而上来说，文化就是“人化”。如果没有人类世代传承下来的文化，一个社会就无法生存。文化是人们喜居一处，生息相依的基础，是人们的身份与心理归属的依托。它决定着人的精神追求、人生态度和生活行为。文化的核心是人们长期性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文化是教育的源泉、内容，也是教育及人生存如影相随的环境。教育在文化中的主要功能是使文化的“濡化”，即从时间上而言，人有意或无意的接受文化的过程；和“涵化”即从空间而言，不同文化成员之间的相互渗透，从隐性走向显性，从被动走向主动，从而完成对人的“育化”过程。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多民族的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个社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文化。社区教育要充分通过挖掘、建构社区居民的共同文化来陶冶、培育、引导人们的精神、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充分利用本社区独特的区域文化，讲老百姓身边的故事，做老百姓喜爱的事，将地域文化融入社区教育的内容、方式等各个方面。以社区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润育人，指导、引领居民现代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提高居民的文化知识和文化素养，促进社区和谐共生。当然，在全球信息化和人口加速流动的今天，社区教育还要培育居民尊重其它民族文化与国际文化认同的意识和态度，培养居民多元的文化观念和宽容的文化态度，培养世界公民和现代高素质的社区居民。

4.以“技”助人。“技”是指社区教育通过培养社区居民的各种能力和技能，让居民掌握、形成生存、生活、工作的能力和不断提高其生命质量的能力。杜威说“教育的过程是一个继续不断的生长过程，在生长的每个阶段，都以增加生长的能力为其目的。”安居乐业这是社区治理的前提和目标。社区教育要与职业教育、农村科技培训等结合，根据城乡居民的需求，培养居民的生活技能，我国社区教育主要从两个方面做了大量有效的探索。一是培养居民（如新市民、转岗下岗人员、妇女、残障人士等）生存、生活的各种能力，；其二是培养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管理的能力。如地处城乡结合部的龙泉驿区的社区教育中心，近几年来已培训了20多万由农村拆迁而来的新市民，并义务培训本区内的社区书记、主任和社区干部，受到社区居民和干部的好评。

5.以“情”聚人。“情”是指社区教育应该以情感教育为中心，增强居民的情感凝聚力、培养社区居民的认同感。社区居民的认同感是指社区居民在主观上对自己、他人、社区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喜爱、依恋、归属等情感。认同感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工作中相互作用，相互支持中产生的动态情感，人们有共同的社区意识（文化、价值观）与本社区生存、发展、权利、荣誉、安危、利害等共同责任，由于在社会的转型发展中，社区组织、社区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社会分化加强，社区人群陌生化增大，导致人们各种心理矛盾，如社会焦虑、人际关系淡漠、社会误解和偏见增多、居民的价值观紊乱、越轨和不道德行为涌现。社会利益分配不公、社会服务差，新市民，农民工难以融入社区生活等都会造成社区居民之间的隔阂和冲突。社区是建立在以情感为核心的联结纽带之上的，人的认同感和“共情”产生于人们之间的各种交往与沟通，而一切交往与沟通都具有教育性。人自诞生以来就以群居的方式生活在地球上，从家族演变到单位、社区，无论以怎样的形式变化，人们通过相互的交往活动而产生信任、依恋、喜爱而始终聚集在一起，凝聚团队的力量来面对对人类的各种威胁、解决生存环境给人类繁衍所带来的困难。但自城市文明兴盛以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逐渐减少、隔阂日益增加，社区的出现就使得人们恢复以往的群居形式，社区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组织各种以教育、学习为主题的活动成为人们相知相聚、解决困难、增进感情的载体，增强居民情感，提供给居民交流、交往的平台，增强社区归属感、社区荣誉感。

（二）从社区教育的隐性功能来看

我国社区教育学院的独特性在于它是由区（县）党委或政府直接领导下的教育、民政、文化、财政等各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社区教育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它不仅从事和代表着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整个地方党委政府的工作，是党委政府工作的延伸。例如，为了推进国家中心城市与国际文化城市的发展，成都市今年在全国率先创立“成都市社区治理委员会”的组织机构，统一全市城乡社区治理、社区教育工作，其成员涉及62个部门。地方政府对社区治理和社区教育的高度关注，使得我国的社区教育在办学、管理的权力和范围有更大的空间和作用。我国社区教育的隐性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