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世贤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思想的解放，一批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武夷剧社的剧作家，把对左倾与封建思想的批判思绪，对历史与现实的思索，凝注于对人世沧桑的感概，创作了一批带有闽派特色的新编历史剧和其他古代戏剧作。福建武夷剧作社的剧作家们正是在经历了十年动乱，在思想解放、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团结在一起。究竟是什么因素激发了剧作家的创作动机？又是什么客观文化背景启迪了他们的创作灵感？还有是怎样的责任感迫使他们拿起手中的笔进行文学奋斗？这其中的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关键词】武夷剧社；抒发苦闷；文学思潮；剧种保护

中图分类号：J8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8）12-0009-02

毛泽东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1]这段话精辟指出了社会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剧作家的创作亦是如此。一切社会事件、社会生活及现象在进入作家脑海前是客观的、外在的东西，而经过作家大脑的主观调动，并转化为主体心灵深处的记忆时，就具有了主体性，从而创造出作品。

福建武夷剧作社的剧作家们大都经历了十年动乱、改革开放、文学大爆炸、外来文化的影响等社会大事件，而对于他们个人而言，所经历的生活事件、所处的地域环境、地域文化、个人的生活遭遇等这些社会与个人综合在一起的生活经历，都是他们创作的源泉，他们内在积累的深刻思想意识及情绪也渴望通过作品得以抒发与呈现。

一、经历“文革”劫难，抒发苦闷，反思历史与现实

粉碎“四人帮”、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华民族文艺的创作与发展提供了极为自由与开放的平台，也为戏剧创作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先机。武夷剧作社的剧作家们大都亲历“文革”，他们在思想文化动荡时期，以在“文革”时期沉积的内在思绪与强烈的忧患意识，把积压在心中的苦闷和对“左倾”专制政治的批判与不满，以及自身在历史和现实中悟出的一些人生思考与沧桑变化，凝聚于笔端，创造出了一批蜚声剧坛的佳作，其中又以历史剧为主要代表。

周明在《文化心理与戏曲美学》一书中谈到“历史上无情的阶级对抗关系和层层的宗法关系的束缚，使中国人不得不撲滚于苦难深重的尘土之中，体会着各种各样的忧患生活，从而相应地形成了有着浩繁的生活内容和深刻的哲学思想的‘忧患意识。”[2]武夷剧作社的剧作家们正是把这种“忧患意识”渗入到创作当中，有了沧桑悟道、探索人性的深刻思想内涵的作品。

郑怀兴在谈他的《新亭泪》创作体会时说：“在那个是非颠倒的混乱年代里，派性活动非常猖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粉碎‘四人帮后，这些思索还像烈火一般在我心中燃烧。由于偶然的机缘，我发现了关于周伯仁之死的历史故事，当它叩击我的心扉时，我积蓄在心底的许多情感，犹如翻滚的地下岩浆遇到了火山爆发一般，一下都喷射出来了，倾注到周伯仁身上去，使他复活来……”于是在剧作中有了东晋王朝周伯仁处于风雨摇曳之际，登临新亭，面对浩瀚长江、西风残月，思绪萦绕、感慨万千，抒发的是极为沉重的忧国忧民情怀！

周长赋在谈《秋风辞》的创作时说：“剧作者更多的是通过历史的独特反思提出问题，以引起人们对社会、人生的深思。”剧作中，暮年的汉武帝在秋风萧瑟、雁唳长空、黄叶飘零中怀抱被自己误杀的太子的头，声泪俱下地对天呼喊，这些场景是何等悲怆凄凉啊！在这些忧郁悲凉的情节场景背后，则引发我们强烈的理性思索——关注人的生存状况与生存价值，张扬人的生命意识。

方朝晖写《围城记》是因深切感受到了国人作为主体的意识的丧失，“作为生活的主体却十分缺乏主体意识，处于不合理的境地又勉为其难地维持现实状况，甚至有了可能实现的机遇，却往往怀疑自己追求的合理性，自我设置了重重心防，使人的活力为之枯竭。”这实际上就是在生死关头与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下对人的生存状况所作的反思，而在反思背后的理性正也是“忧患意识”的体现。

二、新时期文学思潮的影响

从漫长的艺术生产发展史来看，在同一时代，各种艺术种类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如古希腊的戏剧、古罗马的建筑、意大利的歌剧等，当一种艺术种类特别发达后，往往会对其他艺术种类产生影响，这与艺术门类本身有着必然的关系，但同时也于所处的时代、政治环境氛围、思想意识形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新时期文学的演进，是以不断开拓和深入的反思进行的，反思的中心是‘人。选择人性这一视角来强化对封建遗存的批判意识，这在新时期文学伊始是颇为自觉的。作为文学的一个种类---戏剧文学也总是潜移默化受到新时期整个文学主流的统辖与影响。武夷剧作社的剧作家们大部分在创作中都是很注意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从思想主题来说，如郑怀兴的《新亭泪》、王仁杰的《节妇吟》、路冰的《肃杀木棉庵》、周长赋的《秋风辞》等都表现出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和对人性的探索、对文化的反思。从创作手法上也注重借鉴话剧、小说的创作手法，从情节上的铺排、突转、发现、悬念设置等巧妙构思到象征、隐喻、怪诞、意识流等小说技法，大都能在武夷剧作社作家的作品中找到其踪迹。

周长赋从《秋风辞》到《江上行》，王景贤从《颠倒乾坤》到《高平关》，王仁杰从《董生与李氏》到《柳永》，陈欣欣从《腾玉公主》到《山花》，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这种变化。郑怀兴的早晚期作品，从《新亭泪》《晋宫寒月》到《要离与庆忌》《荷塘梦》，再到《神马赋》，则囊括了所有的变化。这正是新时期文学思潮从政治批评转向历史的反思、人性价值的弘扬、思想独立意识的追求，在表现手法上融入了西方现代文学的写作技巧与方法，如象征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注重人的性格描写，从人的性格的不完善中去探寻悲剧命运的成因，从人性的深度去表现其复杂性，张扬人的生命价值及意识。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新时期文学发生了变化，随着社会改革范围的迅速拓展和开放领域的扩大，商品经济大潮的涌入，以历史为对象的反思热情逐渐减退，人道主义思想也逐步趋于模糊。而福建的武夷剧社剧作家们仍保持着这股文化思潮的认同与追踪。在后期的作品中，如郑怀兴的《傅山进京》把“反清志士”的传统定位改写成一位关注民生、特立独行的中原文脉的守护者，以及展现康熙皇帝尊儒惜才、海纳百川的天子气度[3]；周长赋的《沧海争流》对历史伟人的性格内在进行了刻画与描写，从知其不可为而为和性情严厉峻刻这两方面来写，更具有真实性。武夷剧作社以其思想的深刻性和高度的审美艺术价值，在全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闽派戏剧”。

三、地方剧种特色的保护与创作

福建省剧种的多样性也是戏曲兴盛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武夷剧作社的剧作家们主要聚集在戏曲演出较为繁荣的泉州、莆田、漳州及福州沿海一带，其中主要以梨园戏、莆仙戏、闽剧、高甲戏、芗剧五大剧种创作最为兴盛，武夷剧社除了受到陈仁鉴先生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思想，引入西方批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到戏曲创作领域，开创了具有独有的思想深度和文化内涵的戏曲创作道路的影响外，也受到林任生、王冬青等前辈戏曲家在保护剧种、传承传统文化方面的熏陶。他们在当地特有的文化氛围中耳濡目染，在日常生活中感悟人生，提炼艺术形象，用特有的方言韵律创作出一部部经典作品。

剧作家王仁杰深受泉州地方文化的滋养，坚持传承梨园戏的文化精髓，他是福建剧坛最优雅、最有文化内蕴的古典诗人，也是最激烈的文化捍卫者。特别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常有他对现实“世风日下”“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的呼声。他坚持用闽南方言写剧本，以闽南方言为语言载体的梨园戏善于写士子佳人、深闺佳人的生活和辗转反复的情感，其剧本有着浓厚的诗学传统和风流儒雅的文人戏剧的味道，王仁杰显然对此谙熟于胸。

《节妇吟》取材于清人沈起凤笔记小说《谐铎》之《两指题旌》，他在选材构思的时候说：“偶尔翻阅，即被激动不已。一是其故事动人，情节单纯，人物集中，正合戏曲乃至梨园戏‘一人一事的传统结构特点。二是其男女主人公一鳏一寡，各有心事，黑夜相处，既如干柴烈火，又如冰炭之不相容。敷演下去，定必细节丰富，心理活动如波涛起伏多变。三是基于此，梨园戏极细致之表演，甚幽怨之音乐，亦心大有可为。”在运用角色行当场次安排方面，王仁杰仍保留梨园戏传统的手法。“在《节》剧及其他剧作中，我亦按梨园戏“头出生、二出旦”及分场标目的传统结构安排场口。我希望舞台设计尽量皈依传统，一桌两椅，留一片空白天地任导演去驰骋。并运用自报家门、定场诗、自白、旁白、帮腔等传统手法。这些被弃置多年的手段，是前人智慧结晶，人弃之我则取之。”[4]王仁杰的梨园戏《董生与李氏》《节妇吟》《陈仲子》《枫林晚》等较之其创作的京剧《唐琬》、闽剧《红裙记》、昆剧《琵琶行》等，在剧种个性特色创作，特别是方言的驾驭和运用方面明显高出一筹，这与泉州本土特色文化以及梨园戏的传统内涵对他的长期熏陶影響有着密切关系。

综而观之，随着武夷剧作社的剧作家对戏曲本体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剧种个性保护意识的逐步增强，剧作家们的创作在重思想文化内涵的同时，又在新的层面上回归与承续传统，注重戏曲形式感、注重剧种独有的文化风貌。他们担负着强烈的使命感，为了使福建戏曲保持生机，只有坚持戏曲本体规律的创作，才能使戏曲在当今文化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A].《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60.

[2]周明.文化心理与戏曲美学[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20.

[3]郑怀兴.郑怀兴剧作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

[4]福建省武夷剧作社.武夷十年剧作选[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