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港珠

寿阳县库仓村崔廷献是我的爷爷，他在清末民国时期担任过葫芦岛开埠局长、山西省民政长、财政长、六政考核处长、省议会议长、河东道尹、天津市长等职。但他在我三岁的时候就病逝了，可是他却成为带给我半生耻辱和灾难的人。

祖父是怎样影响我的

读初中时我因在北京市统考中成绩优秀，获得北京市“学习优良”奖章，并考入北京最好的女中——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我精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学习保尔积极要求进步，但就是入不了共青团。1958年我高中毕业考大学时，因家庭出身而大学不予录取。

为此，为了脱资产阶级的胎，换无产阶级的骨，证明我是祖国的好女儿，我一个人跑到了黑龙江北大荒农场当了一名农垦工人。第一年冬天，我住的房子四面墙壁结着一指厚的冰，晚上戴着狗皮帽子睡觉，早晨起来被头上一层白白的霜，洗脸毛巾冻成冰疙瘩，几天不洗脸，一个冬天没洗过脚，我挺过来了；为提高饲养幼鸡的成活率，我30多天晚上不回家，住在鸡舍外屋，一夜起来几次去照看新孵出的小鸡；为带领山东支边青年脱土坯先把泥和好，我不顾来月经的危险，光脚跳进带着冰渣的水里用脚踩泥；我被评为“六红青年”，入了共青团，被接纳为“非党积极分子”，成为党的培养对象。

为了掌握科学技术更好地报国，我考上了八一农垦大学。但自从1961年我走进知识分子队伍的那一天起，当工人时的一切人格尊严全没了，我成为了政治上不可信任、不可重用的“另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