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莫华杰

我曾经在东莞市长安镇的一个旧村里住过四年，那地方住的全是打工一族，密密麻麻的握手楼住满了五湖四海的人，看上去像蚂蚁窝。

因为工资低，我当时租住的是一间铁皮房。那时，我最害怕的就是下雨。雨水落在铁皮上，发出“哗啦啦”的响声，从头响到尾，响得毫无节奏，整个房顶都颤抖起来，让人怀疑不是雨水落在房顶上，而是冰雹砸在房顶上。

我经常半夜被雨水吵醒。有时刚睡着，突然听到房顶传来一阵急骤紧密的响声，梦中疑为山崩地裂，猛然惊醒，知道是下大雨了，并不是世界末日，于是才松了一口气。我有一本珍贵的日记本在一场暴雨中遭到了毁灭。房顶的铁皮有些地方氧化了，漏下来的雨水渗入了天花板，与天花板的灰尘一起流下来，滴落在我放在沙发上的日记本上。日记本就像一具尸体，被泥水泡得膨胀，看起来极是陌生。这日记本记载了我这些年打工的时光，是我用生命行走出来的痕迹，原以为日记本会帮我保留最珍贵的记忆，没想就这样被上天的尘埃给掩盖。

而后，在铁皮房生活的日子，我再也没有写过日记，只依靠雨声来记录我的历史，任由它一点一滴地渗透我的生命。多年之后，当我面对暴雨时，我能从雨声中听到很多内容。那样的内容让我产生恐惧。

尽管旧村的居住环境很差，但这并不影响我的生活。每天早上，闹钟准时唤醒我，我起床洗漱，换上工衣，拿起厂牌，认认真真地戴到脖子上。厂牌上面贴着一张我多年前的照片，看起来已经不像我，照片下面印有“生管”的头衔，像一个产品售价的标签。这是我打工10年，用青春换来的筹码，我依旧把它押在下落不明的生活中。

旧村最热闹的时间段是早上。工厂正常上班时间都是八点钟，七点半是上班的高峰期，各条小巷的人流像潮水一样涌出来，汇集到主巷里，再由主巷输送到大街，分散到工业区的各个工厂里。

我不知道这个旧村到底住了多少人，只觉得所有人都打扮得差不多，都是穿着蓝色或灰色的工衣，胸前佩戴着厂牌。每次看到这些厂牌，我就觉得有一种罪恶感。这张名片大小的厂牌，压缩了我们的命运。它就像我们的心脏，每次我们将厂牌按在公司的打卡机上面，发出“嘀”的一声，打卡机显示出自己的名字和时间点，就像输入一次活着的证据，傲慢的青春就此烙上了死亡的记号。

除了衣着差不多，每个人的状态也相似，都有惺忪的双眼，嘴边打着哈欠，默默地行走，将自己的身影掩埋在嘈杂的脚步声中。很少看到有人带着笑脸上班，甚至连说话的人都很少，大家都只是麻木地走着，或者在巷子里的早餐摊上，沉默地吃着廉价的早餐。在成千上万的人潮中，竟然看不到几张笑脸，再明媚的早晨，也因此蒙上一层灰暗之色。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带着笑容去上班，因为我也一样。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睡醒，脸上肌肉还没有放松，无法浮现笑容，或者是因为别的。住在这个城市最简陋的地带，面对着高物价和低工资，我们卑微地生活着，不知何时才能摆脱这样的命运，那张刚睡醒的脸即使在阳光灿烂的早晨，也泛不起一丝微笑。

我随着人潮，就这么麻木地走出旧村，往自己的工厂走去。有一次，刚走出旧村，我莫名地觉得身后好像落下了什么，于是突然回头张望，想看一眼我居住的铁皮房，看它离我到底有多远，我离开它需要多长的时间。但铁皮房已经被淹没在挨挨挤挤的楼房中，我看不到它的真实面目。我看到清晨的阳光透过云层，落在旧村上面，像时间下垂的重力，正在缓缓压缩着我们即将遗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