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清辉

5月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采取措施将企业开办时间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压减一半以上，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2018年4月3日，浙江桐庐县行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交给申办者的营业执照。该地区通过改革企业开办流程，对企业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发票申领、税控设备购置五个环节，在3天内办结。

营商环境的优化与“放管服”（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密不可分。李克强总理曾在今年全国人代会答记者问时表示，下一步“放管服”改革要在六个方面下硬功夫：企业开办时间再减一半;项目审批时间再砍一半;政务服务一网办通;企业和群众办事力争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凡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证明一律取消。

深化“放管服”改革，地方也在积极响应。近年来，天津提出树立“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理念，西安强调发扬“店小二精神”，浙江推行“最多跑一次”改革，很多地方提出要为企业提供专家式、保姆式服务等，不少改革措施效果明显。

在政府职能发生深刻转变的同时，“放管服”改革仍面临不少挑战，比如如何加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如何落实重大改革部署和政策决策的“最后一公里”，如何提升人民群众对改革的获得感等。

为此，《财经国家周刊》日前举办研讨会，深入探讨在新时代如何持续发力，进一步提高 “放管服”改革的含金量。

“放管服”的难点

参加研讨会的专家表示，目前相比“放”和“服”，有效而可靠的“管”更需加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宋世明认为，转变“重审批、轻监管”的固有观念和管理模式并非易事，除了完善执法之外，比较可行的就是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

在这个过程中，法律法规的完善至关重要。“我们现在很多法律法规都是条线分割的，尤其涉及一些跨行业、跨领域的监管，法治保障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组织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处处长肖林说。

而“放”与“管”的边界同样值得思考。北京市政府法制办执法监督处处长史凯认为，应该有一套如何规范重心下移、权力下放的流程和基本原则。“现实中有些上一级部门把本应自身承担的职责层层下移，最后全压到了基层政府、街道乡镇，当大量的街道、乡镇承担了下移的监管职能，它的社会管理职能实际上被弱化。”

另外，与会专家对“放管服”改革中的“服”是指政务服务还是公共服务，提出了一些看法。有专家认为，政务服务追求便捷性，而公共服务虽属于政府职能，但其输出端是水、电、气、热等公共企业和医疗、卫生、学校等事业单位，并非政府部门自身。

在史凯看来，政务服务的便捷只是优化服务其中一小部分，“服”应该围绕公共服务如何输出、改进来进一步优化，核心在于政府普惠性公共服务的改善。

对于近年来兴起的“互联网+政务服务”，肖林则认为，建立政务服务门户，目的是快速打通政府部门与企业、群众的联系通道，通过这个通道依靠人民，让群众和企业告诉政府改哪些、怎么改，从而建立起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

与会专家也提到，由于缺乏统一的政务信息系统，各地各部门的政务数据、信息得不到充分共享，“放管服”改革中也遇到一些难题。

“比如我们非常需要金融行业的数据，遇到一些非法集资问题，拿不到数据就很难开展属地化监管;再比如像海关、税务这样的跨行业监管，也需要跟行业相结合。”肖林说。

另一个被多次提及的难点，在于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变颠覆了传统的政府办公信息系统，商事主体快速增加，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而传统监管手段滞后，影响了“放管服”的进度。

比如，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曹存根就认为，目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3D人脸识别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政府服务领域的应用还相对滞后。

加强顶层设计

除了针对“放管服”的各个方面提出建议，不少与会专家还认为，未来需要在“放管服”改革的顶层设计上下功夫。

首先是信息和数据共享方面。曹存根建议，加强“中央-省-地市县-乡镇-村”的信息服务顶层设计和“跨部门”信息联动和共享的顶层设计。

他认为，这种“跨层级”的信息联通和共享十分必要，“上下贯通数据流、信息流、政策流，可以为各级领导提供及时准确的决策信息，跨部门信息联动和共享，可以增强部门信息共享和联动，不仅降低建设费用，也提高了行政效率。”

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也建议，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信息化政务平台，并实现与身份信息识别、银行信息、社区网格化、空间地理等信息系统的衔接融合，加大信息化技术、智慧化技术在政府管理中的应用，以信息化水平的提升解决目前政府运行中的效率、流程等问题。

其次是對信用信息的使用方面。针对目前信用信息缺乏统一管理机构和平台，天津市审批（审改）办主任赵宏伟建议，在顶层设计上应该突出“一个信用环境体系”。

对此，吴思康称之为覆盖全社会、统一权威的信用平台。他表示，强化信用信息的应用，推行信用监管，可以考虑建立独立的国家级信用信息管理机构，统一获取管理全社会各个领域和主体的信用信息。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信用平台，归集公检法、安全生产、社保、交通违法、税务、水电气、租房等各类涉及法人和自然人的信用信息。制定统一信用数据目录、标准和格式规范，打破信用信息壁垒。

比如，深圳市17个部门开展税收“黑名单”制度，重点对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让违法人、失信人无处可藏。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对片区10多万家企业完成信用查询和“企业画像”，建立企业信用合规度评价模型，搭建企业信用风险分类及预警平台，并首次将企业“信用画像”应用于“双随机”抽查。

最后，如何发挥地方政策平台作用值得探索。部分与会专家建议，条件成熟时，国家可以考虑给予地方更多授权，特别是在新经济发展方面的授权。

“比如支持新经济发达的城市，可以探索构建弹性包容的准入制度和监管政策，在生物医药、基因检测、无人机、无人驾驶等前沿领域，允许地方支持新技术新产品先行先试先发展。”吴思康说。

对此，肖林也有同感，他认为，地方接近改革前线，最能了解市场需求，他们提出一些改革需求后，国家有关部委可以更好地去指导、支持。“因此不仅对市场要‘放管服改革，对改革本身也要简政放权，能不能对改革进行一些备案制管理，做试点，如果成功了，在更大范围内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