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金焕许盈盈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在今年1月底结束的地方“两会”上，东部各省市纷纷为高质量发展做出准备，推出一批举措亮点纷呈。着眼于知己知彼、观长思短，我们选择粤苏鲁三省和北上广深四市，从这些省市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梳理重点、比较做法，为浙江做好下阶段工作提供参考。

东部地区三省四市围绕高质量发展推出的新举措

我们主要关注预期指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深化改革、金融风险防范化解、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和全面开放八方面内容，并按照求新、求实、求效的原则，着重梳理三省四市新一届政府谋划的、具备明确内涵指向的、旨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落地性举措。

（一）预期指标：总量指标“求稳”，结构、效率和民生指标“求进”

在“稳”的方面，与2017年实绩相比，三省四市大都将GDP增速预期稳定在6.5%-7%之间，并下调或取消固定资产投资和商品进出口总额等指标（见表1）。广州有所不同，与近期的大项目落地有关。在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调查失业率、节能减排降碳等方面，三省四市基本按照2017年实绩或国家约束性要求安排预期指标。

在“进”的方面，各地主要围绕高质量生产和高质量生活调高指标（见表2）。其中，高质量生产突出创新投入（研发投入占比、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生产效率（全员劳动生产率）和产出结构（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制造业比重、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高质量生活突出住房（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供应量）和教育（新增幼儿园学位数和新增公办中小学学位数）。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都围绕第五代通信技术构建硬件制造与应用场景相结合的数字产业集群

在粤苏鲁三省中，广东提出5G技术创新应用及产业发展，4K电视网络应用与影视；江苏提出全面启动未来网络项目，建设无锡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很明显，粤苏两省的产业布局大同小异：在大方向选择上，都聚焦网络通信行业，并与应用场景统筹考虑；不同之处在于，江苏的未来网络比广东的5G技术范围更广，对应用场景侧重也有所不同，广东聚焦数字娱乐，江苏聚焦物联网。山东的做法和广东、江苏不同，以烟台万华百万吨乙烯一体化、潍柴新能源动力产业园为代表的项目主要集中在石化和装备制造领域。

在四大城市中，上海布局华大半导体、华为无线通讯、蔚来电动汽车和海尔智谷四个项目，依托半导体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以及汽车和家电两大应用场景串联数字经济。广州提出新的产业概念IAB（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依托粤芯芯片、富士康和乐金两大新型显示面板，以及思科智慧应用串联数字经济，并开始在生物医药领域落地大项目寻求突破。深圳布局中芯国际12英寸芯片、华星光电新型显示、亚太高通量宽带通信系统等项目，下一代智能终端所需的计算、显示、通讯三大板块已经齐备。

（三）创新驱动：空间集聚和载体建设双管齐下，提高创新浓度

三省四市分别处在环渤海湾、长三角和珠三角，大都承担着为区域创新活动拓展新空间的任务。广东、广州和深圳提出建设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北京积极建设科技三城（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上海提出推进紫竹、杨浦、漕河泾、嘉定、临港、松江等科创中心构成的G60科创走廊。

在创新载体建设方面，上海全力推进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广东和江苏准备创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广东和山东准备申建国家实验室。在这些国家级载体之外，三省四市还新提出一批高精尖科研机构（见表3）。

（四）体制机制改革：向“最多跑一次”改革学思路、向土地资金优化配置要效率

受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启发，三省四市纷纷深化政务体制改革，推动经济管理权向市场靠近，社会管理权向百姓靠近，并从窗口办结、企业投资审批、打破信息孤岛、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入手，形成一批名称不同但内涵相近的改革措施，如上海的“单窗通办”、江苏的“不见面审批”、广东的“一门式、一网式”政务服务等。这些改革措施中，上海提出的“办事窗口无否决权”比较新颖，对集中办结难以处理的非标准化事项提出了办理规则。

为主动适应资源要素紧约束，三省四市普遍提出促进土地和资金向实体经济集聚的举措，以上海和深圳最为典型。针对土地，上海提出存量土地二次开发和土地全生命周期管理，深圳提出“拓展空间保障发展”十大专项行动，均从“用准、盘活、降成本”三方面构建新的建设用地利用方式（见表4）。针对资金，三省四市普遍提出大力培育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深圳首次提出设立科技金融租赁和科技保险公司。

（五）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着重提高金融监管穿透力

对照分析三省四市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做法，广东省和深圳市有新举措，正在将金融监管重心从金融机构下沉到金融业务和金融产品。广东提出简化属地金融机构产品结构；深圳开发出“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和监管信息系统”，以人、资金、业务为主线实施金融风险预警。在债务风险方面，广东特别关注国企承担的隐性负债，提出国企负债规模和资产负债率双重管控。

（六）乡村振兴：打造农业高新化载体、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农村社会风貌建设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粤苏鲁三省都在谋划建设一批体现高科技的涉农研发载体。广东提出创建国家（广东）种业科技创新中心，江苏提出举办国家“双新双创”博览会和现代农业科技大会，山东提出加快建设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表1　2018年三省四市GDP和投资增速预期及2017年实绩

表2　2018年各省市调高的指标一览

表3　三省四市新谋划的科研机构

表4　上海和深圳的建设用地利用方式创新

农村改革方面，广东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上有新突破，提出加快推进农村旧住宅、废弃宅基地、空心村等闲置建设用地拆旧复垦。

农村社会风貌方面，上海新推出村沟宅河治理和农药化肥使用减量两项措施，江苏提出总结推广徐州马庄经验，上海提出加快培养新一代乡村医生。

（七）区域协调：大都提出区域协作的实体化平台，积极部署一体化事项

在环渤海湾，北京推动雄安新区与城市副中心两翼联动，提出全力抓好北京新机场工程，并从交通一体化、污染联防联控、基本公共服务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协同举措。

在长三角，上海从区域协同创新网络，共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区域市场统一开放，污染联防联控四方面推动长三角一体化；江苏打造接轨上海新平台，在紧邻上海浦东的一小时经济圈内建设通州湾江海联动示范区。

在珠三角，广东针对粤港澳大湾区提出三项新举措，分别是主要城市间1小时通达、“一地两检”等通关模式改革、粤港和粤澳联合海外招商推介。广州在广佛同城化基础上，提出共建广清产业合作园，推动广清一体化。深圳依托前海推动粤港澳深度合作，在河套地区与香港共建深港科技创新特别合作区，通过深汕特别合作区推动深圳都市圈东向发展。

（八）全面开放：依托境外产业园和招商联合体对接海外资源，积极构建便利双向投融资的跨境账户体系

三省四市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均提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针对具体事项，三省四市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境外产业合作园或物流合作园，有一省两市提出探索新的资金账户体系，有两省提出探索建立境外招商载体（见表5）。

对新时期浙江高质量发展的若干启示

浙江《政府工作报告》已经对今后一段时期的重点工作做出明确部署，下阶段关键是抓好落实。三省四市在八方面提出的新举措，为浙江落实好各项工作提供了不少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做法，值得借鉴。

构建稳中有进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可将GDP增速不低于6.5%、收入和GDP增速同步、调查失业率和生态环境达到国家要求，作为体现“稳”的主要指标；将创新投入、生产效率、产出结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四大民生“痛点”，作为体现“进”的主要指标，适当调高预期引导发展。

表5　三省四市新提出的对外开放举措

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应放大浙江的应用端优势。浙江发展数字经济，短板在硬件制造，长板在各类应用。未来几年，随着广东、江苏、上海、深圳，广州在硬件制造上形成大规模产能，应用场景将成为决定新硬件能否导入市场的关键。浙江应牢牢抓住在应用端优势，通过整合区域性、行业性数字化转型产生的硬件需求，通过率先布局以“无人工厂”、无人驾驶、智慧城市为代表的下一代数字技术样板工程，用市场吸引、整合硬件制造项目，并使之牢牢嵌入浙江的产业。

关注“最多跑一次”改革的非标准事项。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已经成为一块金字招牌，如何落实好中央要求做进一步深化，上海围绕非标准化事项进行的创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建议在“一窗受理”后，对申请内容无明文对应的事项，设置一个“非标准件”集成服务小组负责明确牵头部门，并积极从中发现制度缺陷和改革突破口。

为开启大湾区建设，有必要在杭州湾南岸设立一个特别合作区。今年大湾区建设要推动“杭州宁波一体化发展和重大生产力优化布局”。从广佛、广清、深港、深汕等地的一体化做法看，以产业合作园、特别合作区等方式，在行政区交界地带实施联合开发，是从“邻避效应”走向“邻里效应”的有效手段之一。基于此，浙江可在杭甬连接带的上虞、慈溪等地启动产业园区整合提升工作，通过工业用地项目履约清理、重点污染企业腾退、低效产能外迁等方式，盘整新空间建设杭甬（或杭绍甬）特别合作区，作为承载浙江制造业大型单体项目的主平台，以点带面开启沿海深度开发。

乡村振兴应重视农业高新化发展。过去五年，浙江一产增加值年均增速为2.5%，低于全国平均速度2.8%，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乡村振兴。发展农业，浙江耕地稀缺，难以靠规模，只能靠科技。建议浙江借鉴粤苏鲁三省的做法，整合浙江省农科院、中国水稻研究所、浙江农林大学、浙江海洋大学和浙江大学农学院等省内涉农科技资源，创建一个国家级农业高新区，作为吸引人才资金进入农业农村的重要载体。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要提高监管穿透力。2017年浙江每百元GDP信贷资金占用比为174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2元，也高于广东、江苏和山东的140元、119元和98元。浙江每百元GDP信贷资金占用比偏高，意味着可能有相当一批信贷资金投在省外，去杠杆背景下，省外金融风险回流不可小觑。建议浙江借鉴广东和深圳的做法，将金融监管下沉到产品层面。具体而言，浙江属地金融机构新发行的金融产品，要简化结构；规模较大的存量金融产品，应看到背后的客户和资金流向，确保万无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