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即位时，国内社会矛盾已经威胁到沙皇专制统治的根本，俄国的历史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此时的俄国面临着革命与改革的两难境地。在这期间以亚历山大二世为首的沙皇政府，先后进行了农奴制改革、地方自治改革、司法改革及军事改革。改革的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领域，促使俄罗斯社会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同时，一些新的历史因素的出现又使这场变革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刻性。这些新因素一方面是俄国社会本身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来自当时先进的欧洲国家英国、法国等的影响。

关键词：革命；亚历山大二世改革；专制；知识分子

俄国的政体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沙皇为国家最高主宰者，拥有立法、司法、行政最高權力。沙皇可以按照个人意志治理国家，没有宪法约束其行为。任何改革的对象都是针对现有的体制，俄国的改革亦是如此。虽然俄国自从立国以来，政治经济体制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但在1861年前已经稳定地形成了沙皇封建专制与农奴制二位一体的结构。

1 改革前俄国的国内格局

1.1 废除农奴制的必要性

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是体制危机的产物，当时社会体制的危机渗透于19世纪中叶的俄罗斯社会的各个层面。改革前俄罗斯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19世纪中叶还没有明显的经济危机的征兆，出现社会经济稳定的错觉在于安抚住了地主和农奴主，但社会生产开始分化。亚历山大二世想最大限度地使封建贵族和农奴都满意，在巨变的同时维持国内局势稳定，让农奴以赎买的方式获得土地或许是最佳的选择。但是失去土地的农民数量逐渐增加，他们只好外出打工，在黑土地带地主剥夺了农民的一半以上的土地。农民可以向地主租赁土地，但农民承担不起沉重的劳役和地租。失去土地的农奴从4%增长到7%，达到了150万人。在这内外交困的关头，亚历山大二世本能地意识到，必须立即采取措施，顺应潮流，不可坐等火山爆发，而当务之急，尽快废除农奴制才是俄国的出路。

1.2 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主导作用

近代价值观起自尼德兰，充实于英国，张扬于法国，其精神实质是自由主义。这一思潮曾经打着恢复希腊民主共和传统的招牌，以一种全新的角度解释人的价值以及合乎人类理性的政治和道德原则。尽管这种价值以不同的主义和思想流派为表现形式，然其总的倾向是一致的，这就是要求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要结束专制统治，实行依法治国的宪政；要求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这种近代价值观比较早地传入俄国。十二月党人是第一批接受这种观点的俄国先进分子，并且进行了悲壮英勇的尝试。来自德国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曾经着力推动了法国启蒙思想在俄国的传播。到1861年，自由主义不仅是体制外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指导思想，体制内一批开明的高官也深受影响，自由主义成为改革的主要思想渊源。

2 改革的延伸

2.1 司法与地方自治改革的触及

解放农奴无疑是亚历山大二世最璀璨的成就，但它只是他推行的一系列重大改革的序幕。随着俄国农奴制经济基础的崩溃，俄国的上层建筑也相应地发生了巨大变化。19世纪60-70年代，俄国政府在司法、地方自治、教育、出版、军事、财政诸领域进行了改革。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司法与地方改革。改革前的俄国司法制度极为腐败野蛮，甚至连尼古拉一世亦认为有必要改革一番。但因鲍鲁夫领导的几个委员会所草拟的司法改革方案杂乱无章，结果在尼古拉一世时代未进行实质性改革。但在1861年以前，沙皇一直忙碌其它事务，把司法改革一事耽搁下来。解放农奴后，废除陈陋的庄园司法制度，创建一套体现近代文明风貌的新司法制度便成了当务之急。1862年，委员会把司法改革原则方案公布于众。其总的方针是，司法机构必须完全从行政机构中独立出来；法庭审判应完全公开化；刑事案件应采用陪审团制度；普通法庭程序应大大简化。新设置的司法机构精简而匀称，由相互独立的两套系统组成。一套是地方治安法院系统，一套是正规法院系统。两者的职责权限不同：前者负责受理一些不涉及复杂法律原则的小案件，并尽量以调解方式解决日常生活中的争执冲突；后者则专门受理比较复杂的案件。地方法院的法官由当地民众推选产生，正规法院的法官是由沙皇亲自授命的受过严格法律专业训练的专家担任。法律观念总是与政治观念紧密相关。

2.2 激进知识分子—对“亚历山大二世”的呐喊

从彼得一世到亚历山大二世，俄国政府在近代化过程中始终面临一种专制政体本身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专制政府在新近崛起的西欧近代化国家历史性挑战压力下，为争霸图存，理智地意识到必须要引入西欧科技、工业体制，必须要创办西欧式新型学校，为近代化培养干部和精英人材，客观上为俄国造就了一大批近代型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专制政府为了一小撮权贵私利继续本能地维系旧的专制统治，这就使接受了西欧民主、自由价值观念的俄国近代型知识分子对俄国非近代化的政治文化氛围深痛无绝。我认为，在这样的循环中，俄国专制政府就陷入一边不断地培养近代化精英人材，同时一边不断地造就一批又一批自身掘墓人这一进退两难的困境。诚然，亚历山大二世推行的诸改革对人民有一定程度的让步，在某些方面促进了俄国近代化的演讲，与反动的尼古拉一世时代相比，无疑体现了一种历史进步。然而，改革毕竟是专制君主在革命危机压力下所做出的一种以不损害自身利益为前提的有限度让步，沙俄国家政体的专制性质丝毫没有改变，这就使俄国依然未能摆脱在近代化进程中与知识分子激烈对峙这一根深蒂固的梦魇。正是这种对峙最终导致这场改革走向倒退。1863年，发生了喀山军官、学生密谋策动伏尔加河流域农民起义案。1864年莫斯科大学的伊舒京革命小组十分活跃。1865年12月彼得堡自治局的对于知识分子的这种矛盾性下的举措，或许可以理解成为观念性的问题。当时的激进知识分子要求立宪，学习西方的体制，但是每个国家的环境和民族精神都是不一样的。俄国有自己独特的东正教文化。“我的出发点是无限自由，我的结论是无限专制。”—希加廖夫这样说。同时我认为，传统与现代之间是不能对立起来的，在某个具体的环境之中所要考虑到的是大方位，以及当时的俄国社会问题。

任何社会都是在改革中得以前进和发展的，俄罗斯帝国建立以来，大大小小的改革不绝于史，不断推动俄国社会经济发展，使其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期内保持繁荣与强大。“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亚历山大二世仅仅是漫长的俄罗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对他本人而言，功过是非的评价仅仅是身后事而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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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婷婷（1995-），女，硕士研究生在读，苏州科技大学，俄国历史文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