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诗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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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棉村的山头，樊建川曾捡走一块门牌。那是一个依山而建的村庄，地震时暴发泥石流，整个村庄被埋了。

生者捡了门牌匾，用粉笔在上面写“安息吧亲人”，点上香烛后离开了。还没等蜡烛烧完，樊建川带着工作人员赶到了。他一眼望见这个牌子，“马上就捡走了。”震后几天阴雨不断，他怕雨水冲掉上面的粉笔字。现在，这块牌子用相框裱起，挂在博物馆内的墙上。

博物馆里还有许多看起来类似的物品：连接道路、疏散灾民的木头桥，武警喝壮行酒后砸破的酒碗碎片，用于空投物资的降落伞……

物品旁的解说文字通常不会超过60字，但如果对地震了解得更多一一以汶川为例，道路没有在第一时间疏通，阻碍了后续的救援一一也许会从这些物品本身思考出更多蕴含的意义。

遇难者的小提琴、煤矿里挖出的算盘，以及绵竹年画村（全村被埋）的年画墙碎块，都被带回了博物馆。因为收集废弃物品，馆长樊建川曾一度被大众戏谑为“捡破烂的”。在一次采访中，他这样解释自己收集的标准，“什么东西能够证明这件事的存在和发展，就值得被收藏。”

馆中最令人驻足的物品，可能要数一件新娘婚纱。地震时，一个摄影师带着六个新人在鸳鸯池拍摄婚纱照，一对新人当场遇难。一个月后，樊建川带领工作人员回到现场寻找新人的遗物。因为水源堵死，且有尸体在其中腐化，本来清澈的湖水已经成为一潭死水，人们不得不在湖而铺撒许多层石灰消毒。

最终，樊建川用木棒找到了一截染血的婚纱。这件婚纱连同新娘曾穿戴的花环和高跟鞋一起，被放进了展厅。展品的上方，写有这对新人的爱情故事。

2000多件展品中，一封书信尤为重要。地震发生后，成都市民李培芳给时任市长葛红林写信，呼吁“抗震防灾，以防为主”。她在信中写下几点：1.督促各基层设立抗震防震机构：2.对已建房屋及建筑物，重要的设备设施进行普查，对未设防及未达标的建筑进行加固：3.加强设防管理，把好设计关。

在信纸第一页的顶端，留有市长亲自批复的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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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地震发生后，樊建川很快就决定成立震撼日记馆。工作人员白天去灾区收集文物，夜晚消毒，次日，前一天收集来的文物就被摆上展台。仅一个月，博物馆就向公众开放了。

这里不同于国内任何一间博物馆的明亮、精致。日记馆的白色水泥墙看起来涂抹不匀，像是一座毛坯楼。地板是钢筋材质的。每隔10米左右墙上就有破洞，洞里是不同震区现场的还原：破碎的瓦砾、废墟、裸砖，和暴露在外的钢筋。参观时，一股夹杂着粉尘、铁锈的气味，偶尔钻进鼻腔，隐隐约约，是废墟的味道。

鸟巢的中方设计者李兴钢也参与了馆内的设计。展品按照自身所代表的时间顺序，密集地陈设了两层楼。每一道门槛上贴着一张日历，从5月12日到6月12日，一间间房的天花板上印着黑色的统计数据：遇难者、伤者和捐赠金额。

设计者们力求还原震后初期的观感，参观者们行走数千米参观路线的同时，走的也是震后30天一个城市的重建，以及6万多人最后的生命历程。

日记馆的门前竖着一块牌子：馆内部分内容可能引起不适，请未成年人在成年人陪同下观看。正如它的名字一样一一“震撼日记”，细细地全程走一遍，确实有不少震撼。

一幅幅影像记录着一张张真实的脸：三位困在大山里三天的灾民，艰难跋涉30多公里终于走出大山，情不自禁地相拥痛哭：穿着粗布、土鞋，将年迈母亲放进竹筐里背离灾区的中年男人正在擦汗：一位母亲哭着呼救，请人尽快救出还埋在废墟内的儿子……

因为工作关系，我去过国内一些知名的纪念馆和纪念碑。2016年，唐山大地震40周年时，我与同事蹲守在地震遗址纪念公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长达数百米的黑色花岗岩石板墙上，正反两面刻满了24万个逝者的名字。有两面墙是空白的，留给那些没有被找到、统计到的名字。人名被烫了鎏金。除此之外，无论在这座公园还是唐山的地震纪念馆里，并没有关于一个逝去生命的具体故事。

而在汶川、北川的地震博物館与各式纪念广场（公园），建筑恢宏壮阔，但数字之外，依然没能见到关于普通生命的故事。

震撼日记馆作为一个私人博物馆，提供了新的叙事逻辑。日记馆以日期为线索，将震后一月内的每一天还原，展品绝大多数来源于遇难者和幸存者，其中更不乏普通人的故事。馆中随处竖立着牌子：别说话，让文物说话。

在地震现场搜寻文物并没有想象中容易。

2008年5月31日下午。原成都军区某陆航团一架米-171直升机在执行运送受伤群众任务中，在汶川映秀镇附近失事。包括机长邱光华在内的5名机组成员和13名群众全部遇难。

为了搜寻失事的米-171直升机残骸，馆方花费了10天时间。整个搜救区域高山密林，人迹罕至，很多地方几乎是绝壁.余震不断，塌方、泥石流随时发生，搜救与搜寻工作只能一米一米地推进。最终，残骸在计划飞行的反方向被找到。樊建川把机身残骸、机长的飞行日志和部分遇难者遗物带回了博物馆。

在那个边缘有烧黑痕迹、比火柴盒稍大一些的绿色长方形小盒子里，记载着机长邱光华当天已经执行了7次飞行。“很可能是疲劳驾驶，飞了反方向而触崖。塔台最后留存的信息是指挥其向右飞行，但最终我们在左侧的山谷中找到了残骸。”博物馆文宣负责人黄毅告诉我。

一周前，我在位于映秀的“5·12”集体公墓中第一次知道了这个失事机组。他们在公墓中拥有一座专门的纪念碑。公墓在一座小山体上，顶端的花坛很美，白色蝴蝶在其间飞舞。

我从当地女孩那里买了一朵花，把它献给了这个失事的机组。我清楚地记得，在纪念碑旁边的金属牌上写着：突遇低云大雾和强气流，不幸失事。

3

很多年过去，我仍然记得地震发生后一篇流传很广的报道《灾后北川残酷一面》中写到的北川现场：孩子们的尸体是“青色和白色的，只有漂亮的头颅和柔软的身体仍旧是优雅的”。

我一直不知道，那些从废墟里伸出来的小手，其实是青灰色的。

在日记馆的二层，有一条向下的楼梯，通往一个独立的地下空间：学生与校园专题。没走几步就能看见一张放大的照片：从废墟中伸出的一只还紧握着铅笔的小手。

这里有一整面书包墙。从废墟里挖出的书包沾满粉尘，颜色是灰蒙蒙的鲜艳：红的蓝的黄的粉的。这里罗列了受灾最重的学校：北川中学、映秀小学、聚源中学、汉旺外国语学校……

出于新闻伦理和一些其他原因，当年主流媒体登出的照片并没能展现出现场残酷的一面。在这座博物馆陈设的摄影图片里，许多没有出处与作者，但更惊心动魄。

一个父亲守在儿子的遗体旁边，用衣服盖住了他的上半身一一但从轮廓可以看出，脖子以上的部分空了：那些哭倒在孩子身边的父母，身旁是正在燃烧的祭品与香烛：在聚源中学，尸体转运前，父母在孩子的袜子上写下了名字与电话。

我参观的那几天，几个年轻的女性都在这里落泪了。有男人用很轻的口哨声吹起了《天空之城》。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樊建川在聚源中学收集文物时曾被拦住，要求放下所有手上的物品，“好遗憾，本来可以找到很多（文物）。”根据官方数字，聚源中学最终有278名师生遇难。

遇难者中，第一个被找到的学生叫胡慧珊。设计师刘家琨为她设计了一座“胡慧珊纪念馆”，内部被刷成她最爱的粉色，曾收藏了她的乳牙、脐带等物品。这是汶川地震中唯一一个纪念个人的纪念馆，设计师的初衷是“纪念、尊重所有的普通生命”。

不过，这座外形像救灾帐篷的小建筑隐藏在日记馆左侧不足百米的草坪中.被茂密的竹林遮蔽，没有任何指示牌。因为一些原因，胡慧珊纪念馆不再对公众开放。

十几天前，我在映秀参观了漩口中学遗址。地震时，整座学校下陷。政府保留了壮观的倒塌建筑，一面崭新的国旗挂在旗杆上，是整片遗址的最高点。最醒目的是入口处是硕大的汶川特大地震纪念表盘，以及那座由文字和浮雕组成的特大地震记事墙，是震后专门修建的，看起来价值不菲。纪念墙上的百字内容，介绍了地震的震源、震中、发生时间。以及伤亡人数和财产损失情况。

相比之下，日记馆中的学校专题馆更像一个细胞显微镜。这里没有任何宏阔的建筑和物品，只有一面高约5米的黑白照片墙。照片里，几十个家长将遇难学生的遗照捧在胸前，整齐地跪在一起。为了做出高达五米的效果，馆方将同一张照片进行了复制拼接，最终达成了震撼的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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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毅告诉我，日记馆建成的那一年，几乎人人走进去必会“哭着出来”。

后来，看的人少了。每年5月，人流开始多起来，通常都会在5月12日那天到达顶峰。这一天接待的人群通常以单位党建和学校春游为主。

一名讲解员曾略带失落地告诉我.孩子们参观时“很闹”，即使是大人，绝大多数“更像是凑个热闹”，没有耐心深究展品背后的故事。

只有少数特意赶来的，会显现出不同寻常的安静与投入。我凑巧碰上一对，在范美忠的展区。

范美忠那副眼镜静静地躺在玻璃罩子里，10年来接受了不少参观者的嘲笑。我站在边上时。身边就有不少人看到它后大喊一一“这就是那个范跑跑”，“简直是无耻”。

10年前，得悉震撼日记馆开放后，范美忠主动联系了馆长樊建川，“想来看看”。因为地震中先于学生逃生，之后他又在网络发表了言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女儿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人，哪怕是我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因为成年人我抱不动，间不容发之际逃出一个是一个。”教师范美忠从此被网友讥讽为“范跑跑”。

“我们希望你能捐献你的眼镜，让我们展出。”听到樊建川的提议时，范美忠没有任何犹豫，当即摘下了眼镜。当天，他在博物馆所在的安仁古镇老街上，配了一副新眼镜，并将发票拿给樊建川报销。于是，发票也成为了展品之一。一口气捐出的，还有地震时.他正在讲课用的《红楼梦》，书的封面上写有：“正在讲课。范美忠5.12”。

这些物品上方的墙壁上，是樊建川的特别批注：“之所以展示范美忠老師，是因为我们尊重范老师的言论自由……针对范美忠老师的言行，社会公众评价褒贬不一，而这也正是社会多元化发展的表现。”

一对中年夫妇，叔叔手里拿单反，阿姨戴着副金丝边眼镜，看起来很有修养。仔细阅读了墙上的馆长与范美忠留言，女士沉默了一会儿后说，“他们一个代表的是个人利益。一个代表的是集体利益。”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博物馆的人气始终不如馆外的“猪坚强”展区。今年11岁的猪坚强大部分时间都淡定地卧在干净的稻草上，任由游客在玻璃墙外呼喊，它也只是微微地睁个眼。

地震后，樊建川感动于猪坚强在废墟下被埋36天依旧生还的奇迹，将它带回博物馆，并用它作为日记馆路线的结尾一一是一种“大难不死”的寓意，也是积极、顽强的象征，为一路参观的沉重稍作一些缓释。

猪坚强火了，建川博物馆也跟着沾光了。但樊建川对此并不高兴，他认为人们将过多的注意力聚集在了猪身上，“并不是它不重要，而是有更多更重要的事，需要被看到和记住。”

为了让人们记住，博物馆在出口右侧的圆拱门后，设立了三面纪念墙。它们合成了一块约30平米的长方形空间，看起来像是墓园里的壁葬区，不同的是，这里没有骨灰，只有用3D打印的遇难者像，金属牌上标有遇难者的名字、出生日期与遇难地。墙上还有许多空白的地方，留给那些未能找到照片的逝者。

一条白色的通道从圆形拱门伸向纪念墙，上面刻着大写的遇难者数字：陆蓠玖仟贰佰贰拾柒。通道的尽头是三棵不及人高的雪松，像是三支未点燃的香。

一座钢铁蒲公英陈放在圆拱门外，正对着纪念墙一一这是美国艺术家史蒂夫·麦格鲁捐献的作品一颗被风吹尽的蒲公英，根茎连着一颗光秃秃的花芯，隐喻逝去的生命，也寓意生生不息的希望。

一旁白墙上印着的红字，是摘自毛泽东语录的话：“四川很有希望。”

来源：人物（微信公众号：renwumag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