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驰疆

对“国民科学家”袁隆平来说，1988年是特殊的。那一年。他在英国伦敦获得让克奖，奖金2万英镑，回国后不久，又当选湖南省政协副主席。那是科技的春天，“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和他的两系杂交稻风头正劲。但寒冬接踵而至。第二年长江流域出现罕见的盛夏低温，两系杂交稻产量严重下滑，很多专家都觉得这种水稻育性不可控，认定两系杂交稻到了穷途末路。于是。争议四起。

争议，他不是没经历过：上世纪60年代刚做杂交水稻时，他就被人揶揄理论不对；“文革”期间，他遭遇过秧苗全部被毁；寻找雄蕊败育野生稻10年里，他不断被泼冷水……但他能做的，就是在經费短缺的情况下坚持实验，哪怕海南的烈日和云南的地震也不能熄灭他的杂交水稻梦。

当时，外省的两系稻已经停种，只有湖南还悬而未决。在湖南，反对两系稻的，有学者，也有行政领导。专家、领导坐在一起开会，全场只有袁隆平坚持种植，他平静地说：“两系杂交稻是新事物，新事物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很正常，不能一棍子打死。”就这样，花甲之年的袁隆平又回到了田里，整整研究两年。终于找出了“病因”：两系稻的育性变化不仅与光照有关，还和温度有关。既然两系杂交稻育性波动的关键在温度临界点，那就可以用降低温度临界点的方法解决减产问题。

从1988年往后，有关杂交水稻的此类争议时不时会出现，袁隆平的应对方法永远只有一条：下田实践。人们经常能在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标题：《70岁袁隆平又下地》《87岁的袁隆平悄悄下田》《为了种田，袁隆平把抽了60多年的烟都戒了》……他心里始终信奉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