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晖

今天，一年一度的高考再次鸣锣。可以说，高考不仅牵动着千万考生和家庭的视线，同时相关信息的传播也让高考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关注。

只要我们留心观察，就不难发现社会上对于高考过度关注的种种异常现象。比如考前某些学校热火朝天的“高考宣誓”，临考有些考生“集体撕书”发泄，还有些家长在孩子高考前“求神拜佛”。再做深入观察，还会发现有不少地方或学校仍执着于考入“清华北大”的人数并视为政绩，有些高校也通过各种方式提前“掐尖”，高考后许多学校大肆炫耀向全国人民“报喜”。而在社会上，有关高考的衍生品也是层出不穷，比如“高考营养餐”“高考房”就供不应求，许多商家还利用高考“状元”“谢师宴”等来做文章。诸如此类现象，年年常有，岁岁常新，某种程度上极易诱发全民焦虑。现在社会上提的“中产焦虑”，很重要的一块就在于对孩子教育的焦虑，其实和高考休戚相关。

高考自1977年恢复开始，40多年来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选拔了一批批优秀人才，许多贫困地区的孩子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在我国大学扩招之前，毛入学率还不到10%，大学生被看作天之骄子。经过近20年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接近50%，许多省份高考录取率都超过了80%。但即便如此，对于高考的焦虑，却一直如影随形。

对高考的过分关注，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我国自隋朝开始科举取士以来，教育就被赋予了特别功能，它不仅仅是求知问道探究真理的方式，更是成为阶层流动、实现个人理想和抱负的一条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