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树

5月25日，爱尔兰民众在首都都柏林举行一场规模很大的游行。他们高喊“我的身体我做主”的口号，手里举着的标牌上，还画着一个绿色的爱心，中心写着“废除”。

整个爱尔兰，正在举行一场公投，对象是有着“欧洲最严反堕胎法律”之称的宪法第八修正案。在这个传统且保守的天主教国家，想要废除反堕胎的法律，并不容易。

越来越多的民众聚集在市中心的广场上，等待最终结果。

广播响起来了。“支持废除第八修正案的投票率为66.4%。”游行的人们开始尖叫，相互拥抱、擦拭泪水。这意味着，欧洲“最严反堕胎法”已成为过去。

“内战早已开始”

“这一天，爱尔兰从最后一片阴影中走出，沐浴光明。” 爱尔兰总理利奥·瓦拉德卡对公投结果表示欢迎，“静悄悄的革命胜利了。”

这位爱尔兰史上最年轻的总理在去年当选，他亦是爱尔兰首位同性恋总理。瓦拉德卡曾多次在公开场合、社交媒体上表示支持废除反堕胎法，动员民众“停止对女性的不公平对待”。

继2015年公投实现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后，这个天主教国家在社会议题上再度实现突破——延续整整35年的女性身体自主权之战终于结束。

5月26日，“选择派”团体在公投结束后，于都柏林城堡举行集会庆祝胜利

35年前，都柏林上演的是另一幅情景。当时爱尔兰也是就“第八修正案”进行公投，结果与这次正好相反——66.9%的人支持通过这一修正案。

“内战早已开始”，当年的《爱尔兰时报》写道。“爱尔兰分裂成两个民族”——支持女性自由堕胎权利的“选择派”和反对堕胎合法的“生命派”。

“生命派”指责“选择派”为杀人犯。“选择派”则愤怒回应，在严苛的反堕胎政策下，“女性就是二等公民，是行走的子宫”。

这场撕裂爱尔兰的运动，可追溯至英国统治时期。那时，爱尔兰遵循英国于1831年制定的《人身侵害法》，严禁堕胎，违者将面临最高可达终身监禁的刑罚。爱尔兰独立后，这一规定沿袭下来。

随着时间流逝，变革在美国、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相继发生。1967年，英国议会通过《堕胎法》，将人工流产非罪化，短于24周的妊娠可由具有行医资格的医生终止。197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罗诉韦德”案中，承认堕胎合法——是否继续怀孕属于女性的个人隐私和自主选择，受法律保护。

这两起重大变革让爱尔兰保守派感到不安，文化上的同源，令他们担心爱尔兰将步英美后尘。现实中，前往英国堕胎的爱尔兰女性数量也确实在显著增长。

1981年，爱尔兰的反堕胎游说团体“支持生命修宪运动”诞生，意在推动“胎儿与母亲同权”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确立。这个团体受到经济实力、影响力强大的天主教会有力支持。不久后，爱尔兰政府宣布就“胎儿是否与母亲享有同等生命权”于次年举行公投。

1983年公投，“生命派”获胜，第八修正案生效。未出生胎儿获得与母亲同等的生命权，“女性仅在生命处于危险中才能被允许堕胎”。这意味着，女性在强奸、乱伦、胎儿异常、身心健康受损等情况下，都无权终止妊娠。

此外，第八修正案因刑罚之重被视作“欧洲最严厉的反堕胎法律”。堕胎、协助他人堕胎或是提供堕胎相关信息都是重罪，违者最高刑罚可达14年监禁——这几乎和谋杀罪量刑相等。相比而言，在全面禁止堕胎的马耳他，违者最高刑期为三年。天主教中心梵蒂冈城中，反堕胎法更像是一种“姿态”——该国仅有30名女性公民，且在将其包围的意大利，堕胎合法。

无数悲剧，因此发生。

X的噩梦

X怀孕了。

“X”并非她的真实姓名。为保护这名未成年受害者，法庭和媒体将她化名为“X”。

这是1992年1月27日。年仅14岁的X犹豫再三，最终选择告诉父母自己的遭遇——她被强奸，对方是父亲的朋友。

X的母亲立即带她去医院进行检查。三天后，X确诊怀孕。强奸的噩梦尚未散去，检验结果让X陷入崩溃状态。警察反复问话，嫌疑人遲迟未被捕，这些都让X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妈妈，我不想活下去了。”几天后，X告诉母亲自己不想生下孩子。由于在国内不可能接受堕胎手术，她产生了自杀的念头。

X的父母在商议后，决定带女儿前往英格兰进行人工流产。那时，每年都有四千余名爱尔兰女性作出与X父母相同的选择。据英国卫生部统计，自80年代以来，前往英格兰和威尔士堕胎的女性数量总计约17万。经济状况不好的女性则冒着生命危险和被监禁的风险，购买药物，自行堕胎。

由于嫌疑人坚持自己无罪，X的父母在临行前联系警察，询问手术后从胎儿处提取的DNA是否能在法庭上作为有效证据。

警察对此无法给出确切答复，将此事交至总检察长办公室，寻求法律协助。时任总检察长惠尔汉并未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以违反第八修正案为由，向X发布紧急旅行禁令。已经到达英格兰的X不得不再次回到爱尔兰。在伦敦火车站，X开始自残。

与此同时，惠尔汉向高等法院提交此案，申请对X实行长达九个月的禁令，强制要求X不得离境进行人工流产。X的律师团队则以“受害人因怀孕而产生自杀倾向，属于处于生命危险的情况”为由进行抗辩。

高等法院最终判定“国家有保障胎儿生命权的义务”，批准禁令。X的律师团队随后上诉至最高法院。这一次，X获得合法堕胎权——最高法院推翻之前的判决，认定“自杀风险属于生命危险”。然而，在再度启程前往英格兰的路上，X因身体原因自然流产。

一波三折的X案在爱尔兰乃至国际社会引起震动。在媒体报道和公民团体运动的施压下，在几个月内，政府连续主导进行三场公投。其中，否定自杀属于生命风险的第十二修正案未通过，分别赋予孕妇出国堕胎自由和在国外接受、分发堕胎服务信息自由的第十三、十四修正案则得以通过。

随着X渐渐淡出公众视线，这场关于女性堕胎权的革命又再次变得“静悄悄”——一切看似静止，但随着各种极端案例出现，爱尔兰女性革命暗流涌动。

萨维塔之死

萨维塔怀孕了。

这是2012年10月21日。31岁的印度裔牙医萨维塔在怀孕第十七周时，突然感到背部阵阵作痛。次日，她的丈夫将她送往医院就诊。事实上，此时她因血液感染而罹患败血症，但医生未能从检查报告里数量异常的白细胞中看出任何端倪。

不过，医生注意到萨维塔孕囊异常，自然流产几乎必不可免。据萨维塔的丈夫回忆，她因为难忍疼痛，在得知胎儿无法保住后，询问医生是否能为自己进行人工流产。检测到胎儿仍有心跳征兆，医生以“她并未处于生命危险中”为由，拒绝了她的请求。一天后，她在医生查房时再度发出同样的请求。

“爱尔兰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医生回答道，“这是法律规定。”

“可我既不是爱尔兰人也不是天主教徒。” 萨维塔并没有放弃。

2012年11月21日，示威者聚集在议会大楼外纪念死去的萨维塔

医生摇了摇头，坚称自己没有办法。25日，胎儿心跳停止，医生为萨维塔进行手术，将死去的胎儿取出，并开始对她进行治疗——进行血液透析和补充血小板。这时，她的身体状况已急转直下，不容乐观。28日，她被宣告死亡。

萨维塔之死激起“选择派”的愤怒。他们上街游行，在社交媒体上打出“废除第八修正案”的标签，人们竞相转发。她的死亦引起“生命派”对于堕胎限制的重新思考：“我们失去了母亲，也失去了孩子。”

2013年7月，时任总理希金斯签署《2013年孕期生命保护法案》，规定女性在怀孕对其生命造成或可能造成风险（包括自杀）时，可以堕胎。20年后，X案判决中“自杀属于风险”这一论述才以立法形式确立下来。

然而，这个迟来的让步已经不够——“选择派”想要争取完整的“身体自主权”。

胜利与妥协

推特、脸书已经变成“生命派”和“选择派”的“战场”。随着欧洲、美国女权团体的介入，“战役”的范围，已经超出爱尔兰，成为一场国际事件。

与此同时，上十万侨居海外的爱尔兰人完成注册，计划购买机票，回国投票。

伴随着悲剧不断发生，天主教的影響力也正受到冲击。随着天主教会屡屡被曝出性侵儿童、隐瞒收养儿童重病与死亡等事件后，其公信力和支持率严重下滑。

在这些变化下，爱尔兰政府中的修宪阻力一点点变小。2018年初，国会中的两大“反堕胎”保守政党，统一党和共同党在修宪一事上“松口”，废除第八修正案的公投终于进行，并于5月25日通过。

随着第八修正案的废除，已草拟完毕的《人工流产管理草案》静待生效。该法将赋予女性更多自主权，同时也是让“选择派”和“生命派”都相对满意的一次妥协——在怀孕12周内，女性可依照自己的意愿终止妊娠。但若孕期超过24周，原则上禁止堕胎。

事实上，12周也是欧洲半数国家选定的“自由线”。仅在堕胎政策最为宽松的荷兰和英国（北爱尔兰除外），女性才能在怀孕超过24周的情况下堕胎。

如今，欧洲仅有马耳他和梵蒂冈国仍全面禁止人工流产。在堕胎受到较严限制的波兰，正因为爱尔兰公投而经历社会“大地震”——在那里，主张进一步放宽堕胎要求的“选择派”，正期待胜利能降临在波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