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鸣宇

紫禁城内，太和殿东侧坐落着御茶膳房，这原本是清宫管理后厨事务的办公楼，如今成了故宫博物院存放办展文物的库房。

那是个长方形的院子，南北各一幢两层高楼。库房是临时性的。一个展览结束，故宫博物院仔细清点文物后，便会及时归还给它们的主人。

去年盛夏，有批文物却在御茶膳房内存放了近两个月，等待一场可能关系它们生死的判决。

这批文物来自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包括金器、石器、象牙制器等，总共231件藏品，其中不乏国宝级文物。

来到中国前，这批文物已经在全球10個国家的18个博物馆停留。自法国开始，随后是意大利、荷兰、美国、加拿大……像接力一般巡展，历时11年，从未回到阿富汗。

阿富汗政局动荡，反动武装分子摧毁文物古迹的事件时有发生。上世纪90年代至2001年的战争冲突中，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受到严重破坏。2001年，其境内已有1500多年历史，世界第三高的巴米扬大佛也被塔利班炸毁，爆炸声持续了三四天。

有人形容，这批文物的巡展，几乎是一场“全球避难”。17年过去，阿富汗国内政治环境依旧严峻，在外的这批文物面临的选择却越来越少。中国极有可能成为这批文物“漂流”的最后一站，之后它们很可能要走向危险重重的归途。

碉堡一般的博物馆

2016年11月27日，韩国庆州国立博物馆为期两个月的展览结束后，故宫博物院成为这批文物的接棒者。特展定名“浴火重光——来自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宝藏”，陈列于故宫午门东雁翅楼，为期三个月，直到2017年6月17号。

按照惯例，如果没有确定的下家，故宫博物院会在当年7月，将这批文物送回阿富汗。随着闭展期限临近，一些人的焦虑感与日俱增。

穆罕默德·法希姆·拉希米，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年轻的馆长，此时已经着手腾出馆内两间房，用于存放这批文物。但他并不希望展览就此画上句号。

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建于1922年，旨在为本国文物提供一个安全的庇护所。馆内藏有10万多件珍贵的民族文物。

自上世纪70年代国内发生政变开始，博物馆屡遭冲击，2001年初，塔利班“浩劫般”袭击这里，板条箱被强行撬开，包装被撕开，文物被砸碎，万余件藏品70%被盗或被毁，损失巨大。目前大量文物仍处于漫长的修复期。

东京艺术大学特任教授井上隆史曾于2002年造访阿富汗，亲眼看见了许多被塔利班毁坏殆尽、变成碎片的佛像，也看到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内，“陈列有大批佛教壁画和希腊风格造像的二楼展览室几乎瓦片无存，只剩下几根柱子。”

现在，虽然首都喀布尔的局势稍稳，但风险并非没有。而且，如果真运回博物馆，路上都满是风险。2010年，英国曾追缴到一批文物，经调查发现，这批文物是战乱时期，武装反动分子从阿富汗国家博物馆抢劫、走私而来的。英方决定物归原主，但又担忧在路上会遭到偷袭，干脆直接调用军用直升机押运，空降到阿富汗国家博物馆。

井上隆史收到阿富汗国家博物馆馆长拉希米的来信，对方希望他作为中间人，协助讨论、评估该展继续在中国巡展的可能。

馆长拉希米还找到了邵学成。邵是中国人民大学佛教艺术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研究阿富汗为数不多的学者之一。拉希米曾对他说，“如果你不出来多呼吁下，这个展览可能真的只有一站了”。

邵学成去过阿富汗多次，最近一次是在今年3月，跟随中国敦煌研究院赴阿富汗进行文化遗产考察。

敦煌研究院选择的考察时段，在穆斯林传统的诺鲁孜新年期间，各派武装势力在此期间都会偃旗息鼓，相对来说，算是阿富汗比较安全的时期。可当考察团抵达喀布尔，正与阿富汗政府部门会谈时，外面忽然传来了爆炸声——喀布尔大学遭到了炸弹袭击。

邵学成一行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活动，一路谨小慎微。为避免过于显眼，他要求同伴身穿当地人服装，不能在互联网上发布定位、照片等。拜访阿富汗国家博物馆，他们乘坐的是防弹车，每个人必须戴着头盔，身穿黑色防弹衣。

“就像碉堡一样。”邵学成向本刊回忆。博物馆在喀布尔市郊区，入馆需经过两层防盗铁门，门口有带枪的士兵站岗，四周高墙上缠绕着铁丝网。主体建筑由一幢市政办公楼改造而成，大门紧锁。访客需要绕道后门进入;因供电不足，博物馆时常断电，参观只得打开手机照明。为防止文物在停电时被盗，一些重要展厅会关闭。博物馆客流量不多，“一天可能不超过十个人”。

在拉希米馆长引导下，考察团进入基本不对外开放的文物库房。“温湿度还可以，能够达到库房文物的基本保存需求”。邵学成说，但库房里不少文物都从未展陈，很多只在早期法国考古报告中出现过。因为缺乏灯光，它们失去了应有的美感。他后来在一篇随笔中感慨到：文物都昏暗地隐没在没有光泽的黑暗中，像是在沉睡。

国宝级文物

2005年，时任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访问法国。法国总统希拉克借机提出安排阿富汗文物展览的请求。卡尔扎伊应允。

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和法国吉美博物馆的专家共同挑选了231件文物。为运输安全起见，法国专家耗时三周对文物进行修复与固定。

一切准备就绪。临行，这批文物的海外出展计划却突然遭到阿富汗议会否决。议员们并不担心它们出国后的遭遇，真正的风险是，这些文物可能根本没办法安全运出阿富汗，运输途中就会遭到损坏、偷盗或抢劫。

“即使在首都喀布尔，从机场到博物馆这段里程，也是高危路段，没有一家运输公司愿意接单。”邵学成说，这段路程会经过非政府管辖的“战区”，文物要经武装车辆押运。

面对议员质疑，卡尔扎伊签署了一份总统特别许可，力挺文物出海。

此次展览意义重大，是阿富汗推翻国内塔利班武装以来，在国际上第一个大型艺术品展。阿富汗国家博物馆门前，曾悬挂过一条横幅，写着“只要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还在，这个国家就没有灭亡。”

这也成为阿富汗介绍自己的一种方式。“它向世界展示，阿富汗不仅是战争、杀戮和恐怖主义，还有生活、文化和艺术。”阿富汗信息和文化部副部长奥马尔·苏丹说。

由此，在武装部队押运下，231件珍宝安全抵达喀布尔机场，顺利出国，陈列在了法国吉美博物馆精致的展台上。

这批文物大部分从未在公开场合亮相。直到几年前，人们还以为它们已经永远地遗失了。

198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不久，博物馆万余藏品中最珍贵的一部分，被悄悄藏入喀布尔中央银行的保险箱，由极少数知道其秘密位置的人转移保护，因而逃过塔利班的统治，直到2004年才被开封清点。它们构成了此次展出的最主要部分。

其中，最重磅的展品来自阿富汗的蒂拉丘地遗址，外界称之为“黄金之丘”。这里出土的黄金艺术品精致、前卫、尤为抢眼。而且数量庞大，约100件藏品包含超过22000片黄金，被譽为“亚洲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黄金宝藏”。展品甚至包括“五树花叶式冠”，这类阿富汗国宝级文物。

2008年，这批文物赴美国展览时，《美国国家地理》杂志配套出版官方图录。编辑如是写道：“在这些被藏匿的文物宝藏里，你将会看见来自整个欧亚地区最精彩的考古发现。”

巴黎首展大获成功，之后意大利、荷兰等国的博物馆邀约也纷至沓来。2011年之前，这批文物一直在欧美大国间流转，游历小半个地球。各博物馆之间的周转期均在一个月左右，衔接较顺畅。

“当阿富汗迎来了真正和平，展览的文物就会平安地返还故里。”井上隆史说。这是十余年间接力这批珍宝的人们达成的共识。

但这场击鼓传花不会无休止地传递下去。巡展十余年，这批文物几乎走遍了所有有能力承办展览、且对阿富汗有兴趣的国家与城市，如今，故宫展览结束，再要找到接棒者并非易事。

邵学成电脑里有个文件夹，其中有一封收集了20位教授联名的信，郑重请求故宫博物院延长保管时间。“我们希望把文物留下来。我们需要时间找下家。”邵学成说。他几乎联系了所有省级博物馆，搜寻范围甚至扩展到热门景区的博物馆。

在国内，一家博物馆策展通常要提前一到两年做档期，安排场馆。每年布展预算也有限。这批文物总价值高达12亿人民币，需要投入的保险费用必然不菲，再加上文物运输费、随展人员的劳务费等，一场展览的开销超过百万元。

“没钱，没场地”，邵学成向本刊回忆，多数博物馆以这两个理由拒绝了他。

婚礼现场的电话

当邵学成积极为这批阿富汗珍宝寻找下家时，井上隆史受拉希米馆长之托，也在为它们谋求出路。2017年4月下旬，在日本前文化厅长官青柳正规引荐下，井上隆史结识了陈建中。

陈建中年过六旬，是日本黄山美术社社长，也是一名资深的策展人，其团队曾参与策划过多个中国文物赴日展览。井上隆史极力向陈建中解释那批珍宝的文化价值，希望故宫展结束后，能让其继续留在中国巡展。

陈建中的黄山美术社在中国有一家子公司——重庆东岭艺术品有限公司。听闻此事，他第一时间联系了东岭的负责人王灏，讨论承办阿富汗展的可能性。

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成本。王灏告诉本刊，将这批文物运回阿富汗的成本，“光运输费和国际保险费总和就超过100万”。按照惯例，这笔费用应由承办展览的博物馆支付。可文物展的下家还未确定，此时从故宫博物院接受这批珍宝，意味着东岭需要直接承担上百万的资金风险。那段时间，王灏与陈建中频繁通话，常常讨论到凌晨。陈建中也多次回到中国，拜访阿富汗驻华使馆、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等机构。

2006年11月，法国一位文物保护师在修理一片来自贝拉格姆城遗址的象牙制品，为展览做准备

最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也出面，支持东岭承办阿富汗展的项目运营，这才让二人下定决心，接手这批文物。

东岭与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签署正式办展协议当天，恰逢馆长拉希米结婚。王灏希望与馆长电话确认一些合作相关的重要问题，“通话时人家还在结婚（现场），刚吃过晚饭。”拉希米最为担心的是文物的保险与运输安全，电话里，他详细确认了相关承运公司的情况。

两人聊了一小时多，电话挂断，馆长在合同上签字，当晚邮件寄给了王灏，合作达成。

现在，王灏的最大难题，就是寻找下一位文物接棒者。

距离故宫展结束仅一周时间，下家展陈地点还未确认。邵学成说：“当时已经初步决定将文物运回阿富汗”。转机正是在此时出现。敦煌研究院决定承办阿富汗珍宝展。

敦煌研究院与阿富汗的渊源可追溯到2001年。那时，巴米扬大佛面临被塔利班炸毁的危机，日本艺术家平山郁夫发起联名抗议这个行径，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也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只是，这批文物的借展费对于敦煌研究院而言用太高了。邵学成与阿富汗博物馆方商讨，在将资金缩减到可承受的范围后，电话告知了敦煌研究院现任院长王旭东。

详细了解情况后，王旭东决定接纳这批珍宝。

2011年，阿富汗的这批文物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进行展出

“全球避难”与全民关注

2017年7月底，已经在御茶膳房停留了近两个月的阿富汗文物，再次启程。

231件文物存放在两间大房内。上午9点，王灏、运输公司同事、故宫博物院文物仓储的负责人等开始对文物进行点交。一件件珍宝从包装严密的盒子里取出，轻放在铺着柔软搌布的桌台上;鉴定人员仔细盘查文物情况，并进行拍照;再交由运输同事重新将其打包，放回盒内。整个过程持续了10天。

从北京到敦煌的行程又要耗时3天。驾驶路线需要提前规划，且严格保密，只在沿途的博物馆停留休息，文物运输车停放在博物馆的库房内。

为搭配敦煌的文化调性，展览主题由“浴火重光”改为“丝路秘宝”。两个月展期结束。这批文物又在敦煌研究院的库房内等待了5个月，在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支持下，才找到新的下家——四川成都博物馆。

成都的展览于今年2月开幕。临近闭幕，这批已经在中国展出一年多的藏品，突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4月，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发布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何乡为乐土，曾繁华如梦——阿富汗珍宝展展览推荐》，讲述了这批珍宝的由来，辗转流浪的处境，以及“如果找不到下一个展出地点，将不得不回到战火纷飞的阿富汗”的困境。

4月17号晚上10点左右，拥有84万微博粉丝的风息神泪看到这篇文章。关于阿富汗，古代的阿伊哈努姆城，黄金之丘，贵霜帝国……这些他都曾在书上了解过。而说起近现代的阿富汗，他的第一印象便是“战乱”。“现在的阿富汗，处境跟上世纪初的中国何其像。所以感慨了一下”。风息神泪告诉本刊记者。他微博上发布了一则相关内容，“希望各地博物馆伸出援手”。

这条微博如今被转发了三千多次。不少网友在相关微博下点名自己所在城市的博物馆，甚至有人直接写信质问当地博物馆，“为什么不承接这场阿富汗的珍宝展？”

成都的展出获得极大成功，3个月累积访问超过50万人次。在成都博物馆之后，又至少有郑州博物馆、深圳南山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承接了此次展览。展期排到了明年。

这场环球接力，终于能再持续下去。只是，等到明年，在中国的展览完毕后，这批文物何去何从，仍是一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