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恒 王莹莹

晚上六七点，下班之后的魏华颖常会接到工作相关的电话。不用看，她就能猜到，可能是北京市委组织部人才处打来的。“一看号码，准是”，魏华颖说，人才处的工作特别忙，“有时候都到晚上10点”。

魏华颖是首都经贸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人才发展系的副教授，因为专业原因，经常和北京市人才机构合作。北京计划出台新的人才政策时，常会请魏华颖和同事做相关调研工作。

对各地人才部门来说，现在正处于“战时”状态，全国二三线城市都开始了抢人大战，北京的近邻天津发起的人才攻势简直是“核武级别”，和北京同量级的上海、广州、深圳都按捺不住，加入战团。

人们通常会认为，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资源多、机会多，吸引人才并不需要费太大力气。事实正相反，他们的人才压力一点也不轻。这些一线城市，不但要警惕二三线城市抢人大战、同级别城市的高端人才竞争，还要尝试在“人口疏解”大背景下，找到一个平衡点。

超越京沪

4月26日，北京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些官员，来到首都经贸大学参加第一期北京人才沙龙，沙龙的目的是研讨北京的人才政策。

沙龙由北京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联合举办。北京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处长刘敏华发言时，一直强调的词是人才“开放”，要通过开放，逐步实现人才聚集。

在此之前，全国二三线城市的人才战已经持续很久。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终于也按捺不住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北京要加大科技创新、文化创意、体育、金融、高技能等人才引进力度;上海则要为高峰人才量身创设新型工作机构，不受行政级别、事业编制、岗位设置、工资总额限制;广州承诺，5年内投入约15亿元，为高层次人才提供住房保障、医疗保障、子女入学、创新创业、资助补贴等方面的优渥待遇;深圳也是要给予高层次人才奖励补 贴。

不过，与西安、成都等地的热闹相比，这些一线城市因其门槛过高，并未引起太大反响，在外界看来，好像显得颇为寂静。

2017年3月1日，西安开始实施“最开放的户籍准入政策”，西安各户政大厅、户籍室前来咨询、办理落户的群众络绎不绝

这些城市，确实没办法采用二三线城市的低门槛政策，控制人口是一线城市绕不过去的坎儿。以北京为例，它希望对人才开放，但对人口又要疏解，要控制。虽然单纯从政策上看，它们的指向不同，在实际操作中，界限却并不那么明确。比如北京提出的“以教育控人”，实际上也促使很多重视教育的中产家庭离开北京。

相对来说，越是高层次人才，越会重视教育。北京有家公司，曾打算从海外引进一位副总裁级的人物，其他条件都谈好了，但对方提出，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海淀区的某著名小学。结果，进不去。企业谈、区有关部门去沟通，都没办法。魏华颖说，“最后没上成这个学校，人家也没来。”

正是在控制人口的大背景下，北京上海的人口都开始减少。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北京常住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了2.2万，如果不考虑自然增长因素（出生人口数减去死亡人口数），2017年常住北京的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了10.4万人。上海也是如此，常住人口减少了1.37万，不计算自然增长因素的话，这个数字是8.2万人。

有些年轻人正变得不太喜欢大城市。魏华颖到创新工场做调研时，李开复也曾谈及，过去几年，他们刚做风投、孵化器时，创业人才大部分都集中在北京。那时候，中关村的创业咖啡馆，随时都有谈项目的年轻人。但是最近，他慢慢发现，很多创业者转向杭州等江浙一带，人才流动的方向变得比以前更多了。

上海面临着和北京同样的困难。“现在上海面对的一个大问题是生活比较困难，我有一些同事离开上海去了杭州、南京”，霍健英说。他是一个香港人，2015年1月来上海，参与区块链的项目，主要是做比特币。最近两年，他认识的一些人正在离开上海，“在一个地方工作，我拿的工资追不上生活质量的话，很多人就不爱去了。”

2017年，一家招聘网站发布的《应届生就业竞争力报告》显示，仅36%的人希望在北上广深工作，比三年前下降15%。而另一份《2017年高校毕业生招聘报告》则显示，毕业生简历投递量前十的城市依次为广州、成都、北京、重庆、深圳、郑州、上海、长沙、杭州、贵阳。成都超越北京，重庆超过深圳，郑州超越上海，成为更多毕业生的选 择。

“二线城市非常勤奋”

5月底，郑州市委市政府召集市公安局、市人社局、市住房保障局、市房地产市场和产权交易管理中心等多个部门，带着30多家企业，浩浩荡荡来到北京组团招攬人才。

与一线城市控制、疏解人口相反，二三线城市跨地盘抢人变得越来越普遍。有二三线城市的人才官员，还会常住北京，走访高校、企业，邀请那些可能会遭到疏解的企业主、高校毕业生和科研人士座谈。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去年一位青岛高级官员在北京待了好几个月，他要求随行的同事主动访问北京的猎头公司、在京设置人才“擂台”，琢磨和摸透北京市疏解人口的政策，以备研究青岛的人才承接措施。

据中组部人才局原副巡视员、全球化智库（CCG）高级研究员胡建华介绍，地方政府在争抢人才时，经常会委托猎头公司。“它掌握着大量的人才资料”，胡建华说，当然对更高端的人才，地方人才部门也会建立人才库。

不止青岛，北京邮电大学就业指导中心负责人透露，一个月里，他们就接到10个二线城市的拜访函，甚至很多城市的相关负责人会亲自拜访，“一线城市控制户口，难就业，二线城市非常勤奋”。

“各个地方的抢人大战，本身是一件好事，它会给其他的一些城市带来触动，包括北京”，一位专家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去年北京疏解人口时，给人们心里产生很大冲击，那时候严格控制户籍人口增加，因为有这样一个人才大战，今年明显地就感觉有所松动”。

不过，这仍然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无论是资源还是机会，二三线城市，显然无法与北上广深抗衡。

上海有大事

魏华颖曾经访谈过一个高技术人才，有一个城市的人才猎头来北京挖他。他不愿意去，因为父母还在身边。对方就说，可以把他父母一起挖走。“他说，我爸爸妈妈也不能走，姥姥姥爷还在呢，对方回复他，那把你姥姥姥爷一块儿挖走。”魏华颖说，一线城市，对高端人才的争抢也非常激烈。

这个访谈，是魏华颖团队承接的北京一个调研项目，希望通过走访用人单位、相关个人以及对其他城市的考察，为制定人才政策做参考。

每个一线城市，都有自己的高层次人才政策，以北京为例，就有千人计划、万人计划、海聚工程等等。高层次人才因为数量少，竞争反而更激烈。北上广深也经常出现一起争抢某个高层次人才的事情，这些一线城市，也在暗自较劲。据魏华颖观察，北京和上海出政策，经常是“你出一个，然后我们就会出一个”。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3月21日，北京发布了《北京市引进人才管理办法（试行）》，3月27日，上海就召开了一场“人才工作大会”。

据上海当地媒体报道，以“大会”的名义讨论人才，在上海历史上还是头一次。而且，距离召开全市性的“人才工作会议”，也已经有8年之久。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解释召开“大会”的原因时说，开大会研究的是“大事”，开完了要有“大影响”，要用“大力度”来推动这件大事。说到底，开大会，要向全社会、海内外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

会议室里，坐满了上海市各级官员，李强在讲话中提醒他们，上海“当前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渴求人才”，在人才工作上，必须要有“强烈危机感和紧迫感，推出‘动真格的举措”。

正是这种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掀起了席卷全国的这场人才战争。“这当然是一个好事，”魏华颖说，“说明大家，包括政府层面正在转变它的观念，过去都是重物，重钱，现在开始意识到人是最重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