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卫芳

在中国，儿女满堂，妻贤子孝，家庭幸福，事业有成，生活富裕等等，如果拥有这些，都可以讲这个人有福气。

我现在所处的年龄阶段还没有资格谈福气。有时，我又觉得自己挺有福气的，我所指的“福气”可理解为“幸运”。跟我相熟的朋友，都觉得我有点傻，也许正应了那句话“傻人有傻福”。

现在人们的生活成本上升，医疗保健开销大，老年人在这方面的花销更大，好似无底洞。所以说，父母身体健康就是小辈的福气。

每年，父亲都带母亲去南京做全身检查，做好身体的保健和疾病预防工作。他们年近八十，精氣神不错，没什么大病，虽然母亲不时有点小病小痛，但无大碍。我忙于生计，如果父母身体不好，我分身无术，既无时间又无精力去照顾他们。幸亏他们身体状况不错，帮我省去不少事。

父母经济基础稳定，他们的经济储备足够用于养老以及所有的能预见的医疗开销，这也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香港生活成本高，我独自抚养女儿已不易，如果又要赡养父母，经济负担增大，我会更吃力。幸亏父母经济条件好，帮我省钱又省心，这让我很感恩。

作为母亲，我也是挺幸运，挺有福气的。中国家长的焦虑部分来自子女的教育，而我没有这方面的烦恼。内地的家长，不管是寒冬腊月还是盛夏酷暑，风里来雨里去地接送小孩上学放学。有的为了孩子就近上学，还要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为了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他们在周末和假期忙着陪同孩子赶往各种补习班以及各个培训中心。有的家长还要与老师拉关系、套近乎，以期子女得到额外的关照。

香港的教育体制与内地不同，注重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学习任务不重，课外活动多，女儿学习既轻松又开心。女儿的老师职业操守好又有爱心，他们不但关心她的学习，更关心她的身心健康。音乐老师见女儿不开心，会主动找她谈心，并联系学校社工，让社工们跟女儿沟通，解开心结。视觉艺术老师经常做糕点带到学校给女儿吃。女儿睡得晚有黑眼圈，任课老师发现后，会建议她早睡早起注意休息。校长有时也会跟女儿聊聊天，问她适不适应香港的学习生活。老师对女儿的关心爱护，帮我省事又使我能安心工作，我从心里感激他们。

女儿跨区上学，路程有点远，要过城门隧道，还要转车，大约一小时左右。每天早上，女儿要走二百多级台阶去山下坐小巴。这一年多，我从未管接管送，女儿都是一个人去学校，即便夏秋两季台风暴雨较多的时候，她也如此。女儿能力强又独立，很少让我这个懒妈妈烦神。有这么乖巧懂事的女儿是我的福气。

我很幸运，遇到了几个可以交心的朋友，他们陪我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在我人生低谷时，我的朋友一直陪伴照顾我，他们夫妻俩帮我做了一年多的饭。有时朋友上中班，她先生负责做饭。冬天我下班回家，朋友已煮好热气腾腾的饭菜等我。夏天天热时，她会准备一盘西瓜让我消暑。培训中心忙的时候，朋友让她先生骑电动车把晚饭送到学校。那段时间，如若没有他们夫妻俩的照顾，我都不知道如何捱过去。

我“傻冒”的性格让我结识了不少良师诤友。有一次爬山遇到一位德国女教授，跟她谈及我写的研究报告，她主动提出帮我修改。两天后，她给我发来近900字的邮件，针对文章结构以及内容上的错误，逐一提出修改意见，并教授我如何写学术性的研究报告。即便是大学的专业教授，也未必如此细心，何况我们仅有一面之缘。

《周巷记事》第三篇写完之后，我把文章上传到公众号，那个星期很多人转载我的文章，文章点击率飙升，读者数量激增。转载我文章的大部分是周巷的乡里乡亲，他们对我文章早期的宣传推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未必认识我，都认识我父亲，知道我是“开小店金城家的老巴子”。父亲热心肠、爱帮人、名声好，作为他的女儿，我跟着沾光。

我初中毕业离开老周巷，在那儿生活的时间不长。一些曾在周巷工作的叔叔们，他们在周巷工作时，也许我还没出生，有的根本不认识我，但知道我是“金城家的老巴子”后，给了我很多帮助与提携。徐继华叔叔时常转载我的文章，帮我宣传推广，并给了我很多宝贵意见；陈庚林叔叔很关心我，同乡会成立当天，他特地打电话到深圳，让杨文喜常委转达他的问候；黄玉钦、徐传银叔叔经常发微信关心我。承蒙这些叔叔的关照，我很感恩，也感谢父亲早年帮我搭建的人脉平台。

现在都市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好多人处于亚健康状态，有的人甚至焦虑、失眠。而我心态好、看得开，很少失眠。生活出现问题，我也许会担心流泪，但这种负面情绪最多维持两个小时左右，更不会让负面情绪过夜。我经常一觉睡到天亮。睡眠质量好，人的心情跟着好，有时见到明媚的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钻进来，洒在床上，我睡醒躺在床上会不经意地笑出来。

我睡眠好，又常爬山锻炼，今年身体比往年好，一次感冒都没有患过，连困扰我多年的脚疼病都不犯了。老妈常说：“吃得下睡得着就是福气！”我这个“老八代”提前明白了这句话的意义。

人到中年，父母身体健康，女儿乖巧伶俐，有几个愿意听我胡言乱语的朋友，有一群支持我的读者，日子还不错。我算是“傻人有傻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