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

我有一位朋友叫庄信正，是位著名的翻译家、学者，也是研究詹姆士·乔伊斯的专家。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大意）：“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对我来说，我宁愿把这句话改为‘上有天堂，下有书房。”他说在他年少时就想到，反正谁也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他无妨就把它想象成一间书房。

我读到这些话时，为他的纯，以及他与我不谋而合的价值观会心地笑了。我心里对这位忘年友人涌出一股深深的感激。因为在这个价值观飞快变更的年代，我生活的很大成份，仍是独自写作与读书。有时不免对周围忙得头头是道、不读书却也十分充实的人们发出自愧落伍的叹息。而庄先生这一席话，使我认识到，我还是有伴的，并没有落伍得那样彻底。

在易卜生的《彼尔金特》中，有个叫索尔薇格的少女，彼尔金特在恋想她时，总是想到她手持一本用手绢包着的《圣经》的形象。在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特蕾莎留给托马斯的印象，是她手里拿着一本《安娜·卡列尼娜》。这两位女性之所以在男主人公彼尔金特和托马斯心里获得了特殊的位置，是她们的书所赋予她们的一层象征意义。

我的理解便是读书使她们产生了一种情调，这情调是独立于她们物质形象之外而存在的美丽。易卜生和昆德拉都没有用笔墨来描写这两位女性的容貌，但从他们赋予她们的特定动作——持书来看，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她们美丽的气韵，那是抽象的，象征化了的，因而是超越了具体形态的美丽，不会被衣着或化妆强化或弱化，不会被衰老所剥夺的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