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宇 吴铭明 侯文焓

在我们的印象中，中国的乌鸦是不祥之物、忌讳之物，乌鸦的出现多为凶兆；而日本的乌鸦则被认为是聪明灵通的鸟类，是吉祥的象征。对乌鸦内涵定义的差异要追溯到中日两国的社会常识、文化背景等根源。

在我国古籍《山海经》中对“后羿射日”这个故事如是记载： “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乌皆死，堕其羽翼……”，从那时起人们就认为天上出现十个太阳是因为应当轮流负责一个太阳的乌鸦没有善尽职守，所以十个太阳同时出现。十日共现炎热无边，乌鸦便成了邪恶的使节，是会害人的祸鸟。

但其实在唐代以前乌鸦事实上却是喜鸟，更有“乌鸦报喜，始有周兴”的历史常识传说，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中引《尚书传》： “周将兴时，有大赤乌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武王喜，诸大夫皆喜。”古代史籍《淮南子》《左传》《史记》也均有记载。甚至在更远的时代，乌鸦曾经被称为吉祥鸟、圣鸟等高尚的动物。

后来，乌鸦主凶的说法越来越多，从唐代开始盛行。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北人喜鸦恶鹊，南人喜鹊恶鸦。”因为北方以游牧经济为主，乌鸦“清洁工”的角色得到了认可；南方以农业经济为主，乌鸦“偷食者”的角色突显。而唐代中后期经济重心南移，南方人对乌鸦的厌恶影响甚广。并且由于乌鸦的食腐性，认为乌鸦是不祥之物的思想观念逐渐在汉族传播。

但乌鸦崇拜的习惯还在少数民族当中大量存在。据说，在清人的盛京故宫和北京故宫，都有专人掌管鸦粮，定期用叫“索伦杆子”的竹竿子挂上鸦稂，给乌鸦喂食。而且，在《金枝欲孽》一剧中可以看到，宫女和太监用谈起乌鸦的时候总是充满了尊敬和喜爱，甚至称之为“神鸦”，其中有位太监这样描述：“近日北京城比往日多了很多乌鸦，乌鸦是庇佑大清福祉的吉祥鸟”，足以看出当时乌鸦的重要地位。

归根结底，中国人对乌鸦的这种图腾化，反映了社会文化变迁，是社会文化心理的体现。

相反，在日本最古的历史书籍r古事韶J的记载中，乌鸦是操纵太阳的神灵的使者，是引领人们寻找幸福的导向鸟。神武天皇东征之时，曾在和歌山熊野的山林中迷路了，当时天神便派遣了八咫乌为他引路，这只八咫乌就是一只三脚的乌鸦，从此乌鸦便被大和民族视为神鸟。日本的鸟山市，就由乌鸦拯救了这个城市的传说而得名，其“市鸟”也是乌鸦：在奈良县明日香村r午卜于J古坟中，天棚的太阳壁画中也有乌鸦的身影。

但是近几年在日本，乌鸦数量很多。它们经常抢孩子手中的面包、袭击走在街上的猫咪、或大声喧哗影响居民休息。98%的居民表示要对其采取措施，其中63%的居民坚决支持将其抓起来。调查显示，在今天东京等大城市中，居民们对乌鸦已经没有多少温情。这是由于乌鸦在繁殖季节会变得敏感，所以经常袭击行人。除此之外，它们通常在垃圾中寻找食物，常常把居民丢弃的垃圾拖的到处都是，同时它们还是若干病毒的带菌者。乌鸦的数量日益增加，这种现象越发失控。

2001年，在居民的支持下，日本东京都政府成立了“东京都乌鸦对策专案”，利用每年数亿日元的资金来对付乌鸦。所采取的措施包括给所有的垃圾站加网，让乌鸦无法接触垃圾。此外，他们还在《野鸟保护法》允许的条件下，对东京的乌鸦进行处理，将东京都内的乌鸦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而即便如此，对于上述情况，日本民众仍会针对乌鸦问题进行讨论，采取合理的方法解决。而在中国，民众则会出于对乌鸦的厌恶及忌讳，将乌鸦进行捕杀，抑或敬而远之。由此不难看出两国对乌鸦的不同态度。

此外，中日两国都有很多关于乌鸦的谚语、俗语。在中国关于乌鸦的谚语多为贬义，或带有不详的征兆。

如：惊蛰乌鸦叫，春分地皮千。

乌鸦吃死羊，先要哭一场。（猫哭耗子假慈悲。）

乌鸦落房头—开口是祸。

烏鸦当头过——非灾即祸。

而在日本的谚语中，乌鸦大多时候则仅从乌鸦本身的特征出发，不带有过多的感情色彩。

如：烏の行水。（乌鸦洗澡，一冲了事。比喻洗澡时间极短。）

综上，中日两国对乌鸦的认识可见一斑。尽管中国曾有过对乌鸦的正面认识，但在主流上乌鸦仍然是不详的象征。而一直以来把乌鸦认为是吉祥象征的日本，对乌鸦的态度也有所冷淡。由此可见不同的文化背景、社会常识以及现实情况等原因交织在一起造成了两国人民对乌鸦的不同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