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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方谈话”到“南方谈话”

2018-05-30唐立平高照立

邓小平研究 2018年1期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实事求是思想

唐立平 高照立

[摘要]邓小平理论精髓“实事求是”经历了形成和发展过程。“北方谈话”至党的十二大前,邓小平全面论述了实事求是思想的内涵与外延,实现了全面的拨乱反正,恢复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这是邓小平理论精髓的形成时期。从党的十二大到“南方谈话”,这是邓小平理论精髓成熟时期。邓小平灵活运用“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来指导、处理中国改革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重大矛盾和问题,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倡导各国处理本国事务原则、提出解决祖国统一伟大构想、提出搞社会主义的根本方法论以及提出实事求是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在恢复、发展、坚持、运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坚持一切从客观事实出发,是邓小平理论精髓从初步形成到走向成熟的客观条件;坚持辩证思维方法,是邓小平理论精髓发展过程中一以贯之的主观思维方法原则;坚持群众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精髓能够得到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接受和认同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北方谈话”;“南方谈话”;邓小平理论;“实事求是”思想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8)01-0111-08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讲话中指出:“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重要的思想特点,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思想方法。”纵观邓小平理论体系,实事求是思想一以贯之,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从“北方谈话”到“南方谈话”,邓小平理论精髓也由初步形成逐渐到日臻成熟。

一、从“北方谈话”到党的十二大:邓小平理論精髓的逐渐形成

“北方谈话”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提出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和确立实事求是思想重要地位的理论宣言。“北方谈话”至党的十二大前,邓小平全面论述了实事求是思想的内涵与外延,实现了全面的拨乱反正,恢复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这个阶段是邓小平理论精髓的逐渐形成阶段。

(一)“北方谈话”前夕: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酝酿

1977年2月“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后不久,邓小平便指出“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同年4月,邓小平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1977年7月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工作,他重申“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不能歪曲理解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这个观点在8月23日的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得到再次强调,他提出要恢复军队的传统作风,“这种作风就是艰苦奋斗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的作风”,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党的优良作风。在1977年10月会见罗马尼亚大使、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中,邓小平又多次强调实事求是首先是党的优良作风问题,指出整顿党风“有三个方面,都是毛主席谈过的。第一是实事求是,做老实人,办老实事,反对弄虚作假,反对浮夸,一切从实际出发”。“所谓作风,第一就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态度。”1978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将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予以强调,他指出,“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从而提升了实事求是的重要理论地位。1978年5月,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刊登和转载,全国掀起了一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较量。邓小平相继同胡耀邦、吴冷西、文化部负责人的谈话中明确指出,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说到底,也是坚持实事求是。通过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邓小平不仅批驳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认识,而且为“北方谈话”阐明实事求是思想的重要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北方谈话”:阐明实事求是思想的重要地位

1978年9月13日,邓小平从朝鲜访问回国,在东北三省及河北唐山、天津进行视察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形成了“北方谈话”。“北方谈话”的核心思想是:现阶段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实事求是地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和实事求是地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在听完吉林省委的汇报后,义正言辞地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直接道明了实事求是思想在思想、政治和经济中的重要性。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高度概括了实事求是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将实事求是提升至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的高度上。此外,针对东北生产力的实际状况,邓小平提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提出以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和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作为判断社会主义制度优劣和政治领导正确与否的根本指标,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当前和今后工作的重心,反映了邓小平已经实事求是地初步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体现了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精神。1982年邓小平在陪同金日成赴四川访问时回忆起“北方谈话”,感慨地讲:“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在东北三省沿途又讲这个思想路线问题”,“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可见,坚持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思想和发展生产力是邓小平自己对“北方谈话”中心的总结。邓小平的“北方谈话”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全面拨乱反正和工作重心的转移作了理论准备。

(三)从“北方谈话”到党的十二大:全面论述实事求是思想的内涵与外延

十年动乱之后,“左”倾错误仍然风行,严重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使广大人民的思想处于一种僵化、半僵化的状态,无法实事求是地解决所面临的新问题。虽然党中央进行全面拨乱反正,大力纠正“左”倾错误,但仍然出现了借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企图彻底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右的倾向。针对这些问题,邓小平全面论述了实事求是思想的内涵和外延。

第一,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结合。邓小平在1978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提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上升至国家存亡的战略高度。并且,随后又对解放思想的内涵、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作了详细阐发,指出解放思想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将解放思想纳入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范畴中,发展了思想路线的辩证性特征。

第二,论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其他路线的关系。1979年7月,邓小平在听取山东省委汇报和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中,对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相互关系作了重要阐发,指出:“思想路线非常重要。没有正确的思想路线,不可能有正确的政治路线”,“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在“南方谈话”时邓小平再次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指出了思想路线是制定和执行其他一切路线的理论基础,组织路线是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得以贯彻执行的重要保证。这些重要关系的阐发,极大地丰富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外延。

第三,全面阐释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科学内涵。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完整地、系统地概括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内涵。他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至此,党的思想路线的完整内容被正式确定,在十二大党章中表述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第四,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在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实事求是地、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及毛澤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作为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来的历史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至此,中国共产党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彻底完成了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为发展和运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二、从党的十二大到“南方谈话”:邓小平理论精髓的发展运用

从党的十二大到“南方谈话”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时期,也是邓小平理论精髓的日臻成熟时期。围绕着推进全面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邓小平在实践中发展运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灵活运用“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来指导、处理中国改革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重大矛盾和问题。

(一)运用实事求是思想方法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实事求是地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把中国建设成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把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相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条道路的选择是基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以中国人民作为建设的主体,是实事求是方法论的基本要求。中共十二大充分肯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将之继续加以贯彻执行。

(二)运用实事求是思想方法倡导各国处理本国事务原则

邓小平在1983年同墨西哥统一社会党代表团谈话中,倡导各国实事求是地、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事务。他总结国际共运历史的根本经验就是,各国政党只有依据自己的实际来决定自己的政策才能取得成功。俄国和中国的革命成功就是依据本国特点,将马克思主义同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取得的,我们的历史经验教训是“一个党对别的党指手画脚是不行的”。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毛里求斯、南斯拉夫等国家的共产党领袖时也多次强调了这一观点,各国共产党要从自己国家的情况和特点出发,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邓小平对独立自主的阐发也是建立在实事求是思想基础之上的,指出独立自主的本质就是实事求是地解决本国事务。

(三)运用实事求是思想方法提出解决祖国统一的伟大构想

邓小平在1983年同柬埔寨领导人的谈话中,提出了解决祖国统一的“一国两制”的初步设想。他设想“台湾一个制度,香港一个制度,大陆一个制度,大陆是社会主义制度”,其中制度主体是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设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在随后的几次谈话中,邓小平对这个设想作了具体的描述,逐渐完善了这个设想。在1984年6月会见香港知名人士时,他进一步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正式阐发了“一国两制”的具体内容,并真正成为了实现祖国统一的路径。此外,邓小平还探索用这个方式解决某些国际和地区的冲突,提倡争议双方采取共同开发的方式来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从而通过非武力达到和平共处。这些大胆设想都是以客观历史事实为依据,坚持运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

(四)运用实事求是思想方法提出搞社会主义的根本方法论

邓小平运用实事求是思想方法提出搞社会主义的根本方法论。例如:在特区建设上,坚持实事求是思想方法。邓小平在1984年考察广东、福建、上海设立的特区和1985年8月谈到特区问题时强调:“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的建立,基于中国地域的特点和生产力发展状况,是符合中国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真正坚持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在认识社会主义本质上,坚持实事求是思想方法。邓小平在1985年会见坦桑尼亚领导人时指出,“貧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这就明确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原则即实事求是,中国的改革开放都必须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进行。实事求是地提出先富、共富理论。他指出:“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贫富差异的现实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必然带来的结果,这个结果让一些人感到不安。邓小平提出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建设社会主义方法,消除人们心中的疑虑。用实事求是的方法解决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实事求是地确定中国经济发展目标。他指出:“第一步是到2000年建立一个小康社会。雄心太大了不行,要实事求是。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实事求是地确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实事求是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形势等。中共十三大报告根据邓小平的设计,阐明了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将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衡量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确立了“三步走”战略目标,还提出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等。这些重大决定和政策都是从中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出发,发展和运用实事求是根本思想方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体现。

(五)提出实事求是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1986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提出,要实事求是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在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1989年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世界形势日新月异……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邓小平看来,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才有蓬勃的生命力,才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向前发展。在1992年邓小平在武昌、深圳、上海等地发表的“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实事求是思想的理论地位,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还讲到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只有靠实事求是才能取得成功,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道理等,并认为世界上赞同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科学。“南方谈话”体现了邓小平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体现了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科学态度以及他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坚定决心和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定信念。

三、邓小平理论精髓形成和发展的方法论意义

邓小平在恢复、发展、坚持、运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坚持一切从客观事实出发,是邓小平理论精髓从初步形成到走向成熟的客观条件;坚持辩证思维方法,是邓小平理论精髓发展过程中一以贯之的主观思维方法原则;坚持群众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精髓能够得到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接受和认同的重要原因。

(一)坚持从事实出发

这既是实事求是思想的自身要求,也是邓小平理论精髓能够得以发展的基点。只有认清事实,以客观事实作为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而不从主观崇拜、臆想或经验出发,邓小平才能在僵化教条思想甚嚣尘上的情况下,提出要反对僵化,解放思想,对毛泽东思想予以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整体滞后情况下,提出今后的任务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出现了有人想借以否定“文化大革命”进而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情况下,提出解放思想不能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邓小平指出,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社会主义现代化才有希望,理论联系实际的本质就是从实际出发,阐发了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等。正是坚持从事实出发的方法论,才使得思想解放取代僵化迷信,并用四项基本原则保证解放思想的底线,使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而促使国家的各项工作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二)坚持彻底的辩证法

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思维方法。毛泽东将对立统一规律归结为辩证法的核心和精髓。邓小平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原则,坚定地用辩证法武装头脑。他坚持彻底的辩证法体现在:一是运用辩证法破除“两个凡是”。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思维方法破除了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全部肯定的理解,提出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绝对正确是不存在的,直接驳斥了“两个凡是”的立论基础;二是运用辩证法发展了实事求是。用辩证的思维方法思考实事求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就是使主观符合客观,就是实事求是;用辩证的思维方法思考解放思想,提出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新论断。总结经验我们可以得出:邓小平正是坚持了彻底的辩证法,坚持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作辩证地理解,坚持用辩证思维方法把握全局,才能在一片僵化教条的环境中仍然保持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异常清醒的认识,才能号召和唤醒广大人民群众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对“文化大革命”及“文化大革命”时期作出公允的历史评价。邓小平用辩证法破除教条,用实事求是思想取代“两个凡是”,从而实现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使全党的指导思想重新回归马克思主义。

(三)坚持群众路线的基本领导方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是实践的主体,历史的结果是人民群众的历史合力使之然。邓小平实事求是理论精髓在发展过程中,也充分发挥了群众路线的积极作用。如支持人民群众对真理标准进行广泛的讨论,并旗帜鲜明地赞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在讨论中从“两个凡是”的教条中逐渐觉悟过来;在“北方谈话”、“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与沿途人民群众进行广泛的交流,强调实事求是原则的重要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些讲话很快在全国传播开来,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心中得到普遍的认同。回顾党的思想路线的发展历程,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讨论和支持,只凭当时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很难能得到迅速恢复并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向上的政治局面。

总之,透视邓小平理论精髓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发展历程,深刻地体现了他的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精神。邓小平活学活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将之作为指导实际工作的基本方法,以实现改造现实之中国的目标。在当今日益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交融中,坚持从事实出发、坚持彻底的辩证法、坚持群众路线的基本领导方法,运用实事求是的思维方法认清国内国际形势,有利于我们当前正确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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