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丹

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病残化和空巢化是当前我国人口变迁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此同时，家庭形态缩小，家庭结构趋于核心化，导致家庭系统对养老的支持功能日趋衰退。部分老人在较强的自主意识主导下选择自我养老，但这种养老方式仅限于低龄老人和健康老人，不具有长效性。由此，机构养老作为社会养老的一种重要方式，以其专业化、一体化、标准化等优势，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理性选择。可见，国家把机构养老的定位从“补充”提升为“支撑”，综合整个养老体系而言是更加精准的。

近年来，在税收减免、风险规避、土地使用等福利政策的激励下，养老机构数量迅速增加却仍然满足不了庞大的养老需求，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良莠不齐，重要问题之一即社会工作服务的不健全。笔者调研的Z机构是一家综合性公办养老机构，功能区划合理，“医养”服务完善。在自助自理生活区的走访中笔者发现，这一区划中半数以上老人为高中及以上学历，笔者称之为高知老人。蒋炜康等（蒋炜康、黄小军，2016）在对昆明市5家养老机构257名入住老人的实证调查中发现，老年人文化程度越高，居住条件满意度越低，生活孤独感越强；老年人文化程度与精神慰藉满意度呈负相关，老年人文化程度越高者，其精神需求层次相对较高，对精神慰藉的满意度就越低。基于已有学者的调查，笔者以z机构自助自理生活区的高知老人为标的群体开展小组工作，以案例研究法（Case Sfudy）和叙事研究法（Narrative Sfudy）为研究手段，打破传统社会工作服务的路径依赖，分析了两个变量之间的要素分布和结构表达。篇幅所限，过程不再赘述，谨以笔者所带领的高知老人互助支持小组为载体阐述几点思考。

一、小组是一个群体（Group），更是一个场域（Champs）。

人之本性即归依群体，在群体中存在，在群体中发展，不能独立于群体而存在。在群体中，一致的目标、相关的利益和不同的角色构成等要素使群体升华为小组，小组即场域。场域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也是一个型构，正是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之上的决定性要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界定。在小组的场域之中，个体的每一个行动都被行动所发生的场域所影响，不仅包括物理环境，也包括场域中他人的行动及诸多要素。当然，场域具有相对自主性，每一个场域都有其特殊的运作逻辑，这是不同场域得以存在的标志和依据。

二、在老人群体中，高知老人具有独特属性。

高知老人群体的独特属性主要体现在五个维度。其一，物质生活丰盈，多有可观的退休金保障；其二，求知欲望强烈，能够保持自我提升的惯习；其三，较强的独立性，善于对变化做出灵活调适；其四，渴求情感支持，追求自我价值感和社会认同；其五，具有问题敏感性，关注社会发展态势。从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角度分析，高知老人的子女通常也具有较高的学历和职业追求，在一线城市发展或者出国深造的比例较大。因此，高知老人的空巢率更高，空巢期更长，对情感支持的需求更强烈。从养老机构的管理层面而言，老人群体往往被以一概之，忽视了高知老人群体的独特性，尤其在社会工作服务方面归因不精准导致服务成效势微，造成了高知老人情感支持的缺位。

三、小组场域的本质是一个冲突空间，内含利益的博弈。

作为一个场域，小组在实质意义上是一个冲突空间，小组场域中的各个行动者都在利用自身所拥有的资源争取自身利益。在小组中，这些资源或资本通常具有象征性意涵，从侧面反映了权力和支配的博弈。德奇（Deutsch，1973）认为，当互不相容的争议性行为出现时，冲突即产生，表现为一种行为设法制止、损害另一种行为的发生或者发挥效力。就小组目标而言，冲突的要素主要为理性与秩序；就组员行为而言，冲突的要素主要为心理与情感；就利益博弈而言，冲突的要素主要为权力与控制。小组内冲突的产生是必然，这是一种现象而不是一个问题，在高知老人小组中尤其如此。对小组冲突进行正向疏导亦可产生积极效能，是小组实现质性转变的良好契机。

四、理解小组工作应基于过程论，过程论的基础则是学理性。

在场域理论的视阈中，对小组工作的理解应基于过程论。小组工作是一种糅合刚性标准与弹性技能的社会工作方法，而笔者在调研中发现，Z机构的社会工作者对小组工作的理解和把握误区颇多，严格意义上可称为半专业化（Semi-professionaI）状态。其一，小组工作过程缺乏学理性思考，即没有理论依据。任意一期的小组工作与上下期之间都是有机连结的关系，小组的安排与设计背后有严格的学理性逻辑，而不是几次小组过程无机的线性排列，这是保证小组有效性的核心之所在。其二，每一次小组过程都应有精准的评估，而非仅仅在整个小组的始末。评估的作用在于把握和跟进，更在于小组过程中的计划调控，其生命力体现为时效性。其三，在过程论和学理性的基础上，善于理顺主客体关系，凸显小组工作的主体，高知老人的实践逻辑尤其值得思考。

五、小组场域中存在关系与结构，而不是单一的静态整体。

对小组场域的理解还应秉持关系主义的视角，不能单一关注某一个行动者、某一个事件，处在联系中的所有事物都须囊括其中，打破静态思维。小组场域的形成和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即沟通、控制与爱。通过沟通，每一个个体都要抉择是否要留在该小组，然后便过渡到责任与权利分配的过程，确定谁是小组的领导和核心，最后则会出现情绪整合或者情感加深的现象。在小组瓦解时，这三者会向相反的方向变化：首先是情绪依恋被破坏，其次支配关系松弛或者瘫痪，最后小组成员纷纷脱离小组。把握小组场域的关系与结构，能够激发成员之间的内生动力，促进小组的相容性。值得一提的是，小组场域的运作离不开合格的参与者，对于决定退出的成员應抱以理性态度。与普通老人相比，高知老人群体拥有较强的思辨能力，尊重个别参与者的退出能保证小组的同质性，益于小组场域内部的协调运作。

选择机构养老的老人在整个老人群体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成为社会人口的一个庞大组成部分。而选择机构养老的高知老人以其独特属性走进大众的视野，他们多在离退休之前社会地位高、工作岗位体面、关系网络庞大。正因如此，其退休之前的独立性人格和退休之后的角色转换产生的落差尤其明显，需要社会工作服务的辅助以便更快的适应退休过程。小组工作作为社会工作的第二大工作手法，以其独特的魅力匹配了高知老人的需求，是值得发掘和拓展的科学服务手段。但是，各个养老机构如何推动这一方法从半专业化（Semi-professional）状态向专业化（Professional）状态转型，则是社会工作从业者需要积极探索的维度。本文谨以场域视角为切入点提出若干见解，就这一宏大命题而言粗鄙浅薄，微乎其微。但求抛砖引玉激发更多的思考，众人拾柴燎燃的烈焰熊熊方能直指苍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