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晓亮

摘要：翻译是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际活动，需要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空间内进行，涉及到诸多社会因素和力量的相互作用。基于布迪厄社会学理论，本文从场域、惯习和资本三个方面探讨了戴乃迭女性作品翻译的产生、接受及受其制约所采取的相关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以期丰富戴乃迭翻译研究。

关键词：布迪厄；社会学；戴乃迭；女性作品翻译

一、引言

戴乃迭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被誉为文艺战线的白求恩。她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译介事业，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打开了一扇窗。她的一生是翻译的一生，她和杨宪益合译、独译了众多体裁的作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翻译生涯的后期推出的一系列女性文学作品译介，向西方读者真实展现了中国女性社会生存现状及中国女性作家的生存境遇。

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关注社会客观结构与处于该结构内部的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根据行动者在特定的社会空间内所占据的场域大小、行动者惯习和资本等因素来探讨社会实践的本质。将这一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我们可以从一个更接近于翻译本质属性的角度来观察和阐释翻译活动和译者与社会、文化、全球化之间的联系。”

本文从布迪厄社会学视角出发，探讨了场域对戴乃迭女性作品翻译活动产生的作用，继而分析其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及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最后论述了戴乃迭的译者惯习的形成及在翻译活动中的介入，以期丰富戴乃迭翻译研究。

二、场域对戴乃迭女性作品翻译活动产生的作用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包含很多观点主张，而场域、惯习和资本是其中的三个核心概念。场域是“具有自己独特运作法则的社会空间”，是“关系的系统”。场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是各种社会因素和力量组成的相互关系网络。社会由不同的社会空间构成，包括众多场域，但是它们的地位并不相同。国家作为一个权力场域，制约和支配着翻译活动涉及的文学场域、翻译场域及译者权力场域等多个子场域。

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发生变化，政治意识形态的至高无上的中心地位被削弱，政治环境变得相对宽松，国家权力场域对文学场域的控制和影响减弱，国家提出了“创作自由”的口号，文学发展尊从文学的自身规律，获得更大自由空间。同时，在经历了十多年的“自我封闭”的文化政策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开始出现大规模译介西方文化思想的热潮，西方文论、其中包括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开始在中国逐步深入传播和广泛接受。此外，由于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性别”的加强，很多女性作家进入了文学场域。

法国70年代女权思想三杰之一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提出了“女性书写”，她在《美杜莎的笑声》中讲道：“妇女必須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逐出写作领域。”晒苏认为，女性必须写自己，只有通过个体的写作方式将女人自己写入文本，才拥有话语权，才能确立女人的地位。

中国就涌现出了这样一批女性意识觉醒、为女性代言呐喊的女性作家。她们张扬“人道主义”，开掘婚恋主题，对爱情和婚姻进行深层思考和探求。她们的作品主要涉及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角色、探究女性个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思考两性关系，表达她们的婚姻爱情观。她们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的个性独立的新女性形象，抑或是具有新女性意识的形象，既有女性的传统美德，同时又张扬了女性意识。张洁、谌容、宗璞、王费忆、戴厚英、张抗抗、张辛欣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戴乃迭作为女性译者，而且当时已经在中国生活40余年，对中国女性生存和生活条件有着切身的了解和感悟，她敏感地捕捉到了文学场域出现的这些变化。她也对妇女运动产生了兴趣，同时随着政治对文学场域的控制和支配的相对减弱，翻译场域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作为戴乃迭主要从事翻译工作的《中国文学》编辑部在新的文艺政策下做了调整，将重点放在了大量译介反映新时期中国人民生活现状的文学作品上。同时译者的个人权力场域也得到彰显，译者个人获得了更多的文本选择自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文本进行翻译。于是。戴乃迭将目光关注到从文革中成熟起来的一批中国当代女作家的作品。她译介了《中国当代七位女作家选》（1982）、翻译了新凤霞的《新凤霞回忆录》（1981）、张洁的代表作《祖母绿》（1985）、《爱，是不能忘记的》（1986）、和《沉重的翅膀》（1987）、张辛欣和桑晔的《北京人》（1986）及王安忆的《流逝》（1988）等一系列女性作品，向西方读者真切地呈现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女性及女性作家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和生活境遇。

而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政治环境比较宽松，正处于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三次浪潮期间，女性意识觉醒，女权运动高涨，这为中国女性作家作品在西方的生存和传播提供了土壤。同时，由于戴乃迭选择的这些女性作品题材丰富，视角多样，描述了一幅80年代中国女性生存和生活现状的全景图，相比较之前的常见的文学作品中的政治俗套，这些作品更具有社会价值，帮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现状，感染力强，给人以新鲜感，满足了西方读者对女性主义作品的阅读期待，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因此，戴乃迭译介的这些女性作品一经《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等方式译介到西方之后，在西方读者中引起重大反响。

三、译者资本的积累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资本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又一个核心概念。他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形式。经济资本与金钱、利益等相关，文化资本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的与文化教育方面相关的资本，既包括个人的语言能力、知识技能等，也包括著作、文凭等因素。“而社会资本则是个体在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义务。”运用资本概念来考查译者翻译活动，可以多层次了解译者翻译实践产生的基础。

具体到译者的文化资本，可以从译者的双语能力、译者的教育经历、人生阅历、对相关翻译领域的熟悉程度、过往的翻译经验以及翻译作品受欢迎程度等角度来考量。首先，戴乃迭是英国牛津大学第一个中文学士，她童年的北京生活和经历让她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学深深迷恋。而与杨宪益结婚后，通过前期的对大量作品的合译工作让她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她对中英两种语言的驾驭能力、对中英文化差异的了解和把控以及对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期待的把握等因素都让她的译作被西方读者接受成为可能；其次，戴乃迭丰富的人生阅历也为她增加了丰富的文化资本。她亲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见证了中国社会历史变迁和人民生活的现实，让她能准确把握社会潮流的变化，增强了对艺术敏感力的捕捉，能在不同时期选择反映当时时代特色的文学作品进行翻译。再次，戴乃迭自20世纪30年代翻译活动开始至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伊始，积累了大量的翻译经验，翻译能力得到了广泛认可和共识。这为她译介的女性作品在西方读者中的传播和接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杨宪益对她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杨宪益酷爱中国传统文学，戴乃迭受他耳濡目染的影响，对文学翻译的认知和感悟愈加增强。而她在80年代之前独译以及与杨宪益合译的众多作品也为她赢得了极高声誉，受到西方专业学者和普通读者的接受和认可。

文化资本的累积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形成，同时社会资本又会创造更多的文化资本。尤其是随着英译版《红楼梦》三卷在1979年和1980年陆续出版之后，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受到媒体的关注，成为媒体竞相报道的人物，戴乃迭获得了香港翻译家协会荣誉会长、英中了解协会副会长等很多头衔，作为译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社会资本愈加丰富。因此一些当时走红的作家都成了他们的座上宾，主动结交他们，其中就包括谌容、张洁等。此外，杨宪益于1979年开始担任《中国文学》杂志副主编，之后任主编。这也为她翻译文本的选择提供了便利条件。

四、戴乃迭翻译惯习在译介女性作品时的介入与调整

惯习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是社会行动者的一套可以持续且可以转换的性情倾向系统，同时具备被结构化与结构化的特征。同行动者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环境、人生阅历、文学经验及以往的长期精神及心理状态等密切相关。”将此概念引入到翻译活动研究中，惯习可以体现为译者文本的选择、译者对翻译质量的追求以及翻译过程中采取的具体翻译策略和方法等。

戴乃迭的一生与中国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她的人生轨迹让她在翻译选材、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方面都形成一定的倾向。她热爱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她矢志不渝地向西方读者传达一个真实的中国文化形象。她一贯坚持“从内容到精神都高度忠实于原著，体现出一种不虚美、不隐善的文化立场”。她的双重文化身份让她在翻译过程中，兼具“原文读者”、“译者”、“译文读者”多个角色，在翻译过程中既力求保存原作的风姿，同时又能从目的语读者视角出发，考虑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期待，采取灵活的翻译策略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

但是，惯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受到场域的影响和制约。尤其是权力场域对译者惯习的影响更为明显。戴乃迭的职业翻译生涯始于1952年加入外文出版社。作为国家翻译机构的职业译者，她的翻译活动势必会受到国家权力场域的影响，受到国家话语强有力的制约。在80年代之前，权力场域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戴乃迭基本上只能严格按照政治要求完成自己的翻译任务，译者权力很小，主要拘泥于原文。到了80年代，国内外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翻译场域获得相对较大空间，戴乃迭的翻译惯习也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在翻译女性文学作品时，翻译策略和方法更加灵活，译者的主动性得到明显体现，译者的女性意识也凸显出来。

（一）突显副文本功能

法国文论家杰拉德·热奈特（Genette）首先提出了“副文本”的概念，并且将它分成书内副文本（伴随文本）和外副文本（或非伴随文本）两种类型。前者包括序、跋、前言、注释、插图、封面等，而与文本密切关联却又独立于文本之外的评论等则属于后者。副文本可以让译者显形，尤其是译序或跋等。通过对译作序跋的研读，可以从中一窥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动机和翻译思想等，亦可了解译者对原作的个人认识和感悟。同时，副文本可以为读者提供翻译活动产生的外部环境，帮助读者了解原作创作背景，塑造原语的文化形象。序跋中经常会表达自己对原作的理解与感受，从而引导读者对译本的接受和理解。读者通过阅读序跋，借助译者形成对作品的初步印象，影响着后续的进一步阅读。

戴乃迭充分认识到了副文本的作用，在译者权力获得较大自由空间时，主动采用了此种策略帮助读者加深对作品所表达的主题和传达的信息的理解和认识。在翻译张洁的小说《沉重的翅膀》时，戴乃迭撰写了1700余词的译者序。她简要介绍了该小说创作的背景、张洁的学习工作经历、早期作品等，之后将重点放在了该小说的内容和主题上，揭露了中国现代婚姻制度所面临的问题，突出了女性意识。同时，她还邀请自己的好友、女性主义者狄利亚·达文为其译作作跋，她关注作品中的女性角色，指出中国女性在社会地位和婚姻生活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更加凸显了作品的女性主义意识，这无疑为西方当时正在发展的女权主义运动增加了东方内容，满足了对东方女性生存现状感兴趣的读者的阅读期待。在翻译《新凤霞回忆录》后，她撰写了较长篇幅的《新凤霞回忆录》前言，介绍了《新凤霞回忆录》出版的意义，讲述了新凤霞的生平主要经历，并且对其回忆录的写作特点进行了点评。新凤霞是女演员人生经历的一个缩影。她的前言让读者对其人生经历有了基本了解，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读者由于中西方历史文化差异而引起的阅读困难和隔膜。在推出谌容《人到中年》译本时，她在文后附了评介文章《新出女作家谌容及其小说（人到中年）》，里面介绍了作品产生的社会背景、作者个人家庭背景及学习、工作经历及创作起因等，尤其是加入了她与原作者谌容的对话部分，探讨了她與谌容就作品中人物角色的处理定位中的不同意见。通过外副文本的介绍，让读者对译本背后的故事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更好地理解了文中所展现出来的中年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及女性所面临的事业和家庭关系的压力。

（二）彰显作品女性特征

戴乃迭不但是具有中西文化杂糅身份的译者，也是一名女性译者。她在有选择的翻译女性作品的时候，女性意识更加明显突出。在具体的翻译策略上，她有意识地使用女性词汇，使女性在语言中显形；删减贬低女性形象的语言，维护女性形象；突出女性主题，省译有关政治和经济改革等方面的语言表达；将自己的主观感情投入到作品中，增译作为女性译者的个人感受。针对以上几点特征，笔者选择了不同的作品译本进行举例说明，从中可窥见戴乃迭翻译女性作品时不同于以往的翻译方法和策略。

1.使用女性词汇

戴乃迭在翻译过程中，通过对涉及女性身份特征的词汇的翻译处理，凸显出女性地位。同时，在译文中选择带有丰富女性感情色彩的词汇，增添译文的女性主义色彩，反映了译者的女性意识。

原文：几十年里风里来、雨里去，他们可以说是患难夫妻。（《爱是不能忘记的》）

译文：For years，as man and wife they hved through hard times.

原文：当我把顽皮的笑脸转向母亲的时候，我看见她是怎样地窘迫呀！就像小学校里一个一年级的小女孩，凄凄惶惶地站在那严厉的校长面前一样。（《爱是不能忘记的》）

译文：When I turned to Mother with a mischievous smile.she looked as upset as a first-form primary schoolchild standing forlornly in front of the stern head-mistress.

原文：那天，他下班回来，突然听到了一个陌生的嗓音。（《沉重的翅膀》）

译文：When he came off the work that day，he heard a girls sweet，soft voice…

戴乃迭把“夫妻”的“妻”翻译成“wife”，但是“夫”却成了“man”而不是“husband”，突出了婚姻关系中的女性角色。把“母亲”翻译成“Mother”，“校长”译成“headmistress”，女性主义翻译色彩突显，女性身份得以强化。而“sweet”、“soft”凸显了女性声音的美妙，比原文“陌生的嗓音”更提升了女性形象。

2.省译

戴乃迭为了突显女性主题，同时避免过多的冗长的陈述，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必要的省略翻译。以《沉重的翅膀为例》，她删掉了文中大量的出现在人物对话过程中或者讲话中涉及到的与政治、经济改革等相关的描述，将隐含的女性主题显化。此外，她还将贬低女性形象及突显男权色彩的叙述进行了省译处理。

原文：郑圆圆那里，还有一把可以修剪他的剪刀。他的精神上所承受的全部社会压力，却靠两个女人的保护来平衡。生活竟把他推进这样一个狭窄的天地，这样一种等待施舍的地位！他还算什么男人。男人应该是强者啊！

原文：“走开是不合适的，人在流泪的时候，就把自己摆在了一个弱者的地位，何况她还是个女人，男人是不能这样对待女人的”

戴乃迭没有译出“他还算什么男人。男人应该是强者啊！”这句话，为了维护女性地位和形象，她有意识地省译了男性主义色彩浓重的语言。同时为了避免呈现女性的弱势，她也回避了女性流泪所体现的脆弱的一面。

3.增译

除了省译对突出女性主题造成障碍的描述外，戴乃迭还采用了增译策略突出女性主题，强化女性的角色和特质。

原文：还好，关键的时候，他还算明白，一直垂头坐在那里，没有去干那种于事无补的傻事。曾令儿站在台上，像一株被暴雨狂风肆意揉搓的小草，却拼出全力用她几片柔嫩的细茎，为左葳遮风挡雨。（《祖母绿》）

译文：Luckily he kept his head，just sitting there with downcast eyes，not doing anything foolish，which wouldnt have helped matters anyway.

How cruel he had been.Linger stood on the platform like a delicate flower buffeted by a storm，doing her best to shield Zuo-Wei from the wind and rain.How contemptible he had been.

曾令兒深爱着左葳，代左葳受过，承认大字报是自己写的。她用自己瘦弱的身躯却拼尽全力去保护她深爱的男人，决绝而快乐，放弃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功名事业甚至是自尊，充满了自我牺牲精神。可是在这个时候，左葳却卑劣地做了缩头乌龟，任由一个弱女子代自己受过，受批判。戴乃迭在翻译此部分的时候，增译两个How感叹句，形容左葳的残酷和卑劣，站在女性的角度增加了译者自己的主观感情投入，衬托出了女性角色曾令儿的无私的爱。

原文：曾令儿还要告诉她关于“无穷思爱”的那句话。（《祖母绿》）

译文：Linger wanted to tell her about the meaning of the word“ardent”.That beautiful word.

这是小说《祖母绿》的结尾，点明了小说的主题。戴乃迭在文末增译了三个词：“That beautiful word”，体现出她深受作品的感染，展露出女性译者丰富细腻的情感，同时让意犹未尽的读者对“ardent”引发无尽联想。

五、结语

翻译是跨文化和跨语言的交际活动，需要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空间内进行，涉及到诸多社会因素和力量的相互作用。布迪厄社会学概念场域、惯习、资本引入翻译研究，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新视角。戴乃迭女性作品译本的产生，受到当时特定时期场域和译者惯习的影响，且与其资本积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戴乃迭翻译女性作品的时候，不但关注作品本身，而且“将文学作品孕育、诞生的社会背景，尤其是80年代初中国（女性）作家真实的生存环境介绍给读者”，使译作充满立体感，内容更加丰富，向西方读者呈现出当时中国女性的真实形象，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女性的生存和生活境遇打开了一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