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的夏末，紫禁城北边的恭王府内诞生了一名男婴，他就是清代道光皇帝第六子，恭亲王的次孙——溥儒，后来取字为心。

由于祖父是曾经连慈禧老佛爷也畏惧三分的权臣，可见小溥儒的身份实在显赫。况且他天资聪颖、勤奋过人，5岁就被慈禧太后夸为“本朝灵气都钟于此童”。这个无比高贵的起点，让长大后历经颠沛流离的旧王孙，何以直面惨淡的人生？

享用锦衣玉食、饱读经史子集、善学琴棋书画、练习骑马射箭，这就是溥心成年之前的生活。在他眼里，这是太正常不过的日子。然而，就在皇清神童初长成的光景，大清王朝轰然倒塌。不管这位翩翩少年当时是否意识到人生将就此转轨，他仍然孜孜求学。他先是就读于贵胄法政学堂（后并入中国政法大学），18岁毕业后赴德国柏林留学。同时，由于袁世凯之乱，17岁那年，他已不能再住恭王府了。先是暂时避难于清河二旗村，后随家人隐居戒台寺10余年，直到1924年才得以返回恭王府旧地租住。也就是说，三十而立之前，他几乎是被圈养的，无论是恭王府，还是西山的戒台寺，他一直生活在封闭的象牙塔中，没有深入接触过湍急巨变的现实社会，也不知如何与三教九流打交道。甚至他的隐居生活都不贫苦，反倒是单纯充实而清净，物质上也比较富足。原来，恭亲王晚年曾在戒台寺养病避难，出资万两黄金重修过这座唐代古寺。这里几乎可谓是溥心家的家庙。隐居的日子里，在母亲项太夫人的谆谆教导下，溥心以诗文与书法为功底，悠闲平静地临摹了不少宫廷和王府珍藏的名画，画艺在一次次临摹和嬗变中日益成熟精妙。这为他日后卖画以自食其力，做好了深厚的铺垫。

长期的隐逸生活，并没有耽误溥心的婚事。1917年，22岁的他迎娶了清末陕甘总督、宗社党大将升允的女儿罗清媛。这桩包办婚姻，起初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幸运的是，这桩婚姻还算比较和美，至少前20年是这样。罗清媛小溥心1岁，矮矮胖胖，不算漂亮。由于生长于陕甘，满口淳朴的陕西腔，这让听惯了京片子的溥二爷，刚开始有点不适应。但罗清媛毕竟是大将的女儿，知书达理，深明大义，遇到关键问题时，三言两语或以儿歌故事加以譬喻，这让不经世事的溥心豁然开朗，为之折服。

夫妇二人还有一个共同的雅好，那就是水墨丹青，这给他们长年的西山隐居带来不少乐趣。譬如，有时清媛临摹古画后，溥心会为夫人题诗；或者夫君作画时，清媛也时常与之共同完成。如此神仙眷侣，让人想起宋末元初的大画家赵孟与管道升夫妇，仿若“管赵风流”在世。1930年，在生下一女二子后，两人还在北京联合举办了画展，羡煞旁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面对日益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罗清媛显得手足无措，并且当时她因极度抑郁导致首度中风。而她的大女儿韬华也和父母一样，不会持家。从小过惯苦日子的李墨云，很会精打细算，于是她逐渐管了家，掌了权，得了势。很快，恭王府又不能住了，溥家搬到北京西郊的颐和园介寿堂租住，经济更为堪忧。

李墨云掌理钱财、把持家中大小事务后，一边开源，一边节流。她一方面不停地接订单，催着丈夫大量画画；一方面克扣佣人，吃的用的都降级。当时居住颐和园的另一位画家就是张大千。“南张北溥”的说法，那时已经为人津津乐道，所以李墨云对张大千格外热情，总希望他能多多与溥心画画，皆因为这样的画作更好卖。后来张大千抱怨，他们合作的画，好多都被李墨云收去不知下落了。

客观地说，李墨云在当时持家有功。但是这位麻雀变凤凰的少妇，对权力和金钱的欲望越来越膨胀。1949年到台湾后，溥心实际在经济上彻底被李墨云控制了，她掌握了溥心全部的书画用印。这逼得溥心不得不隔三岔五地暗自在朋友家作画，钤上由学生帮助刻的印章，以应答社交所需。

《瓶花水月定中禅》 溥心畲

也许，看尽世态炎凉的一代王孙，认命了吧。他深知自己不食人间烟火，却生逢乱世，又遇人不淑。一介老书生，只知画画写字，供养烟云，没有自我料理能力。君子奈何？只好忍气吞声，息事宁人。老大徒伤悲的溥心，晚年天天盘膝作画写字，人生悲欢离合都化为笔底风雨。这种难堪，甚或是不堪，在他1955年从日本回到台湾后，更加沉重。抑郁、无望、落魄的溥心，8年后患上鼻咽癌，68岁在台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