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豆子

《落脚城市》是加拿大作家道格·桑德斯的纪实文学作品，桑德斯走遍世界各地之后，针对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的现象写成了本书。

桑德斯成长于移民城市—多伦多，自学生时代起就在一个由广东、河南、江西和福建人组成的“落脚城市”居住多年。他的房东就是一位中国人，那段岁月令他熟悉了移民社区的经济和居住者与原来乡村的关系。也是从那时开始，桑德斯就养成一种观察城市的习惯。后来他从事新闻工作，成为作家，四处的迁徙和游历让他走访了全球五大洲20多个国家与地区，每到一处，便会本能地眯起眼睛探寻城市的内部。从重庆的“六公里”，到孟买和德黑兰的边缘；从圣保罗与墨西哥城的山坡地，到巴黎、阿姆斯特丹与洛杉矶的各种社区。他不会止步于繁华城市的繁华地段，而是搭乘地铁或电车到终点站，或是深入市中心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细细观察面前延伸的空间，忙碌拥挤、凌乱丑陋、环境恶劣，种种规划皆是临时拼凑而成的。这些地方不甚体面，但却令他着迷。这种近乎习惯性的探寻和观察，成为后来他写作《落脚城市》的最基本动因。与此同时，桑德斯发现这些落脚于城市的移民，都执着于他们想象中的城市中心，并在世界各地造就了极为相似的都会空间。

所谓“落脚”，指的就是新移民进入城市后的登陆之所，城市的新移民大部分来自乡村。“落脚”好似在形容“一只鸟停留在枝头，但你明白它很快就会再次飞走”的过程，短暂、仓促、临时，也是书中所形容的“落脚城市”的特点。在世界各地，对“落脚城市”有着不同的名称：在发展中国家，它更多地被称为“城中村”；在富裕的发达国家则被叫作“移民社区”“少数民族聚居区”“中国城”“小印度”“都会贫民窟”等。根据桑德斯的调查，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正在经历从乡村到城市的最后大迁移，尤其是自2010年中期以来，超过50%的世界人口成为城市居住者：“我们都是被城市化的一员，我们回不去故乡，也离不开城市。”

在为《落脚城市》进行采访和调查的过程中，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调查让桑德斯记忆犹新。那里的贫民窟都被充当代理政府的帮派控制着。为了进入到一些贫民窟，桑德斯必须要提前拜托“中间人”跟帮派联系，被一群手持AK-47步枪的14岁男孩搜身后才能进入贫民窟。“那里住的每个人都佩有手枪或步枪，街道旁的桌子上明目张胆地堆满了砖块状的可卡因，被武装严实的青少年把守着。虽然住在那里的人们对我很友好，但是我还是觉得心惊胆战。”桑德斯回忆道。

《落脚城市》也写到了中国，桑德斯甚至将重庆六公里村的故事作为全书开篇。桑德斯在接受采访时曾提到，开篇对于“落脚城市”概念的引入和诠释非常重要。因此，他花了大量时间做调查研究，最终选择六公里村。“六公里村的每个人都有故事，甚至包括那些本来就住在那里的居民。这可能是整本书中最生动和富有启迪性的部分。”桑德斯表示。《落脚城市》以重庆六公里村为开篇，以英国伦敦的社区收尾，以展示在中国的一个贫穷山村和英国大城市里的移民区域有着相同的经济和文化面貌，值得读者深思与回味。此外，桑德斯还调查了位于深圳的“城中村”，而借由这本书，我们也许能够了解自己正在亲历多么巨大的变迁。

“落脚城市和其他都会地区有着极为鲜明的差异，不只因为这里住的都是外来的乡村人口，也不只因为这里的市容充满了临时拼凑的色彩，总是变化不休，而是因为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间住家和每一个工作场所，都不断联系着两个方向。一方面，落脚城市与来源地乡村保持长久而紧密的关系，人员、金钱与知识的往返流通不曾止息，从而使得下一波的村民迁徙活动得以发生，也让村里的老年人得以照顾，年轻人得以教育，村庄本身得以拥有建设发展所需的资金。另一方面，落脚城市也和既有城市具有重要而深切的联系：其政治体制、商业关系、社会网络与买卖交易等一个个的立足点，目的在于让来自乡村的新进人口能够在主流社会的边缘站定脚步—不论这样的立足有多么如履薄冰—从而谋取机会把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推向都市核心，以求获得社会的接纳，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六公里生产许多产品，贩卖许多产品，也容纳了许多人口，但许许多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活动，都有着一项核心的目标，一个共同的使命。‘六公里’是一座落脚城市。在城市的外围地区，这里就是新的世界中心。”

—《落脚城市》 六公里，中国

“身处异乡望故乡，不觉故乡变他乡。”这是生于“80后”的“北上广深漂流一族”最深刻的感受，也是笔者现在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奋斗打拼的城市还未被认作故乡，而远方的故乡却早已不是童年嬉戏的那个所在。